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1949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需要，党和政府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可 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扫除文盲运动。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非 自然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民众都处于再造过程 之中，国家面临着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双重历史使命，而这两者又存在着相 辅相成的关系：互为手段和前提。正如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董渭川 所言：“中国必然的出路是民主化、工业化和科学化，这三个目标谁也不否认的。 为实现这三个目标，第一非扫除文盲不可；同时，还必须翻过来，要扫除文盲， 第一非把这三个目标实现不可。”1也就是说，伴随着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的开展，在我国，大规模扫盲运动的掀起，不仅是中国工农教育发 展的必经阶段，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必然选择。 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建国初期我国扫盲运动的发展概况，着重展示了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扫盲教育的“运动式”场景，并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透 视，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既是扫盲运动再掀高潮的背景，更是主要原因； 而扫盲教育的“运动式”发展则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有 效地解决了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问题。简言之：社会主义改造为扫盲教育的 “运动式”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国家的理性选择和有力支持，则是这一时期扫 盲运动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原因。 本文共分五部分：绪论部分扼要地介绍了学术界对于五十年代扫盲运动的研 究现状，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着重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领导体制的建立等方面，考察了建国头三 年我国扫盲教育开展的状况。 这一时期的扫盲教育，其具体做法基本上是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 成功经验在全国的推广，由于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 义务将扫盲教育摆在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规范化 1董渭川：《战后中国的文盲问题》，载于《教育杂志》（战后中国专号），1947 年 的领导，逐步确立了各项政策法规和领导体制。1951年“速成识字法”的出现， 使50年代的扫盲教育迅速转化成了一场运动，这是50年代的第一次扫盲运动。 但是由于各地在推广“速成识字法”的过程中，追求主观的“速成”效果和“规 模”效应，无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环境提供的可能，在实践中犯了“盲 目冒进”的错误，在其后的整顿过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矫枉过正” 的情形，导致扫盲教育由此前的“运动”高峰跌入到发展的低谷。 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扫盲运动，并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 扫盲教育“运动式”发展的图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蓬勃开展以后，改变了旧 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就必须迅速改变当时我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社会现状，党和政府这一 时期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了50年代的第二次扫盲运动，并对这一运动进行了广泛 的动员和全方位的指导。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1956年，扫盲运 动也达到高潮，并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扫盲教育网络。此时的扫盲运动，无论从 宣传规模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都比建国头三年广泛深入得多。 第三部分则专门透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扫盲运动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系。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在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以“集 体意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确立，改变 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代之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现代生产、生活模式，而 要适应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模式，广大工农群众就必须摆脱文盲状态；反之，国 家要确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又必须通过扫盲教育的“运动式”发展来提供 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统一了 人们的生产生活步调，党和政府统筹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又为扫盲运动的开展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国家的理性选择和有力支持，使得两者呈现出良性 的互动关系，不仅使扫盲运动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实现了预期的政治 余论部分：对50年代的扫盲运动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指出“运动式”扫 盲的弊端以及国家对扫盲教育目的和功能认识的偏差，是导致建国以来我国出 现“年年扫盲年年盲”这一现象的重要历史原因。 关键词 历史考察； 扫盲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Abstract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te had two historical errands——regenerate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 education swiftly，which affected the entire society deeply. This paper detaildedly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The Eliminate Illiteracy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Eliminate Illiteracy Movement’s “movement” scene during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im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inspe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and consummated the Leading System of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The correct leading and potent suppor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ll kinds of body politics promoted the movement to the climax ，and the movement acquired remarkable effec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50 s intermediate stages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and Eliminate Illiteracy Movement supplemented each othe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need all kinds of people who should has simple reading ability 、computation ability、and writing ability. Only through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can make people have all those simple abilities. With the developing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the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swiftly and violently developed. An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changes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now people each other have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ing together necessarily, and the state made all the people living as the same way and in the same level. All these changes provided convenient conditions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Movement, which led the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Movement to the success. Although the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50 s acquired remarkable effect，yet the practice of the education movement had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that should avoided. First of all, the Movement pattern has itself malpractice, that is to say, during the Movement people only take the scale and speed but disregard the quality. Secondly,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50 s was the effective tool to finish the political goals, so people at that time over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and neglecte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Both of two factors are the causations led to the phenomena of “every year we carry on the work of eliminating illiteracy, every year we still have a lot of illiteracy”. So at the moment we carry on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we should avoid the negative infection of the past practice. Key words Historical Inspection ； Eliminate Illiteracy Education Movement ；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目 录 绪 论 1 第1 章 建国头三年我国的扫盲运动 7 1.1扫盲教育政策的制定和领导体制的建立 8 