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考作文素材：让科学家成时代明星时评十篇
王钟的
1月21日，第十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评选结果揭晓，67名参赛者从8万多名报名者中胜出，获得本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
发掘过韩寒、郭敬明等当下文艺界炙手可热的知名人物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如今是否依然是“作家选拔赛”？今年首次担任评委的作家金宇澄表达了担忧：“我看到的作文都比较同质化，缺少个性，仿佛有模式一样，谈家乡、谈生活、谈个人。”
在已故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发起者赵长天的设想中，新概念作文区别于传统的、较为呆板的学校作文教育，让学生有机会能写一切自己想写的，提倡“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在国内众多作文比赛中，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卓尔不群。在早期，该比赛不仅发掘了一批至今活跃在文艺界的青年作者，还一度引领了80后、90后的文化潮流。
然而近几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已很少出现能够让人记住名字的获奖者。尽管参赛者依然众多，但是，很多参赛者的目的和心态与他们的前辈已大不相同。绝大多数获奖者，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反叛少年”。相反，他们不自傲、不偏科，彬彬有礼，考虑周全。不光在新概念的赛场上，在应试的考场上，他们同样也是佼佼者。在他们中间，立志以文学为未来事业者微乎其微。
教育者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态度，几乎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刚开始的怀疑、争论，到后来的鼓励、支持，如今则更多地是主动拥抱这场“作文奥赛”。毋庸讳言，因为众多国内一流高校对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自主招生倾斜政策，一些中学对新概念作文的重视度不亚于数学、物理等学科竞赛。有学校实施“团体作战”，为学生配备指导老师，组织海量稿件以求规模上的胜利。
如果作文比赛陷入模式化，有规律可循，就与它曾经所标榜的“新概念”“新表达”背道而驰了。曾经，一流大学对获奖者的倾斜政策是锦上添花，有文学潜力的人“是金子就会发光”，现在这就是参赛者的终极目的。获奖学生都很“聪明”，学会了投其所好。当年一句“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让人感慨石破天惊，如今则是生活安逸、家境优渥的00后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
当下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源、表达空间也与十几二十年前截然不同。新概念作文大赛横空出世之际，弥漫在青少年文艺界的是一股沉闷空气，真正热爱文学、有文学创作特长的年轻人苦于没有施展才能之处。现如今，自媒体为文学青年表达自我提供了充分的渠道，发起新概念作文的《萌芽》杂志社自身也面临着媒体转型，其话语权在无形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新概念作文最不需要的就是模式化。文无定法，文学表达本来就没有模式可言。应试作文是在教育者规定的条条框框里带着镣铐跳舞，真诚的文字表达除了有限的技巧指导，更重要的是写作者的自我创造，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在这条创新写作的道路上，沿着前人的足迹行走就是平庸，重复过往的忧愁就是肤浅。也许，写作会让人感到外在的孤独，但通过写作能够获得精神的充实。
有句话说得好，世道变坏，是从取笑文艺青年开始的。新概念作文的诞生，可谓是对“世道”的一种匡正，帮助文艺青年从功利化的应试氛围中突围，让人文素养在偏理科的教育价值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如今，新概念作文大赛面临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破除举办比赛多年以来形成的旧思维、旧表达，寻求和发掘真正属于当代青少年的新思维和新表达。
少一些“名人”，多一些“高人”
黄滟稀互联网时代，创新创意涌现，传播媒介发达，各路角色竞相出镜，“一上头条”随即窜红。如今快速、批量生产“名人”，形成名人辈出、各领风骚的热闹场面。这等“名人”究竟能有多少专业水准和含金量？令人怀疑。
名者，名气，名声，名誉也。古之名人，要么有大学问，像老子一般“五千字传万世”；要么有大勇毅，像蔺相如一样“不畏强秦完璧归赵”；要么有高贵的品行，像文天祥一样“留得丹心照汗青”……假如能符合上述某项或多项者，必然青史留名，令后世敬仰。所谓“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谓真名人，今天我们也可称之为“高人”。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只要有钱、有地位、有粉丝、有曝光率就会有“名气”，就有市场就是“名人”，而不管“名声”的好坏，也无所谓“名誉”的高低。因此，“名人多、高人少”，成为当下的一种现象。
诚然，“名人多、高人少”，是与现在社会快速发展并辔而行相伴而生的。
“名人辈出”是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展后的必然现象。在传播媒介极不发达的年代，要成为名人并非易事，他必须在某一领域出类拔萃，才能通过口耳相传、书籍记载等方式广为人知。而在数字网络为媒介的时代，尤其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上，人人都能成为信息和观点的发布者，人人都可能声名鹊起，出名的成本大幅降低，于是“名人”遍地开花。
