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卡《在流放地》与王小波《万寿寺》中的刑法 读懂一派文学
卡夫卡笔下有一种冷漠的残忍，这种格调在他的《饥饿艺术家》和《在流放地》中表现的十分鲜明。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后来发布了一篇名为《写作的零度》的文章，这种概念后来又催生了一种名为零度写作的文学技法，它指的是在文中进行不带感情的、机械的叙述。从近里说，罗兰·巴特的文章直接受到了当时惊世骇俗的加缪小说《局外人》的影响，在局外人的开篇，加缪写到，“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种叙述格调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局外人不同于俄国小说中的“小人物”、“多余人”，或者郁达夫的“零余人”，这三种人物其实包含了作者的热情，而“局外人”则是冷冰冰的，是存在主义的英雄，是机械人格的完美体现。多年后，依然有人用“血管中流淌的不是血，是冰”来评价余华的风格，这可以算作“零度写作”的遥远回想。不过，真要论起来，这种“零度写作”风格首见于卡夫卡，在篇首提到的《饥饿艺术家》以及《在流放地》中都有体现，实际上，如果你对20世纪之后纷繁复杂的种种文学流派闹不清楚的话，只要说“他们都起源于卡夫卡”，就不会出大问题。卡夫卡也是公认的现代文学之父，在近百年来的小说家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回到第一句话，卡夫卡笔下有一种冷漠的残忍，所谓冷漠的残忍，不是说他描写的事物多惊世骇俗——那些最惊世骇俗地描写都在通俗小说中——而在于他描写的方法，冷漠，以及由冷漠产生的残忍感。请看下面的描写。
他对着旅行家的耳朵大声嚷道：“您明白整个过程吗？‘耙子’开始写字啦；等犯人背上第一轮字写完，棉絮层就开始转动，缓缓地把犯人翻到另一侧，好让‘耙子’能在新的地方写字。这时，因写字而刺破的部位被置于棉絮上，由于棉絮是特制的，可以立刻把血止住，准备好让‘耙子’把写的字再加深。‘耙子’边上的尖角在犯人的身体继续转动时就把伤口上粘着的棉絮撕下来甩进坑里，‘靶子’又可以继续工作了。就这样，‘耙子’在长达十二个小时里把字愈写愈深。头六个钟头里，犯人几乎跟往常一样活着，只是熬着疼痛。两个钟头之后取掉毡团，因为犯人再没有力气喊叫了。‘床’头这儿这个电加热的钵子里盛着热米粥，只要犯人有那个雅兴，可以用舌头舔着吃。从来没有一个人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可是见得够多啦。只是在第六个钟头上犯人才失去了进餐的兴致。然后我就跪在这儿观察着这一幕。最后一口粥犯人很少咽下去，只是在嘴里倒来倒去，就吐到坑里去了。这时候我得赶紧缩下身子，不然的话，那一口脏物就会啐到我脸上。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
“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至此，法庭处决完毕，然后我们，我和士兵，将他黄土一掩了事。”
上面描写的是流放地一台奇异的刑罚机器，这篇短篇小说我是在十多年前看的，具体的细节都忘记了，但上面描写的那个场景我却一直记得。每次想起，就觉得身上一阵阴冷。而且我清晰地记得描写的语调，如此地淡然，甚至有种热情，这种热情是卡夫卡在本篇中区别于零度写作的标志，但也由此，他又开启一种“黑色幽默”，一种荒诞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登峰造极。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在流放地》中的一段描写。
旅行家朝犯人瞥了一眼；只见在军官指他的时候他垂着头，好像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要听出点什么。但他那张因双唇紧闭而鼓起来的嘴巴却不停地翕动，明显地暴露了他什么也听不懂。旅行家本来有许多东西要问，见他这样，就只问道：“他知道对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回答说，正想往下继续解说，却给旅行家打断了：“他不知道对自己所做的判决？”“不知道，”军官再次答道，接着顿了一顿，仿佛等待着旅行家对自己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然后说：“告诉他没有必要，他会亲身体验到的。”旅行家本不想再说什么，却感到犯人把目光投向了他，像在问他是否能赞同所描述的司法程序。于是抬起本已后仰的身子向前探了探，又问道：“他毕竟是判了刑的，这一点他总该知道吧？”“也不知道，”军官说，并且对着旅行家微笑，似乎他现在期待着旅行家把他憋在肚子里的稀奇古怪问题再提一些出来。“不知道？”旅行家说着在额头上揩了一把，“就是说这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辩护顶不顶事了？”“他根本就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机会，”军官说着把目光转向了一边，好像他是给自己说话，不想因为讲这些他自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使对方难堪。
