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谢大卫

编者按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推出的"文明与对话"栏目，旨在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在本篇文章中，谢大卫认为，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作者/ 谢大卫[David.L.Jeffrey]，美国贝勒大学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4期，7-10页

五四运动时期所排斥的儒学似乎并不等同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新儒家在二战前已被提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儒学被抨击为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成型，在21世纪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演绎和重塑，把儒学当作一个统一的思想实体已变得不可能。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基督教身上。耶稣没有写书，甚至没有编辑整理他之前的犹太教书籍。他的思想，乃是他的学生的口头阐述，而这些又被解释并由四福音的作者们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基督教源于西亚，但西亚文化也许仅仅对于理解亚洲思维的一些因素以及耶稣教导的习俗方面起部分作用。至于欧洲和美国，融合(syncretism)是一个因素。可以说，中国基督教的独特风格部分是受到了儒学和道家的影响，同时，似乎是非常深远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严格地说，耶稣和孔子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伦理，才是他们密切关注的，并在他们的思想中处于首要地位。耶稣和孔子经常受到比较的伦理观点是他们各自有关“黄金规则”的论述：对孔子而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对耶稣而言，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圣经·路加福音》6：31)。耶稣积极意义上的规则与孔子消极意义上的规则，以箴言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实质。在深层意义上，这两个规则展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也因此表明了在他们各自的语境中关于人们如何认识智慧的终极本质上的不同。

《论语·卫灵公》中，这一原则被重申，表明“恕”(reciprocity)的合乎礼仪性。这一“恕”规则的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对和谐的关怀，这一和谐构成深思熟虑的自我利益的基础。孔子所要表达的对“善行”的追求，正是古希腊学者所谓的“eudaimonia”，远远超出了那隐晦的黄金规则所涵盖的范围。曾参用“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的“道”(《论语·里仁》)。这已足够说明他思想的鲜明特点是一种社会智慧，一个互相负有责任的礼仪(decorum)，在这种礼仪中，善的行为造就好的品德，这不仅是箴言，更是一种习惯性的和人所需要践行的实践。它是一种适用于王侯、君子和学者的政治智慧。

类似说法，耶稣是给他的门徒说的，他的门徒不是王侯，而是在那些通常是骄横的王侯统治下、没有任何门路进入上层的农民。他们被这样训导，“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路加福音》6：27-28)，当“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路加福音》6：29-30)。这显然不是一个规范的政治建议，亦非耶稣提供给统治者(他很少关注的一个阶层)的智慧。在这里，黄金规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恕”或者相互看顾。恰恰是通过这样的行为，他的弟子们才能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因为至高者同样也是“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6：35)。对于耶稣而言，“爱人如己”，“他人”中包含着敌人。因此，这两个看似相似的规则，深深植根于各自的社会结构以及伦理环境中。一种是通过对政治的仁的张扬来提倡社会的和谐，另一种是提倡与“至高者”(或如孔子所言之“天命”)的和谐，它是通过对压迫者的顺从甚至主动地对之仁慈这样的一种哲学的张扬而达到的。通过相互的了解和同情，这两种智慧的传统是能够得到相互提升的。

基督教中用于描述自我奉献的“爱”(agape/agapetos)通常指一种强烈的、有时是全心的爱，而儒学中的核心概念“仁”是一个基于团体的概念，来源于人们对自己氏族的忠和孝，它通常是指一种淡定，虽然它也崇尚那种人生的期冀都达到后的处之泰然的状态。

《论语》中“仁”的美德由有价值的或“幸福的”人生所构成。一个道德的、雄辩的“君子”仍有可能缺乏“仁”(goodness)的品质。“仁”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心灵品质或者存在状态，用以与对仁的追求区别开来。实现仁对于年轻的统治者而言是一个激励，他们伴随着接近仁而成长，逐渐会成为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仁会在热爱它的人的行动中，而非言语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孔子的黄金规则是一个人行为端正地践行这一德性生活的结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爱与仁的关系在耶稣的教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使徒约翰所说，他的楷模式的德行，本身就是对“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16)的一种证明。人的善的生活就是与上帝在创造中所表达出来的善保持和谐一致，对上帝的“福”(goodness)的感激使得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善得以可能的条件(《诗篇》122：9，128：5；《箴言》19：8；《传道书》3：12-13)。“上帝是善的”是《诗篇》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诗篇》100：5；106：1；107：1；118：1)，对于人而言的“善”被认为与上帝或“至善”有某种和谐的呼应关系。在《旧约》中，它不仅包括对律法的遵从，还指按照上帝的福的见证而进行的生命的实践：“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8)

