反细菌战不是一场虚惊——质疑《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作者：豫民

《YH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发表了一篇据称是原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同志的遗作——《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似乎给一些惯于替美国说话的人士打了一针强心剂，甚至有人以为朝鲜战争中美军曾实施细菌战这樁历史公案可以盖棺论定了。

然而，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不能不使人怀疑。

首先，如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坚持唯物史观 历史不容篡改 ——质疑<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所质疑的：此文末署写于1997年，当时所涉及的最重要人物、吴之理的顶头上司、志愿军副司令、后勤部司令员，参加了抗美援朝全过程的洪学智同志尚健在，为什么那时不公开发表？如果文中所言确为“事实”，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洪学智当面对质，为什么非等到洪学智逝世后才拿出来？

而且，1995年5月16日，洪学智曾经第三次来丹东视察抗美援朝纪念馆，对整个陈列内容看得非常认真、仔细，不时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修改意见。其中，对《粉碎敌人细菌战》这一单元展出的大量历史照片、实物以及文字说明，也看得仔细认真。如果真如《虚惊》所说，洪学智当年就已经在周总理面前承认对细菌战证物“作了手脚”，而且当面听到了总理指示， “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那么，洪学智就应该而且有权提出撤掉这一单元的陈列。可是，洪学智没有否定这段历史，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让其照样对外公开展出。洪学智视察之后，在有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军区主要领导及建馆指挥部、纪念馆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还发表了一段讲话：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我对这段历史全都了解，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细节我全都清楚。现在我还活着，有人不敢瞎说乱说；等我死了，有人就会胡说八道，胡编滥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历史，这是决不允许的！”】

他的话好像不幸而言中，《虚惊》在洪学智去世后竟然说他承认对细菌战证据“做了手脚”，这是对他党性的亵渎，人格的侮辱，声誉的损害[1]。

其次，我们就此还可进一步质疑：吴之理同志2008年逝世，为什么文章写成后11年间都不发表，而等到其去世5年后的2013年才发表？此时距细菌战发生已经60多年，不仅涉及的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早已逝世，就连黄克诚、邓华（志愿军副司令兼防疫办公室主任）、洪学智、吴瑞林（志愿军42军军长）、贺诚（主持国家卫生部工作的副部长兼中央军委卫生部长）、朱直光（志愿军卫生部第一副部长）、陈文贵（志愿军卫生部顾问、检验队长）、李哲范（卫生防疫队长）等均已去世，即使亲自发现美军投撒带菌媒介物的见证人，也罕有在世者。可以说，不仅《虚惊》所述“事实”的真伪，已“死无对证”，即使文章本身的可信度也无法与作者求证了。

其三，《虚惊》对美军投撒物的描述轻描淡写，与当时见证人及文献记载严重不符。《在朝鲜的各国记者报道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经过的联合声明》（1952年3月28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1952年3月31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撒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1952年4月25日）等，对发现美军投撒细菌媒介物的过程都作了清晰准确的记述。大家所熟知的《志愿军一日》也收录的战士陆树民、秦祖楙、张玉山、刘庆岐、孙建华等所亲见亲历的美军投撒细菌弹的记述。这些指战员，无意间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所以多少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为了使我们多少能感受一点66年前朝鲜战地的情景，除了上列记述之外，再举一些有关文献记载和回忆录——

最早发现美军投撒细菌媒介物的是志愿军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工作总结》附件一《对平康郡驻地敌投带菌昆虫的调查报告》记载：

【1952年1月28日早晨有敌机1架出现於平康郡我42军驻地一带上空，盘旋2—3次后向南方飞去，……当地驻军战士李广福外出执行任务时，於美机飞过的金谷里山洞一带山坡雪地上发现蝇、蚤与类似蜘蛛的昆虫，一片片分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李广福随即将这一情况向行政领导作了报告。卫生员张卓新去现场采集了部分昆虫标本送至团卫生队长任克模处。当日17时许，任队长为查明事实，与张卓新赴现场调查，证实该地区确有大量上述昆虫。当地居民都说过去该地区冬季没有见过这样多昆虫在雪地上。】

