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山：清明怀表叔

表叔王举信不是名人，我也没有为人作传的资格。只是因为步入花甲之岁以后，许多亲友的音容笑貌，许多业已流逝的陈年往事，常会无端地闯入我午夜的梦中。如此，便有了泻之笔端的冲动。

细雨伴着柳絮飘洒在窗外的桃花枝头。

清明将近时节，我收到表弟一丁从南国寄来的新作——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印园诗草》。慨叹之余，觉得为他的父亲（讳举信）——我的表叔写点什麼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十二岁那年，我考入黔阳三中，父亲送我去上学。

那时托口到黔城还没通公路，父亲替我挑着行李，步行到江西街，然后转乘木船。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中，东行二十里，船在黔城西门码头靠了岸。

父亲带我报了到，就引我去校园内的俞家窨子见表叔。

一见面才知道原来就是一个月前，临考的前天晚上给我们讲述考场规则的王老师。个子高大的他，相貌英俊，浓眉大眼，腰板挺得笔直，威严却又不失亲和。

简短的寒喧后，父亲因还要步行回托口，便与表叔握手道别。

表叔厚实的大手搁在我肩上，一字一顿地说：

“放心吧，表侄一看便是可造之材。考卷我早看过了”。

带着浓厚磁性的嗓音让我无形中感到一种亲情和信心。

表叔当时教国文和音乐，第一次教我们的歌是《节日圆舞曲》。

我还从没有听过像他那样优美的歌唱，浑厚的共鸣声以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感染着我们这帮孩子初识音乐的心。

听父亲说，解放初土改文工团排演歌剧《白毛女》，表叔扮演杨白劳，甫一上场，一曲《十里风雪》便博得个满堂彩。

多年以后，在洪江市的一次文艺汇演中，他担任教师代表队的领唱。

那是一首川味浓郁的小合唱《好久没到这方来》。表叔把四川民歌那种火辣辣的奔放和乐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一曲缠绵深情的独唱《山中只有藤缠树》，更是赢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表叔唱歌从来不用扩音器，但不管是在礼堂抑或旷野他都唱得一样轻松。

不像时下那些靠唱歌换银子的大牌歌星，离了音响就唱不成歌，而且非得高档进口音响不可。即使这样，还不时爆出以假唱来欺骗观众的丑闻。也难怪他们那么娇嫩！其实这也都是那些追星族们惯坏了的。

表叔的音乐课不光只教唱歌，会作曲的他更注重学生音乐素质的培养。

在每次带领大家欣赏过一张唱片后，他就像在语文课上分析文学作品一样，对每一首歌或器乐曲从内涵到艺术手法，作出详尽的分析。

尤其在欣赏器乐曲时，他为了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更多的是让我们谈自己的想象和体会。

我在后来的作文教学中，常要学生听音乐写文章，便是受了他的启发。

音乐教员本应是生活丰富多彩，个性开朗奔放的。然而在我的印象中，表叔偏不是那种个性张扬的人，除了偶尔转瞬即逝的微笑。

因此同学们都对他充满了莫名的敬畏感。唯一一次的开怀轻松是有一年的除夕晚会。新年团拜后，师生联欢的集体舞《龙舞》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表叔在前面领舞，他一反平日的矜持，帽沿偏在一边，和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全然没有年龄和身份之别带来的的障碍。

就在那一年，学校开始了整风反右，连校长在内的好几个老师都被划为右派。

所有老师都必须接受政治斗争的考验，纷纷投入声讨右派的大批判。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许多原来与那些被划右派关系较好的老师为了表示爱憎分明，竟然争相用最革命的语言出现在大小批判会上。

而表叔从一开始的大鸣大放到后来的反右大批判，都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迫不得已的发言也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保护自己的本能使他幻想以明哲保身又不伤害他人的方法，躲过这场政治灾难。

要来的终究无法躲避。

有人发难：连校长都是右派了，这学校一定还有隐藏更深的幕后操纵者！这人一定更老谋深算，更善于伪装！

校长不是经常喜欢什么事都先征求某某的意见吗？矛头直指表叔。

大会小会，隔离审查，顺藤摸瓜，大胆怀疑，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全校除党团员和刚分来的青年教师外，所有老教师统统被划为一个反革命集团。

工作组和青年教师中的积极分子，把全校折腾了近两个月，搞得一片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表叔以不变应万变，只是把“不积极靠拢党组织，思想改造欠积极，个人主义严重，骄傲自大”等空帽子主动往头上扣，就是死也不承认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集团”。

事情只好不了了之，最后在大礼堂开了个题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腐朽糜烂的生活”的展览，把从表叔和其他老师家中抄出的一些绸缎皮货摆出来公之于众，然后草草收场。

初中三年，虽然父亲把我托付给了表叔，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特意去找他，他也从没有对我有过特殊的关照。

临毕业那年，他被安排做我们的班主任，可是仅两个星期便又另外换了人。

临中考前，突然祸从天降，我的一本不合时宜的习作被校方发现了。

表叔闻讯叫我到他的房中，把我狠狠训了一顿，要我赶快去向校长作检讨，而且要深刻，以争取主动。

说完叹息一声：“都怪我没有把你照管好”。

检讨并不见效。

政治问题无小事，那年中考，我以全地区最高考分和戏剧创作的特长被省艺术学院预科录取，却在最后政审环节被刷了下来。

离校那天，表叔心情复杂地不知对我说什么好，最后只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朝前走吧，路长着呢。”

表叔调往洪江后，我们见面就少了。

文革期间，一生谨慎的他，无可回避地卷入了洪流，运动后期的遭遇自然可想而知。

后来我们两家都分别下放在相隔一百多华里的乡下，各自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只听说他们全家在会同一个未通公路的老山界上一呆就是九年，还节衣缩食起了房子。

桀骜不驯的表叔不得已向残酷的现实屈服了，妥协了。

再会面已是数十年后的事情。

一切都恍如隔世，万语千言，无从说起，唯有一句：“各自珍重。”

表叔今已作古，自然规律，六道轮回，谁也无法逃避。

好在一丁诸表弟均事业有成，足可告慰泉下英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