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和刺猬的故事

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

——阿基罗库斯

狐狸和刺猬的故事。这个话题是这几周一直萦绕于心的主题之一，今天试着用三本书的三个角度（思想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做一个小的梳理，对狐狸刺猬模型做更深入的理解。

这一模型或许并不精确，但是对于观察、认识和理解很多现象还是非常有用的，对于选择和决策也会大有裨益。

《刺猬与狐狸》 以赛亚·柏林，信仰与智力

从《超预测》里看到这个类比，其实是来源于犹太观念史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53）的著作《俄国思想家》中最经典的篇章《刺猬与狐狸》。

他借用2500年前古希腊战士诗人阿基罗库斯留下来的残章中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念差异的论述，区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及其对待世界的态度。

在《刺猬与狐狸》一篇中柏林认为，思想家（知识分子/科学家/……）分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这就是柏林著名的刺猬和狐狸论。

刺猬对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追求普适的理论和解决；而狐狸则体察个体的多样，追求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

比较著名的刺猬有：但丁、柏拉图、卢克来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等。

而托尔斯泰，据伯林说，本性是个狐狸，却自以为是刺猬，并一心追求刺猬的理想。

以赛亚·柏林偏爱狐狸，他常提起的是冷门的“狐狸”们，比如维科、赫尔德等，他认为这些在当代世界已经被遗弃的思想家，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最好实践者。

对托尔斯泰，以赛亚·柏林有与世俗不同的观点。

托尔斯泰被人们诟病的是“历史观浅薄”或者是智力上欠缺，但柏林认为一个终生迷恋历史，大量阅读和研究历史的人，一个对社会体察入微并写出巨著的人，不可能是历史白痴。

而托尔斯泰一生热情寻求知识，试图给我们所能获得的知识划出界限，并且猛烈攻击人类的自大，特别是只凭极少的知识就盲目地以为能够知道一切的自大。

这是他本性“狐狸”一面的体现，他“知道很多”，但正如知识的圆圈比喻一样，知道地越多，就越看到自己所知道的有多么“少”。

柏林认为，托尔斯泰的内心一直追求着刺猬理想，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善，一个永恒的终极的真理。

这个真理不可言说，就像维特根斯坦早期说逻辑，认为只能通过命题得到呈现而不能被直接言说；就像基督教那里，上帝不能被人类的语言描述。

这是给他引来各种遗憾、不齿等目光的决定论的根本缘由。

一元论是人的本性，世间追求刺猬理想的人是大多数。

黑格尔已经抓住了二元性，却依然扣上一个统一的大帽子。

我们也很难接受模糊的灰色地带或者说”双重道德标准”，我们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消除所有的冲突和矛盾——人难免需要有一个信仰支撑。

有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真理的认识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如说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如何探索真理、获得何种真理。

所以，凡所被看见的，都是我们选择看见的。

只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多元的，冲突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足够真诚，似乎就无法否认这一点，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认识到“一切并不圆满”。

以赛亚·柏林用俄狄浦斯比喻托尔斯泰——他自我驱逐，并自愿将自己的眼睛弄瞎——这是浪漫主义理念下最深刻而高贵的悲剧：抗拒内在的命运，自我抗拒。

《超预测》菲利普·泰洛克，长着蜻蜓复眼的狐狸

菲利普·泰洛克喜欢这个比喻，他认为这捕捉到了深埋在他数据中的某种东西，并且赋予了新的含义：刺猬型的专家怀抱大理念，狐狸型的专家则更注重兼收并蓄。

他用了拉里·库德洛的表现来举例，生动地给刺猬型专家戴上了一幅眼镜——他认为，刺猬的大理念就是一副眼镜，当他要尝试看清未来时就会一遍一遍地运用大理念作为指导，他始终戴着这副眼镜，看任何事物都会通过它。

这是一副被涂成绿色的眼镜，就像绿野仙踪里所有前往翡翠城的访客都被要求戴的那种，童话中的翡翠城甚至不是用翡翠修建而成，这只是人们的想象——因为有了这副绿色的眼镜。

泰洛克认为，有色眼镜也许会提高刺猬的自信，但对准确性却毫无帮助。

刺猬看不到更多的信息，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绿色的。

但人们喜欢刺猬，因为他看起来信心满满，并且可以从特定的视角进行分析，罗列出看似无可挑剔的一堆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正确，却从来不考虑其他视角，对令人烦恼的质疑和他人的告诫毫不理会。