经过昆虫学检查，这些昆虫为黑蝇（Hylemyssp·,~Anthomyiidae）、人蚤(Pulex irritans)、红螨(Trombictl·1a akamushi)。经朝鲜人民军军医局卫生防疫队实验室检验，蚤带有鼠疫杆菌；蝇带有典型霍乱弧菌；红螨体内未找到病原菌[2]。

志愿军897部队、朝鲜平安北道富丰车站军运调车员马玉山在《火烧细菌弹》的回忆文章中说：

【一天我看见空中飞来一架飞机，投下几个不明物，上面还有一个降落伞，晃晃摇摇地往下飘落，我看后可疑，忙跑过去，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从弹壳里，爬出来的是许多苍蝇、蚊子、老鼠还有一些小虫子，壳上印有“USA”的标志。我想这不是细菌弹吗？……我马上向上级报告，随即我和朝鲜人民军乘坐汽车带上汽油，穿上防护服装，到达投下细菌弹的地方，用汽油烧毁了细菌弹，防止了细菌扩散及传染，……[3]】

志愿军第47军141师山炮营3连战士贾绍淝、李文汉《反细菌战亲历记》记述道：

【1951年冬，……我们所在的山炮营3连住在石田里三井洞。1952年元旦刚过，白皑皑的冰雪还覆盖着朝鲜大地，有一天天还没亮，忽然听到敌机声，由远而近，直向我连驻地飞来。连长牛万祥立即命令大家转移到防空洞隐蔽。敌机在驻地附近上空盘旋几圈，俯冲下来，扔下几枚炸弹以后，怆惶逃走了。这些炸弹落地以后，爆炸声音格外低沉，引起大家的诧异。天亮以后，我们在驻地后山搜索，发现几块一炸两瓣的弹壳，形状有点像现在的液化气钢瓶，弹体里面分成四个格子，我们就知道是细菌弹。这几个格子是分别容纳各种不同带菌体的。弹壳周围，尽是些苍蝇和昆虫。大概是因为天气冷，不怎么能飞，爬的也很慢，有的昆虫在当地未曾见过……弹壳外面有英文字，当时我们连有个大学生，他一眼就认出，这是美国制细菌弹的标记[4]。】

志愿军第20军文工团战士蓝翔，在《经历烽火硝烟的志愿军“预防注射证”》一文中说：

【笔者亲眼目睹,美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并不爆炸,每枚约一公尺高的薄铁皮特制炸弹,落地后铁门可自动打开,这时由美军培养的携带病菌的苍蝇蚊子和老鼠纷纷从弹内逃出,同时还有藏着大量病菌的有毒羽毛花絮等四处飞散、毒害人畜[5]。】

志愿军摄影员兰泉在《朝鲜孩子发现的细菌弹》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美军在朝鲜洗浦郡秋田里投下的细菌弹：

【只见草地上有—个三市尺高、直径半市尺粗的大弹壳，里面装满了死老鼠。……卫生队开始消毒，井架起柴堆，生起火；我立即给现场拍照。我拍摄了当地的环境：在草地上放着的细菌弹壳，乱七八糟的躺着的死老鼠。还拍摄了正进行扑灭工作的卫生队生队[6]。】

志愿军第27军81师政治部骑兵通讯员何世长在《朝鲜战场反细菌战亲历记》中记述：

【1952年1月，几架美国军用飞机，在我方阵地来回低飞后，有志愿军战士发现，雪地上有一片片黑鸦鸦的东西， 原来是成群的苍蝇、 跳蚤、 蜘蛛。师首长接报告后命令何世长骑马前去观察。“我接到命令后， 立即骑上马背， 前去察看。 咦！ 还有一袋老鼠， 在袋里跳动着， 我看了后， 立即向师首长报告证实了此事。 师首长迅速向军首长报告…… ”[7]】