这种理直气壮的荒谬，形成了一种非常浓重的黑色幽默感，推荐大家读一读《第二十二条军规》，你将阅读到一本完全用这种方式写就的书，它会让你笑得脑仁疼，然后陷入深深的绝望。
在十多年前，我读到了王小波的全集，他的风格在当时的中国文坛特立独行，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黑色幽默和零度写作。王小波最出名的作品是《黄金时代》，但他最瑰奇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可以类比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在《青铜时代》的《万寿寺》中，王小波用他那极具个人特色的重复叙事方法讲述了薛嵩和红线的故事，其中讲到了一种刑法，这是这种刑法让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王小波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是杜拉斯等新小说流派代表人物，但他无疑也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谁不是呢？请看王小波描述的奇异刑法，以及他描述的方式。
有一件必须说明的事，就是对于杀人，红线有一点平常心。这是因为原来她住的寨子里，虽不是总杀人，偶尔也要杀上个把。举例来说，她有一个邻居，是三十来岁一个独身男子，喜欢偷别人家的小牛，在山坳里杀了吃掉。这件事败露之后，他被带到酋长面前；因为证据确凿，他也无从辩解，就被判了分尸之刑。于是大家就一道出发，找到林间一片僻静之地。受刑人知道了这是自己的毙命之所，并且再无疑问之后，就进入角色，猛烈地挣扎起来。别人也随之进入角色，一起动手，把他按倒在地，四肢分别拴到四棵拉弯的龙竹上，再把手一松，他就被弹向空中，被绷成了一个平面，与一只飞行中的鼯鼠相似。
此时已经杀完了，大家也要各自回家。但这个人还没死，总要留几个人来陪他。红线因为是近邻，也在被留的人之中。这些被留的人因为百无聊赖，又发现那个绷在空中的人是一张良好的桌子，就决定在他身上打扑克牌。经过受刑者同意，他们就搬来树桩作为凳子，在他身边坐下来。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四家的牌都让他看，他也很自觉地闭着嘴，什么都不说。但是这里并不安静，因为受刑人的四肢在强力牵引之下，身体正逐步解体，他也在可怕的疼痛之中，所以时而响起“剥”的一声。这可能是他的某个骨节被拉脱臼，也可能是他咬碎了一颗牙。不管是什么，大家都不闻不问。
红线坐在他右腿上方，右肋之下。伸手拿牌时，右手碰到了一个直撅撅、圆滚滚、热烘烘的东西。她赶紧道歉道：对不起，不是有意挑逗你！对方则在牙缝里冷静地答道：没关系！我都无所谓！严格地说，那东西并不直，而是弧线形的，头上翘着；也不太圆，是扁的。红线问道：平时你也这样吗？回答是：平时不这样，是抻的——这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猛烈的拉抻中，他的那话儿也会因此变扁。在牌局进行之中，大家往后挪了几次位子，因为他正变扁平，而且慢慢向四周伸展开来。后来他猛然喝道：把牌拿开！快！然后，他肚皮裂开、内脏迸出、血和体液飞溅；幸亏大家听了招呼，否则那副纸牌就不能要了。
这段描写和卡夫卡的描述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受刑者对刑罚听之任之的态度，施刑人对残忍刑罚的漠然甚至是欣赏，在卡夫卡的刑罚中，犯人忍受着针刺之苦，还有心情舔稀粥，王小波的刑罚中更甚，犯人还有心情看牌，而且看牌不语，并且在死亡的瞬间提醒大家，保存了那副纸牌，当然，王小波在这里的个人特色也十分清晰，包括他那种懒散、调侃的写作态度，对性的直白描述，奇异的比喻等等。
如果不了解这种文学的潮流，不了解文学内在的肌理，这段文字就会显得残忍、凶狠、恶趣味，就会感觉比之充满了正能量的心灵鸡汤或者现在流行的爽文大大不如。但是，好的文学之所以异于其他文字，正在于此。不管在描述上还是对时代精神的暗示上，它都直抵内核，不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