“名人辈出”也是社会快速发展后的必然现象。经济高速运转的背后，形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激烈竞争，造成现代人急功近利、“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浮躁心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份从容淡定似乎已很难寻觅，“抢头条”仿佛变成了公众人物的生存法则。更有甚者，有些人为吸引眼球不惜用负面炒作自己，在出名后，再通过正面宣传进行“漂白”。譬如，近日一位内地知名男演员的火速蹿上不少媒体头条，只因其与两名女子在酒店共处一夜，疑似出轨，狗血剧情跌宕起伏，人们津津乐道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娱乐至死”的倾向。
加上一些媒体也一味追求点击率，不能坚守价值底线，任由一些低俗、炒作、无下限的“网红”占据自己的版面，沦为此等“名人”的助推器，扩大了“浮华遮蔽眼”的乱象。“凤姐”就是这么一个能力平庸、另辟蹊径“出奇制胜”的典型。当年，“凤姐”自称“六百年内不会有第二人超过她的智商和能力”，常出“无稽怪论”而走红。
“名人辈出”，“各领风骚”三五日，“名而不高”的现象，值得社会深刻反思。如果一味崇尚快速成名、极致追求目的，那还有多少人愿意苦心孤诣、练好“台下十年功”？即使有些真才实学的人，长期在耀眼的聚光灯下穿梭、在无休止的炒作中流连，他们还能否笃实好学、居安资深？能否在物质和利益面前安贫乐道、坚守正确价值观？拨开热闹纷繁的表象，仔细想想那些经常占据头条的名人们，他们又开启了大众什么智慧？
社会呼唤和期待更多的“高人”，呼唤那些真有才能、有学问、有品行的高素质人才。“高人”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发展动力和引领者。他们不在乎名气的大小、地位的高低、钱财的多少，他们清心寡欲、埋头苦干、追求真理、为民请命、舍生取义，始终在专业领域精进修习，努力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他人、为国家默默做贡献。譬如，“布鞋院士”李小文，他用精益求精的探索专研，完成了自己的科学使命，在遥感领域提出开拓性的理论，但十分淡薄名利，崇尚简约生活，以自己独特的逍遥侠气，树立了可贵的精神标杆，成为人们由衷尊重的“网红”。
“高人”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于炒作的“出名”，而是来自于他们本人的丰厚学识和高尚德行以及社会贡献。那些徒具虚名但缺乏真才实干、无良无德之人，即使能名噪一时，也终将在浩瀚的资讯海洋中很快被人们遗忘。奉劝那些曝光率较高的“娱乐圈”名人们，还是少一点炒作的“上头条”，多一点对专业和观众的敬畏，努力向“德艺双馨”靠近。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如此才能跳出“霸屏几小时的网红”，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名人”未必是“高人”，“高人”未必要“虚名”。愿今后，我们的社会，能少一些“名人”，多一些“高人”。
让科学家成时代明星
张焱
笔者家有7岁顽童，自两岁起，他的职业理想从开垃圾车、惩恶扬善的警察，到幽默风趣的漫画作家，不断变动。不过实在遗憾，和父母辈小时候的志向不同，科学家这样的人生目标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
这个答案似乎和最近的一次调查暗合。前不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理想是人前进的方向，是心中的目标。人生发展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职业理想来确立，并最终实现的。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一般有几个影响因素：自身兴趣爱好、社会引导和社会评价。兴趣爱好每个人差异很大，可社会引导和社会评价却值得分析。
笔者问小儿不想当科学家的缘由，答曰：“科学家不酷。”确实，在我们的认知中，科学家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毫无疑问，严谨是科研所必须的，却不是科学家唯一可示人的形象。去年，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英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试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过“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景观，而现在科学家埋头工作一辈子不如影视明星拍一部电视剧片酬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应。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惩罚红包”，教育创新不能太任性
理观微信几乎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标配，微信红包更是一度点燃了社交世界的激情。然而，微信红包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增强社交黏度，用不好就会“伤人伤己”。
最近，辽宁一学校的老师就把微信红包用“歪”了。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辽宁铁岭的一老师把成绩表发到了家长微信群里，并留言要求家长发红包，凡是不及格的分数要按照一分一块钱来发，红包标上“惩罚”二字。实际上，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肯定“内心是崩溃的”，如今又要发“惩罚红包”，试问如何计算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这样的微信红包未免过于任性了。
不能冤枉美好的初衷，也不能纵容过分的言行。按照老师的说法，提议家长在群里发红包有多重考虑，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点：其一，加强群组中老师与家长们的互动；其二，“刺激”考试不及格学生及其家长再接再厉；其三，既督促孩子学习，又加强班级管理。如此看，老师的想法和初衷都“看上去很美”，但是用“惩罚红包”的方式表达出来，显然变了味。无论从情理还是规定出发，老师要求家长发红包属于“逾界之举”，家长不认可、学校不同意、教育主管单位也不允许。