志愿军炮兵第7师20团测绘员曹景馥和方元，给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所写的证言：

【四月二十三日吃过早饭，我和方元去庄子山一个山沟扛前一天砍好的搭防空洞的木头。先抬了两次。当我们第三次到前—天最后砍木头的地方坐下来休息闲谈时(大约十点钟左右) ，无意中发现右鞋上有两个小黑虫子在爬。仔细看看是跳蚤，随又在裤腿上发现四、五个跳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跳蚤呢?昨天在这里工作亦没有看到。于是我们很快跑开在一块石头上把衣服脱下来弄干净了，就回去报告张明矩军医。以后我们同去侦察，……由我最初发现跳蚤的地方往下走，……大约走有二十米左右，看到—块比较颜色有些发黑的地方，一步踏进去后就看到裤腿上马上跳上了很多跳蚤。我急忙退了回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在我裤腿上捉了三、四十个作标本。我们又仔细看那块跳蚤密集的地方估计了一下约有三、四平方米样子。随后我们又回去叫了二名同志带了三桶汽油洒在地上加上松枝点火烧。整个跳蚤区域约三O公尺长，一O公尺宽。那天的早上四点钟左右有一架美军飞机盘旋了约十分钟，飞机声音很响[8]。】

上列事例，只是美军投撒细菌媒介物的一小部分。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工作总结》，从1952年1月28日至6月3l日，全军各单位报告发现敌投细菌媒介有656次之多。“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报告则指出，从1952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止，美军在朝鲜各地撒布细菌媒介物804次[9]。同时在中国东北等地，群众也发现美机撒布此类物品，包括多种带毒的昆虫、老鼠、兔子、鸟类、鱼、死猪，蛇，以及树叶、树枝、豆杆、豆荚、棉花、鸡毛、食品等。美军使用的细菌容器、投撒方法、所带菌类和引发的传染病等等，《在朝鲜的各国记者报道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经过的联合声明》（1952年3月28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1952年3月31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1952年4月2日）、《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1952年9月16日）都有较详记载。

如前文所述，当时志愿军指战员所发现的物品，之所以怀疑其为带菌媒介，主要根据是：1.均和美军飞机相关，或是在美机盘旋后，或是直接看见美机的投撒；2.昆虫群都是密集的，分布在相当大面积，与居民点有一定距离，有时是几种昆虫混杂在一起，朝鲜群众认为这种现象从未见过；3.在严冬天气反常出现的。但是，《虚惊》却淡化了这些和美军飞机的关联，把反常现象说成“冬季雪地自然现象”，“至于苍蝇，几乎家家灶前灶后都有，它们可随时飞到门口雪地上”！这不等于说，千百指战员和中朝群众都成了捕风捉影的神经病！

又如，前述曹景馥和方元发现美机所投撒的跳蚤区域是在山沟里，经过防疫人员考察，其密集区有三四平方米，整个跳蚤区有几十平方米，距离道路和最近的居人处有一百多米远。附近无兽穴，也无居民所养的狗、猫，因此断定绝非自然发生的，唯一来源是美机投撒的。但《虚惊》却说，曹景馥和方元撒了谎，“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 和曹景馥茅常识的人都可知道，即使有个小茅屋，就能造成如此之大的跳蚤密集区？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工作总结》及其“附件”，和国际科学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附件二十”，这些在雪地反常出现的大量跳蚤，当时经昆虫学鉴定，有的是“人蚤”，（1952,1,28；2月11日；4月23日），有的是“雪蚤”（黑跳虫，1952年2月12日）。作昆虫学鉴定的都是当时著名的专家，又经过调查团科学家严格审查。但现在《虚惊》却说都是“雪蚤”，以便说成是“自然现象”。难道作者忘记了，在国际科学家委员会调查报告的附件二十《美军飞机散佈染有鼠疫杆菌人蚤的报告》的证件三《昆虫学鉴定报告》，是昆虫学家何琦毫无疑义地签字，确定1952年4月23日曹景馥和方元发现的为人蚤！

