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班
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新生活起点于一个叫做“高考”的名词。之前的我们是散漫的，书可读可不读，作业可做可不做，将来要来的，是清一色的下放、招工、参军的周期性重放，不需要特别加力的准备。一九七七年，“高考”来了，从老师到家长到走近身边的一个一个人嘴里，这个词接力闪现，生活被一个词条抽紧，所有道路竖起同一路标，漫不经心的道路通通拉直，疲疲沓沓的将来向上抬升，顶端处，“大学”如圣殿冉冉升起。
高考是一套造龙术，昨天一个啷里啷当的中学生，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造就，一张录取通知单，今天成了顺风高飞的天骄子，由虫到龙突变，他们的名字唱歌一样从家长们的舌头上弹出，飞刀一样追戳我们贪玩的心。一两个骄子在近邻闪耀成龙的同时，大学本没那么遥远，我们城市不仅拥有支撑门面的冶金、水泥、纺织、发电大厂，而且拥有一所黄石师范学院。三十年前的师院无墙无院，前面是老一中开阔的足球场，后面是荒凉的斗笠山，教学楼破旧，教区面积似乎不如一中宽敞。师院培养的不是无所不能的工程师，不是声名赫赫的科学家，而是掌管我们日常功课的老师。年少的我不理解这个循环，还以为老师天生就老师，不必经过在校学习的过程。我是老一中的学生，高考临近，才搞清楚师院是一所标准的大学。但考上师院，那不过是挪了一下教室，心目中的圣殿在哪？
除了师院，本市有另外一个不知所谓的学校——高工班，这个名字一度让我以为是复读班。八十年代初期的高考，录取率相当低，极低的录取率把大学的理想挂得太高，越过去或者掉下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高工班属本地自办的专科学校，其中的“高”字与高校的“高”字都是高等的意思，可是连校的名份都没有，而且专科录取分压在标准的大学分数线之下，周围家长一致地表现出对它们的轻薄。高工班像一个外号，越听越是低等班。当我知道高工班不是复读班，认它是收捡残兵败将的地方，复读虽然失败，可还有东山再起的一线机会，而高什么班，那是把屈辱抖出来还挂大旗。
高工班后来挂名武工黄石分院，简称武工分院，校址偏远，偏到工人疗养院后山那旮旯去了。想不到的是，曾经轻蔑过的学校竟然成了我的学校，我不是别人，我就是那个残兵败将。近在咫尺的师院，其本科的标榜已是我的海市蜃楼。
三十多年前，远在郊区的工人疗养院是有院墙的，武工分院没有，工人疗养院不仅有红砖院墙，而且有池塘，池塘中央立着亭子，柏油马路平整，密植的梧桐绿荫成蓬。隔了半座山的那边，武工分院的大门只是两个空柱子和一间无人看守的小门房，紧挨着农家的菜地，缸豆茄子白菜欢长，迎进迎出的是抑抑扬扬的农肥臭，一段干白的水泥路分开菜地伸向山窝，宿舍到教学楼之间的道路还是泥巴的，校舍四周，黄色的是被凿开的山坡，绿色的是纠缠的杂草，黑色的是铺操场的煤渣。学校食堂的竹篾棚子支在路边，到冬天没吃饭先吃风，一波一波的年轻人为八分钱的肥肉荤菜在棚子里挤得天昏地暗，这样一个地方我怎么相信它是一所大学。
到亲戚家做客，我羞于报出学校的名号，武工分院是武汉工学院的学生都没听说过的地市分院。其实在一个羞耻后面藏了另一个羞耻，武工分院不足道，我的高考分数更不足道，比武工分院公开的招生线少了整整一分，甚至需要借用父母的关系才被这所学校收纳，不是它委屈了我，是我委屈了它。对于高考，光荣和耻辱，极端的时候只有一分之差。
年轻需要制造借口来抵御弥漫心中的失败感，简劣的环境被当作磨炼，仿佛虫子埋进泥地也能成龙，诸如此类的幻想支撑着难堪的青春。武工分院的三年，我其实不是虫，也成不了龙，是普普通通成长中的一个人，平平淡淡学成的职业技能终归做了生活的根基。
三年里，武工分院盖起了实验室，盖起了新食堂，盖起了教师宿舍楼，教学楼下面推平的足球场也有了标准尺寸，划线的是白色的石灰，木头门框孤零零地立在两端，球场不长草，长着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我们的教学楼倚着虫杉杂乱的小山包，晚自习休息遛到山顶，背对通亮的教室，隔着树木的空隙，隔着黑沉沉的磁湖，眺望十里外城市隐约的灯火。
从市内到学校只有一趟六路车，一小时两个车次的样子，下午六点收班。六路车起点站的路口，往里走五六百米是疗养院，再走五六百米到武工分院的大门，学生宿舍还要往里走五六百米，学校建在山窝子里，所有建筑都是啃了山边边建起来的。从学校出去要走大约二十分钟的路，六路车很难等，车来了一窝蜂往上抢，那时候的车不像如今这么客气，人多挤满了，车子不管不顾地启动，倔强的人跟在后面追，扒在门上吊着，摔跤的事肯定有，破皮伤筋自认倒霉。我每次回家，在路上耗去二个小时，星期六下午出来，星期一早上返校。冬天，在人影稀少的路上，越往里走，步步寂寞踏着寒霜成片。
武工分院再往前，绕过一座山是一大片农田，路边有一家做粉条的作坊，白色的粉条在竹篙上挂着，飘过来的气味带点酸，再远是一家小小的炼油坊，再远又是山，到这里完全与城市疏离，山外是山，加重了我的迷茫，隔年的惆怅至今仍没散尽。
只有一幢教学楼的武工分院招纳了一批一批学生，我们班有同学复读三年，年龄比教课的老师还大。这里的确是一个着落，若干年后回头看，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当我们毕业进入工厂，才发现世界上还有大量更加卑微的人，而我直接享受了正规大学生的待遇。
八十年代的高考，大量的失败衬托出大学生的珍稀，千百万彷徨的青春等待收捡，武工分院，或者前身高工班，在北大清华熠熠生辉的零星巨轮之外，它是简陋的蓬子船，经过它的引渡，困顿的少年总算安然到达彼岸，彼岸没有想像的美满光灿，彼岸仍是平淡的此生。涩心的挫败感源自神经的幼弱，周遭起伏的议扰方显力道强大。
武工分院独立为本地的理工学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名份，湖北师院和武工分院先后升格冠名湖北某某学院，均是此院非彼院，它们如同两个小城区，理工学院把工人疗养院吞了进去，师院并掉了老一中，两片校区方圆几公里都是教学楼和宿舍楼，已是有模有样的大学。两所院校跟我们一样，经历了各自的成长。
不管是理工学院，还是高工班，都没有特别的荣辱，它像一个普通人，一切不多也不少。当年的高工班，我以为比一切少很多，这是错觉，所谓的龙与虫，是另一套错觉，为人的经历，一样既不多，也不少。高与低、成与败只是心设的图景，唯世间众念杂芜，梦想的翅膀上夹着虚荣的翎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