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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先后出现了两次《颜渊篇》与《卫灵公篇》，可见孔子对其之坚持。据说，它已成为可以在全球推行的、为数不多的、本土生产的“普世价值”的标本之一。在孔子嘴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恕道”，是其主张的一种社会伦理。如果我们将之移植于治理领域和思想领域，移植到一些领导者身上，想来也是正确的。 “己所不欲”，固然应当“勿施于人”，那么，“己之所欲”，是否就可以“强施于人”呢?李大钊先生1916年撰写的《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吾国求治之君子，每欲以开明之条教，绳浑噩之编氓，依有方之典刑，驭无方之群众。”作为潜意识，一些领导者总是认为自己天纵英明，天然正确，身兼真理的制造商与批发商；作为显意识，一些领导者总是声称他的治理，无一不是出于好心、为了百姓、为之谋利的。这还是“求治之君子”的意识，并不包括“致乱之小人”的想法。正由于此类意识之存在，一些领导者往往“己所好者，而欲人之同好；己所恶者，而欲人之同恶。有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这种“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做法很常见，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显意识中，往往将百姓视为子民，视为牛羊，供其驱使，由其调教，这就是古代官员公开称其施政为“牧民之术”，且乐意被人称为“父母官”的内在原因。 当今社会，此类现象也屡见不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