他会坚定地告诉人们，某事肯定会或者绝对不会发生。

这让很多受众感到满意。——任何接收过媒体培训的人都知道，第一条规则就是“内容要简单，傻子都能看懂。”

而狐狸则正好相反，他们经常用的语言是“也许”，“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甚至试图从尽量更多的角度去分析，因此很难获得受众的满意。

但是泰洛克认为，这样的预测才是好的预测，至关重要的预测。

在超预测里我比较喜欢的篇章之一是《蜻蜓的复眼》里猜数字的故事，小时候每当要猜测和竞赛的时候我都曾经试图做过这样的演算，很遗憾后来因为知晓其复杂程度而放弃进一步探求，而泰洛克的分析清晰有力。

在这一章当中泰洛克提出了“长着蜻蜓复眼的狐狸”的说法，非常有意思，他要说明的一点是“狐狸的预见能力强于戴着绿光眼镜的刺猬的关键原因是，狐狸集合各种视角。”

不过集合视角的过程不会自然发生，我们总是赞成一种观点而不考虑其他视角，甚至即使事实已经证明应该更换视角，我们依然固执己见，努力去证明这个事实是偶然的或者被歪曲的。

有一个反射悖论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认为世界上有两类人，另一类不这么认为。泰洛克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类，他延展了狐狸刺猬模型，扩大了分析范围，将其做成一个系列，将混合型的人群纳入研究对象，比如“刺猬型狐狸”、“狐狸型刺猬”，并且认为这样的四种类型也无法穷尽人们的思维方式，还要引入一些变量，比如环境。

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说，“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可是有些还是有用的”。

是的，我们需要模型，正如我们需要语言——尽管，他们都无法“精确”和“穷尽”。

跳出自我，真正换个角度观察现实世界，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狐狸们，正在迈出第一步。正如查理·芒格一直践行的多元思维模型。

《一面多彩的镜子》费里曼·戴森，伟大科学家中不仅有刺猬

戴森这一本小书中的第一个篇章也提到了狐狸刺猬模型，他将科学家也按这样的模型做了划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德温·哈勃是刺猬，查理·汤斯、恩里科·费米是狐狸。

狐狸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很容易从一个问题专向另一个问题，而刺猬只对自己认为重要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感兴趣，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同一组问题。

公众受媒体引导，往往会认为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刺猬，对此戴森有不同观点，他说，狐狸同样具有创造性，在科学史上，有些时候是刺猬的黄金时期，另一些时候则是狐狸的。

戴森提到了约翰·冯·诺依曼，他就是典型的狐狸，并且在20世纪科学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世纪20年代，他发现了第一个不存在逻辑矛盾的集合论公理化形式，他的刺猬朋友库尔特·哥德尔得益于这一成就证明了关于算数中存在不可判定命题的著名定理。

解决完集合论问题后，冯·诺依曼又创立了博弈论，发现了量子力学的第一个数学上严格的表述，研究了人脑和自动机的逻辑架构。

科学史上大致是这样的：刺猬在17世纪占主导，这是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狐狸在18世纪占主导，这是欧拉和富兰克林的时代；刺猬在20世纪初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爱因斯坦和狄拉克的时代；狐狸在20世纪中期占主导地位，这是费米和汤斯的时代。

戴森说，也许我们现在又会进入另一个刺猬时代，让科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也许不会——未来不可预测。

对于狐狸刺猬类型这个概念，科学家的兴趣或许并不像柏林或者泰洛克那么深厚，小段文字论述之后便进入一个很好玩的主题：“生物技术的未来”。

其中引用的《新世纪的一种新生物学》文章中对基于组织涌现模式而不是基于基因与分子的综合生物学脑洞比较大，也非常有意思，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正好是我倡导的读书方法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你对某个主题感兴趣，你去找相关的好书，你同时阅读他们，并且找寻各类资料，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回顾，写一写自己的一些看法，再过一段时间你从生活中提炼，再来对照这些看法和理念。把书，读到生活里，将现实和理论来回切磋。

文中提到的每本书都值得推荐，最好三本书结合来看，会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