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创新，关键不在于手段如何跟上时代，更在于是否具备适应性和可及性。正如该校一位负责人所言，“每个班主任都有自己管理班级的新点子、新方法”，这样的尝试值得点赞、鼓掌。不过，能否用红包的形式、是否用张贴成绩的手段，都值得商榷。而这并非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孤例，诸如大学老师发口令红包点名、微信点名、刷脸点名等，都曾一度引来争议。不难发现，“新技术+教育”有可能出现像慕课这样的共享教育典范，也可能出现像“惩罚红包”这样的尴尬尝试。事实证明，不考虑学生及家长的可接受度和可适应性的教育管理创新，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也意味着所谓“教育创新的可及性”为零甚至是负数。
“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高校如此，中小学更是如此。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在内的任何教与学、学与思、思与辨的活动都要做到精细、有序、科学。改革不能随意，创新不能任性，尝试不能走偏，这样才能让老师、学生与家长在共同获得知识教育的同时，收获品格教育，“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也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对于春节，变化的只是仪式感
王庆峰
最近几年，春节“反向探亲”成为一个热词。所谓“反向探亲”，是指一些在异地就业和居住的人们，把亲人们接到身边过年。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反向探亲”的人群越来越多。
“反向探亲”的逻辑先是植于“反向春运”，也就是说，过年前人潮拥挤的现象一般是单边客流，常见于大城市辐射向小城市，而反之则没那么拥挤。这一点在飞机票上体现最明显，机票就是按照市场供需定价的，春节前从热点城市往三四线地方的多是全价票，反过来则要靠打折吸引客流量。既然这样，如果回家买不到票，把亲人接至大城市来岂不是更好？尤其是在工作缠身时，这一想法就更有可行性。而且家人如果能接过来，可以更好地体察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是一种其乐融融。
如果把“反向探亲”视为一种过年的新方式，那么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还有一种很新潮的过年方式，叫做全家出门旅行。刚刚公布的《2017春节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携家带口南下或北上跨年，甚至选择出境游。关于人们出行目的的数据显示，回家探亲占57%，国内旅游占24%，异地访友占16%，出国旅游占6%。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是，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较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更加偏好旅游过年，旅游是出行第一动机。
以“反向探亲”和“旅游过年”为例的观察，更多体现出一种过年仪式的变化。过去，人们过春节的统一方式是回家过年，全家人吃团圆饭、看春晚。尤其是在“回家”这件事情上，形成了全球独有的“春运”现象。究其原因，“家”是一种固定意象，它意味着故乡和故土，意味着亲戚和邻里，更意味着安土重迁的文化基因。人们为了回“家”，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有时是难以想象的。但正是在时代的演变中，现代人开始体悟到“家”不一定意味着故乡，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里过年不都是一样吗？
不可否认，时下的过年仪式确实在消解和变化。比如很多人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了，看春晚可能满足不了胃口，走亲戚也没原来那么热闹有趣。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在于我们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而传统仪式满足不了新兴需求。现在，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变得更为深刻，手里的选择项也变得丰富多彩，人们不断尝试一些新事物，比如过年去看电影、唱KTV，没事斗斗红包大战等，诸如此类形成了新的仪式感，赋予了春节新的内涵与活力。
今天，当我们感叹“年味变化”的时候，其实变化的只是仪式感；当人们选择“反向探亲”时，正是以具体行动重新阐释过年的新方式。具体来说，传统仪式是一定要回到故土，而新仪式只强调“家”，也更能包容地理位置上的移动；传统仪式大都是看春晚、走亲戚等，而新时代的过年则强调更为丰富的个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过年”并没有变化，家人和团聚永远是春节的主题，无论人们在哪里、在做些什么，只要心系彼此，那么春节的意义就会只增不减。
在分析节日的意义时，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这么说：日常生活中，时间线性流逝，而节日就像这条直线上的刻度，有了度量，才有意义。今天，关于春节应该过得更为传统还是更为新潮，应该尊重仪式还是求新求变，都只是具体仪式之争、具体行为之辩，而在各种仪式消解、更迭的变化中，春节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节日。
“掏粪男孩”社会分工需要打破“傲慢与偏见”
杨朝清