其四，关于美军所投细菌媒介物的容器，《虚惊》的辩解也毫无道理。美军的“细菌弹”有多种样式，最常用的是一种“四格型”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撒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1952年4月25日），对此有清楚的描述：

【其中一类最常见的，是四格的昆虫弹。这种炸弹长一百三十七公分（连弹尾)，直径三十六·四公分，由两半构成，里面分成四格，弹壳用钢皮制成，厚只O·一五公分，炸开后分成完整的两半。这样的弹秃，美取曾用以散传单。但是近来拣到的这种炸弹，落下后附近并没有传单，周围却发现有讲多昆虫。这种炸弹弹皮外面却写有“空的”(EMPTY)字样。美军投在辽东省长白县的“四格弹”，形状大小与之相同，弹面有"EMPTY”,“BOMB LEAFLET”,“500LB”，引信上有“U S TIME”字样。】

《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专设一节“容器或炸弹的种类”,也对这种四格型弹进行了测量，给出了各种数据，和众多见证人所描述的形状、大小、结构相同。《报告》并说明，这种“不爆炸的炸弹”名为投撒传单的宣传弹，但多用作细菌弹。

上述两个“调查报告”，当时都指出，美国官方辩称这种四格型弹是“宣传品炸弹”，然而美联社1952年4月5日的一则报道，已经揭穿了其谎言：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赛克斯，在听取了美国化学兵团司令布伦的秘密作证以后公开对报界说：

【“（布伦承认）在敌人的领土上散播细菌的工具是简单的，……如目前用以投掷宣传传单的容器。”】

几十年后，《虚惊》仍辩称其并非细菌弹。作为亲历者的吴之理同志，为美军作这种辩解，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吗！

其五，《虚惊》对于美军投撒物所带细菌，似乎也轻描淡写。如说，志愿军卫生部检验队从标本中只检验培养出“沙门氏菌之类” 及“炭疽杆菌”，没有“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

但是《虚惊》却没有同时说明：志愿军卫生部检验队只是我方反细菌战检验队伍的一部分，负责检验工作的还有朝鲜政府和人民军的卫生防疫系统，我国北京和东北的卫生防疫、动植物和微生物研究机构，包括各大医学、农业院校的有关科研机构等等。志愿军检验或没有检出的，不等于说没有。

如据1952年2月10日的《对平康郡驻地敌投带菌昆虫的调查报告》记载，1952年1月28日42军所发现的敌投昆虫，就是经朝鲜人民军军医局卫生防疫队实验室检验的，结果是：

【“蚤带有鼠疫杆菌；蝇带有典型霍乱弧菌，红螨体内未找到病原菌。”[2]179。】

美军投到黑龙江甘南的小田鼠，是由我国东北鼠疫防治院（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细菌科兼动物科纪树力、院长崔其盛等负责检验出鼠疫杆菌的 [8]191-192

对曹景馥和方元所发现的人蚤的检验，是由细菌学家陈文贵主持的，他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从5月3日—5月28日进行细菌检验、培养、动物实验的每一个步骤，结论是：

【“从人蚤标本中检查出鼠疫杆菌”[8]248。】

要知道，这位陈文贵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率队赴常德调查日军散播鼠疫的罪行。在朝鲜，他把对人蚤的检验结果，与日军在常德使用同样的媒介联系起来，为揭露美国政府保护、利用日本731战犯，为其进行新的细菌战服务的黑幕提供了有力证据。我们很难设想，这样一位科学家，会像《虚惊》所说，编造虚假报告。