耶稣在具体的社会维度，扩大了“爱”(agape)和“福”的内涵。在世俗事务中忽视耶稣所称的“天国的财宝”是愚蠢的，“天国的财宝”是对善的敬重行为的神圣的认同。忽视把自己富足的财产分给贫困的人这一责任，既是对“仁”(benevolence)的违背，也是对践行共同的善的疏忽(《路加福音》12：15-21)。耶稣强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15)，这里谴责的并不是财主的财富，而是他对财富的敬拜和对上帝的忽视。

区分开世俗的财物(goods)与真正的善(Good)，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善行”(beatitudes)或者在《路加福音》中所说的关于“善行”(good life)的语句了。“有福了”(blessed)这个词语在希腊语中是“makarios/makariotes”，在古典希腊文本语境中，它的涵义近于“幸福”(happiness)，甚至表示与神和谐相处，达至一种客观的“幸福生活”或曰“善行”(good life，eudaimonia)。但《新约》则认为：谁是有福的？穷人。因为上帝的国是他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路加福音》6：21-22)不是悲伤于他们被压迫的处境，而是应该为之喜悦，因为通过对精神而非物质上的善的追求，他们将获得永恒的奖赏。与路加福音中的“四福”对应的是“四祸”，它们属于希腊语所称的“kakodaimonia”，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祸却接近于世俗标准中的“幸福生活”，至少在希腊化时期的大多数的《路加福音》的读者这样理解。耶稣对穷人的关注，也许是他的伦理道德中最特别的部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而非孔子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孔子认为：“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按照耶稣的说法，来源于善的智慧要求爱穷人，如同《论语》中一定语境下的仁，这种智慧要求它必须成为普世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或者民族。至此，有这样一组近似的对比：孔子要求“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这一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善”(beatitudes)，但由于缺少命运的最终倒转——天国的奖赏这个维度，它表现的是对社会现状接受的态度。

正如孔子和耶稣所做的那样，在个人的生活或者行为中寻求善，关联性(relational)这一因素不能被忽略。或许正如An Yanming所言，儒学把关联性压缩为家庭中的爱，它是如此排外以至于“让父亲把给予他自己的孩子的爱同样地给予其他家庭的孩子，是没有任何自然根基的”，这种阶层式、家长式的特点使儒学不能完全与基督教或者任何注重普世性的文化形式相比较。这里耶稣的教导是一个警醒：一个人要追求天国(他用来描述善的高层次的概念)应该抛弃他的家庭(《路加福音》14：26)。正如Pilgrim W.K.Lo所指出的，“国家”(the state)这一概念在汉语中由“国”(land)与“家”(family)组成，而“上帝之家”(family of God)这个更为普世的概念，来源于耶稣所教导的“上帝是我们共同的父”，它也许能帮助我们避开对不太人性化的国家利益的追求，从而更倾向于去满足那构成国家和一个更为广阔世界的人们的需要。

同耶稣一样，孔子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天的道德规则的强烈的信仰。对现在的儒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而言，部分问题在于，近来家庭作为一个更大社团的根基这一观念已经淡薄，儒学在这一点上需要更正。

中国古代宗教有一个关于“仁”的神圣来源的一神论概念。Clark认为，这一神圣的概念后来变得比儒学中的“天”更富人性和更缺乏抽象性。在基督教中，随着《旧约》的展开，人性的因素进一步增强。Swidler等学者认为“作为具体的人的拿撒勒的耶稣”是这一进程的顶点，而这正是吸引“在第三个千年的中国”的地方。同样，孔子也吸引着受耶稣影响的西方人，他们积极关注孔子的智慧以及孔子对仁的不懈追求。对于信奉儒学以及那些皈依耶稣的人们相互尊重而言，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希望这篇文章在没有充分夸大相互联系和相互启发的情况下，能为此提供一些思路。要实现“求同存异”，需要我们展现以耶稣为榜样的超越的爱，同时还要努力成为君子。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相互尊重之路成为君子，那么在我们这个地球村中，它将会结出累累硕果。

冯传涛 译 李 梅 摘编

原标题：《[美]谢大卫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