央视新春走基层栏目，近日报道了郑州动车段郑州东动车所一群负责维修高铁卫生间故障的90后小伙子，他们也被同事称为“掏粪男孩”。在动车众多故障中，检修人员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卫生间堵塞，打开中转箱后那令人作呕的味道，着实让人“销魂”。（1月19日《郑州晚报》）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动车组机械师成为一个新兴职业。听上去很光鲜、体面的职业，一旦和处理卫生间堵塞障碍挂钩，不可避免会损伤价值认同。尽管承受了形形色色的傲慢、偏见、歧视乃至社会排斥，“掏粪男孩”却用自己出色的角色扮演，让旅客的出行之旅更加顺畅、更有品质。
“吃东西尽量不用右手碰”也好，“女朋友说你别碰我”也罢，由于职业属性的因素，“掏粪男孩”会面临着尴尬的现实、遭遇纠结的处境。在一个盛行蜻蜓点水“浅阅读”的时代里，“掏粪男孩”看上去有些卑微的工作，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会遭遇五花八门的标签化、污名化。
长期以来，清理卫生间被视为一个“低人一等”的工作；愿意从事这个工作的，大都是年龄偏大、缺乏一技之长的中老年劳动者；他们既缺乏知识、教育、创新能力等文化资本，也缺乏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准入门槛低、缺乏技术含量的工作，不仅收入低、待遇差，还会遭遇他人居高临下的精神伤害，成为他人眼中的无能者、失败者，承受着失落感和挫败感。
动车组机械师尽管也干着“掏粪”的活计，却是一个有“含金量”的工作，需要知识型劳动与技能型劳动的有机结合。这些大学毕业又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学习的“掏粪男孩”，既有学历又有技能，尽管没有“小白领”那样舒适的工作环境，却具备着“大蓝领”所需要的“工匠精神” 。尽管“掏粪男孩”是不起眼的“螺丝钉”，却为保障动车的安全、有序运行贡献着自己的光与热。
一个职业分工合理的社会，不仅需要知识型劳动者，也需要技能型劳动者。那种“宁做小白领不做大蓝领”的价值错位，根源于社会评价的走偏。一方面，技能型劳动者需要更多的回报与激励，需要进一步彰显“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尊严”；另一方面，全社会要打破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与时俱进地实现价值排序的重塑与更新，让技能型劳动者得到更多的价值认同。
“掏粪男孩”的身上，同样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些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不仅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压力，也实现了精神成长，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强大。只有打破职业歧视，给予技能型劳动者更多“人生出彩”的渠道，社会流动才会更加频繁，整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
防治雾霾需各方扛起各自责任
武西奇
为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环保部督查组持续在一线开展督查。督查组发现个别企业存在恶意生产行为，部分企业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还有部分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1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自入冬以来，我国多个地区频频遭到雾霾袭击。影响范围之广，经历时间之长，污染程度之重，早已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目前，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陕西省，就有31个城市维持红色预警，21个城市维持橙色预警，8个城市维持黄色预警。
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存在恶意生产行为，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超标排放污染物，确实让人愤怒和痛心。揆诸现实，像这样只顾一己私利不管他人死活，只想我行我素不愿尽责出力，可以说大有人在。
事实上，雾霾的形成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比如，企业排烟、工地扬尘、汽车尾气、家庭烹饪等等，都对雾变霾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在抗击雾霾的行动中，没有谁应该置身于事外。为了蓝天白云，为了新鲜空气，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抑或公众，都应带着责任积极参与进来。
政府要负起监督责任。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身处青山绿水，呼吸新鲜空气，是广大群众的迫切心愿。顺应人民的期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必须抓出力度，对辖区内的企业要加大排查，要加强监督。一旦发现企业违规排污，该罚款的罚款，该整改的整改，该关停的关停。总之，决不能用环境污染换取数字政绩，决不能拿群众健康拉动GDP增长。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逐利本无可厚非，但昧着良心赚钱的确令人难以接受。在空气遭受严重污染时，主动支持政府做好限产减排，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这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毕竟，企业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一个无视公众健康的企业，一个不知回报社会的企业，它的产品受不受欢迎也就可想知了。