其六，《虚惊》说，1952年6-8月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的苏联茹科夫院士，

【“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细菌战写进去。”】

这段话也不符合史实。我国政府、领导人并没有“不再提此事”，而是一直谴责、抨击美国细菌战行径的。现仅举几例：

1952年11月——1953年3月，我国组织了赴欧洲的反细菌战展览会。出发前，周总理接见其中专家组，作了指示。展览团活动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并不存在中途被召回的记载[10]

1953年9月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金日成并告中国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及战俘管理处，指出：

【“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11]】

1953年9月12日 ，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说：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12]】

在同一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告》，其中说：

【“美国侵略军违背人道，破坏国际公约，竟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但也被我们所彻底粉碎。”[13]】

从1952年9月16日，到1953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美俘关于实施细菌战的供词：奥尼尔、克尼斯（1952-9-16 ），许威布尔（1953—2--24，53—2-25），布莱（1953—2—26），爱文斯（1953-11-13），马胡林（1953-11-14），奥斯本（1953-11-15），华伦（1953-11-16 ），萨梦逊、汉麦、史托尔、福恩斯（1953-11--17），克尔 、爱利斯（1953-11-18），瓦斯（1953-11-19），弗立克（1953-11-20），马丁、耿诺、潘尼、鲁利、勃鲁克斯、郝庆斯、勒尔（1953-11-22）[14]。

1953年12月6日，《周恩来外长谴责八届联大诬蔑朝中人民部队的非法决议的声明》之三：

【“在朝鲜战争中，肆意破坏国际法准则和人道标准的，恰恰就是美国侵略者自己。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是美国军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和中国东北境内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15]】

195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目前朝鲜的严重局势》，其中说：

【“联合国大会自甘放弃职责，……对于美国罄竹难书的虐杀战俘和平民及进行细菌战等罪行，竟然毫不加以谴责；……”[16]】

可见，“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的中央精神是不存在的，后来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著作都记载、揭露美军细菌战的罪行，并不是“下面编书人”不了解中央精神，而是遵照历史事实。

附带说明，《虚惊》附记还提到，比利时一教授文章称，

【“俄国公布了前苏联档案。苏共中央1952年秋，同一天给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主席发了电报，称美军并未进行细菌战，你们是一场虚惊”】

等等。

所指可能即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的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份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其主要内容是：1953年4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提交一份备忘录称，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52年3月苏联派到朝鲜的几位官员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呈送的报告，指控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前，伪造疫区，伪造了被传染的人员，编织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贝利亚认定，伊格纳季耶夫蓄意扣押了这些报告，使得苏联被误导而支持了中朝政府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做进一步调查。由此，苏共中央先后对拉佐瓦耶夫、伊格纳季耶夫等作出严厉处分；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将这一变化通知中国和朝鲜；而贝利亚则重新执掌国家安全部门的大权。

上述“抄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关注，被西方一些人几乎当做否定美军细菌战的有力证据。

然而认真分析这所谓“抄件”，其可信度却值得怀疑。我国学者齐德学、曲爱国、孟涛等，都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这些从俄国某学者个人手中辗转抄来的“手抄件”，并非原始文献，还是“摘抄”而不是全文照录，其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甚至连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也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而且，贝利亚提供这“备忘录”之时，正值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刻。贝利亚的举动，使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贝利亚自己重掌安全部，但是20多天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又将贝利亚逮捕并处死，指责其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证、制造一系列所谓的“反党集团”冤案。伊格纳季耶夫则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恢复了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因此这些“抄件”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17]。

这12份档案抄件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得到我国档案文献的证实。退一万步说，即使如“抄件”指责朝鲜方面对“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伪造了个别假证，和中国反细菌战的决策也基本没有关系[18]。因为我国反细菌战决策是依据志愿军战士和东北地区群众的发现而做出的，这些证据是永远推不翻的。即使如“抄件”所显示，1953年5月11日，苏联大使等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但毛主席当场就以外交语言策略地给驳了回去[19]。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