公众应尽到配合责任。当下，很多人都心存一种误区，认为防治雾霾是政府和企业的事。其实不然，家庭做顿饭、自己开次车看似无关紧要，可对大气的危害却不容小觑。当然，要人们天天吃水煮食品并不现实，但少开几次车完全可以做到。尤其在雾霾天，少开车不开车更应成为自觉。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即使付出点享受那也是值得的。
空气是一种最公正的自然资源，不管你是官员还是百姓，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的空气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自强不吸的本事，请现在就扛起责任出一分力。不做雾霾加害者，才能成为自由呼吸受益人。
“低龄留学”有风险但不是恶魔
程骞近几年，随着到国外留学人数的不断攀升，国内也呈现出留学低龄化倾向。其中，不少家庭选择了送孩子到国外去就读中小学。随着电视剧《小别离》的热播，小留学生群体连同低龄留学现象再度成为公共话题。低龄留学好不好？对此颇有争议。
低龄留学的确有很多风险，比如安全问题，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给孩子带来的冲击和焦虑问题，甚至也有人担心会导致人才的流失。这些担心是自然的，也许并非多余，但只要家长能够妥善安排好，就可以避免这些风险，因为低龄留学本身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恶魔。
选择低领留学的原因，家长无非是想尽量早一点给孩子较为信赖的优质教育，以利于孩子学业的更好发展，以及未来谋得更好的人生前程。家长的这种心思是可以理解的，“为孩子好”的选择也是值得肯定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不少家长对国内的教育并不信服和满意，这倒是值得教育界的反思。既然我们不能给人家提供满意的教育，那又有什么资格对人家的留学选择说三道四呢？又怎能阻止家长为孩子打造美好前程呢？这是笔者支持家长为孩子选择低龄留学的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原因是，低龄留学的风险是可以预防的，也是完全可控的。为此，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选择的学校必须可靠，千万不要选择“野鸡学校”。正规的学校才有严格可靠的管理和良好的教学质量，这是孩子安全与学业良好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应通过正规渠道选择正规的学校，不要简单地相信“朋友圈”的介绍、力荐和诱惑。
其次，要为孩子选择安全的住宿环境。国外的学校一般不提供住宿，学生大都是自己寻找住宿的地方。为了孩子安全，可以选择投亲靠友或者寄宿在留学地的健康家庭，这是较为妥当安全的选择。孩子毕竟太小，自己租住或跟同龄人合租远没有在成年人的监护下居住更为安全。
三是，有条件的家庭尽量做到有一位家长能够一同前去陪读。事实上，这是低龄留学家庭的最为普遍的做法。既然有能力送孩子国外读中小学，自然也是“不差钱”的家庭，父母中有一人去国外陪孩子上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了家长的陪伴，孩子的思想心理问题可以及时得到疏导，安全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中国的“陪读妈妈”在国外早已是个庞大的群体，这是防范低龄留学风险的最好办法。
低龄留学现象增多，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因此很多家庭收入增长较快、不差钱，同时，也说明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舍得花钱。而且，低龄留学可以让孩子更早地独立、自立，享受到更适合自己的教育，更早地了解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更好地接受国外先进理念和经验，并利于更有希望培养“学贯中西”的未来国际人才。这于孩子个人发展，于国家人才需求，都是双赢的好事，只要有条件何乐而不为呢。
对低龄留学的利与弊，应当辨证看待，并做到趋利避害，充分防范各种风险。只要利于孩子成长成才，就应该支持低龄留学选择。再说，合法合规的低龄留学，如果有了安全保障，外人又何必过度忧虑？只是到国外学习嘛，这又不是什么恶魔。
对树的态度反映对人的态度
西坡
2014年1月16日，在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因工程占地需要，薛店镇政府工作人员和花庄村支书带着四五十人和7台小挖掘机，让花庄村的1876棵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枣树一夜之间“搬家”，但挖出的古树无一存活。
同年4月，陕西省佳县泥河沟村的古枣树却迎来了荣耀时刻。泥河沟村有千年历史的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树木无知，人却是有感情的。申遗成功后，古枣园为陕西省佳县泥河沟村带来了活力，“舞扭起来了，歌唱起来了，开始考虑回村创业的青年也多了。”这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而另一幅画面却是：古枣树被毁后，新郑市花庄村几位村民踏上艰难的诉讼之旅，他们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但镇上和村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毁坏古枣树的违法责任。
树木的背后是人，地方政府对待树木的态度反映了对待民众的态度。事实上，谈敬畏自然、谈生态文明似乎过于奢侈，毁树的薛店镇政府已涉及践踏法律的嫌疑——薛店镇政府和花庄村村委会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也从未向新郑国土资源局申请相关工程的建设用地。
新郑市曾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红枣之乡”，枣树既是当地村民的经济来源，又寄托了特殊情感。新郑市政府还曾为花庄村的古枣树设立保护牌，“实施文物级保护”。然而无论是村民的情感还是政府自身的承诺，最终都被抛之脑后。
薛店镇的经济已发达到如此地步了吗，以至于非得让古枣树为发展腾地儿？查询得知，薛店镇紧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是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国家级卫生镇、河南省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综合实力跻身河南省乡镇三十强……看起来发展势头确实不错，但要说已经到了寸土寸金容不下古枣树的程度，也不可信。何况，即使古枣树非移不可，也不是没有保全枣树性命之策。公众完全可以追问：到底是怎样的“保护性移植”，竟让1876棵树全部死于非命？
短视是发展的大忌。在这个方面，例子已经太多了。而现在在旅游经济大潮的催动下，多少地方又开始重建古城，拿各种人造古迹吸引游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世上没有后悔药，资源只属于目光长远的人。不过部分施政者为了自己任内的政绩，而牺牲一地的长远利益，也不是没有先例。
3年后的今天，花庄村被毁的古枣树已触发中国第一起古树名木公益诉讼。希望相关责任人付出法律上应有的代价，更希望鼠目寸光的发展思维尽快绝迹。树木本身是值得尊重的，树木背后的人心更不能被忽视。
该是对网络拉票说“不”的时候了
马得清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的受访者曾在朋友圈拉过票，68.0％的受访者反感有人在朋友圈里拉票，38.9％的受访者认为拉票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困扰。（2017年0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网络投票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近年来，网络广泛出现在各行各业的评先选优活动之中，且以网站投票、手机短信投票、微信投票等为主要途径。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已经成为网络投票的主阵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评选活动借助微信投票进行已经成为网络投票首选的方式，且有泛滥之势。
网络投票可以有，但要运用好这一方式确实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网络投票缺乏法律规范，有效防止投票造假的技术手段也有限。另外，功利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十分突出，评选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难以保障。
与人工投票方式不同，网络投票的票数统计和最终结果显示完全由软件控制，按理说应该具有客观公正性。不过，这种所谓的客观公正也仅仅指的是软件不会自己造假而已。问题在于，任何投票软件都是人设计的，也是由人来控制的。软件系统只能按照人工设计好的程序对投票数量和最终的结果做出客观的统计，却无决定所有的投票都是基于对投票对象和其事迹的真实了解而进行的，也就是投票软件本身无法控制参选者的拉票行为和网络水军的刷票行为。这种拉票和网络水军的刷票行为无疑是一种投票造假行为，严重影响信度，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投票结果难以保证其公正性。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投票商业化几乎渗透到了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教育的个高层面。例如，最美宝贝评选，中小学生优秀作文评选，学生喜爱的老师。甚至，连非常严肃的地方名师、名班主任和名校长评选也陷入网络拉票的泥潭。比如，有人拉朋友来帮忙投票，还有人雇人投票，更有人花钱请拉票专家快速增加票数。
尤其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组织的网络投票中，还出现了权利刷票的现象。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教育局曾下发文件，要求各个中小学给该县廉政微电影《守护心灵》投票，并明确分配每所学校投票任务，少则一两百，多则五六千。可以说，教育管理者拿权力公开摊派投票任务的做法严重败坏了教育诚信，搞坏了教育风气。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特别需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投票损害教育诚信、扭曲师生关系、破坏教育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意识到网络投票对校园生活造成的具体负面影响。例如，充斥于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校园的网络投票活动，既分散了分散了师生工作和学习精力，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了校风学风的建设。
网络投票活动这一些地方和校园泛滥成灾，对教育管理和办学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于日前发出《关于规范校园评先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通知说，要研判评估网络投票对于校园评先选优的价值和影响，坚持“不唯票、只唯实”，综合运用材料审核、陈述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方式，全面客观的开展先进典型培养和选树。
网络投票泛滥成灾，普遍存在的拉票行为难以根治，使得网络拉票结果越来越不可信。而拉票会对教育诚信的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会严重影响教育的基础。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理解“研判评估网络投票对于校园评先选优的价值和影响”现实意义的同时，还应该对严重影响诚信教育的网络拉票行为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