1.1.1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及扫盲政策的制定 8 1.1.2扫盲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成立11 1.2“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扫盲运动 12 1.2.1“速成识字法”的创立和实验 12 1.2.2“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 14 1.3教育工作的整顿和扫盲运动的回落 15 第2 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扫盲运动的再掀高潮 18 2.1扫盲运动政策的演变和领导体制的完善 18 2.1.1基本概念的明确和新的扫盲任务的确定 19 2.1.2新的领导机构的成立和对旧有机构的整合 20 2.2无处不在的扫盲教育网络 21 2.2.1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 22 2.2.2各组织系统的通力协作，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扫盲教育网络中24 2.2.3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 27 第3 章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扫盲运动的关系透视 30 3.1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扫盲教育的“运动式”发展.. 30 3.2扫盲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发展 32 3.3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扫盲教育的 “运动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4 3.4国家的理性选择和有力支持 35 余 论 37 参考文献 40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绪 论 （一）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及此前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 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 济的集中的表现。”2根据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政权 确立后，社会变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教育，它可以巩固和消化政治革命的 成果，为经济发展、新型社会关系的确立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保证。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工农群众政治上翻了身，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但在文 化上仍然没有翻身。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 乎没有人识字……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3这里，虽然描 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这边区的文化面貌，实际上，1949年整个农村的文化 状况依然如此。新中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状况决定了“从百分之八十的人 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建国后，党和政府就将扫 盲教育5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开展。 历史研究具有“资政、育人、存史”的功能。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如果 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好。” 6立足新世纪，考察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勾勒出当年全景式的、立体化的扫盲 运动图景，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解决当代我国依然存在的文盲问题， 进一步改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风尚和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仍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扫盲教育是成人教育的基础，通过对五十年代扫盲教育与政治运动 关系的研究，还可以深化对我国成人教育的理性认识。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 664页。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6页。 5为使不识字或识字少的人获得阅读、写字和计算能力而进行的教学过程，属于国民基础教育范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教育列为成人教育首位。 参见：《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50 年代是我国扫盲教育发展的黄金期，伴随着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时起时 伏，扫盲教育也经历着起伏不定的“运动式”发展历程。整个50年代的扫盲教 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扫除了一大批文盲，确立了崭新的社会制度；改造了 腐朽落后的封建旧思想，形成了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整 体素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最根本的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此外，其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成功经验奠定了此后扫盲教育的群众基础、方针政 策基础、实践基础。但是，与50年代扫盲教育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和巨大的历 史影响相比，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远远不 目前关于50年代我国扫盲运动的研究还没有一本专著，只有一些研究论文， 7 8 如《建国初期京郊扫盲回顾》 、《建国初期北京工农教育领导体制的新变化》 、 《1949年～1966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 10 11 、《百万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50年扫盲回顾》 、《建国初期我国扫盲教育 12 13 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扫盲运动研究》 等等。 这些文章或者以扫盲教育的某些方面（如工农领导体制）为切入点，或者以部 分地区（如京郊、内蒙古）为考察对象，介绍了建国初期扫盲教育的概况，绝 大部分重在史实的介绍，并且介绍也不全面、不够深入。如对工农领导体制的 介绍，只介绍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 会，而对其它的辅助性机构如扫盲协会、各组织系统的相互协作、青年扫盲队 以及领导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并未深入考察。 其中《建国初期我国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 国农村扫盲运动研究》，这二篇文章从介绍史实出发，重点均在于从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的扫盲教育，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 概括出我国扫盲教育的特点。如《建国初期我国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一文所总结出的我国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是：①全党全国高度重视扫盲工作； 7 《北京成人教育》，1983 年 10 期。 8 《北京成人教育》，1984 年 2 期。 9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 2 期。 10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 3 期。 11 《内蒙古教育》，1997 年 4 期。 12 《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 2 期。 13西北大学硕士马云 2003 年 5 月完成的硕士论文。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②联系实际、学以致用；③群众团体的积极参与；④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 时制宜的教学组织形式；⑤适合成人特点的教学方法。作者在此基础上所揭示 出来的启示则是：要不断根据国情的变化调整扫盲策略，把科技致富作为扫盲 的中心环节；把扫除儿童、少年文盲作为扫盲的战略目标。显然，这种总结和 揭示是表层的，虽然运用了哲学的思维，但思考并不深入，似乎是在用哲学的 思维来套我国的扫盲运动。其可取之处在于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并且 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扫盲运动研 究》对我国农村的扫盲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文中对50年代农村扫盲运 动实践的考察及所得出的启示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也都涉及到扫盲教育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关 14 15 于加快我国妇女扫盲教育的思考》 、《中国妇女扫盲教育概述》 、《我国扫盲 标准的演变及其特点》 、《我国扫盲教育风格独特——兼论扫盲教育的五个特 17 18 征》 、《二十世纪成人教育矛盾问题的历史研究》 （文中认为，影响成人教育 的主要矛盾有：①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谁主谁次；②城市与农村孰轻孰重；③ 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等。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对我国妇女扫盲教 育、扫盲标准的演变以及扫盲教育的特征、矛盾等问题分别做了考察和分析。 《关于加快我国妇女扫盲教育的思考》和《中国妇女扫盲教育概述》两文， 以单个群体——妇女文盲为考察对象，概括了40年来我国妇女扫盲的成就，并 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扫除妇女文盲的基本做法，如政策引导、学习形式和内容要 符合实际等等。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特定受教育群体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其中 有关建国初期的内容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主要侧重于对80年代以来扫盲教育的研究。仅有的两本专著《中 19 20 国扫盲教育》 和《当代中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回眸与前瞻》 就分别对80 年代以来我国扫盲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如《中国 14 《理论与改革》，2005 年第 2 期。 15 《中国成人教育》（济南），1995 年 9 期。 16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 2 期。 17 《山西成人教育》（太原），1995 年 2 期。 18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报）》，1998 年 4 期。 19余博、谢国东主编，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20廖其发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及重庆市人文社 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扫盲教育》是一本研究报告集，由多篇子报告组成。内容涉及扫盲教育的方方 面面。重点在于为解决当前仍然存在的文盲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报告中对扫盲 教材与教法的现状及改革的建议，对我国农村女性文盲的分布、成因及教育的 对策，对文盲脱盲信心的调查分析等等，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代中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回眸与前瞻》一书，则通过回顾我国农村 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提出了21世纪 我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目标与方向。 这几本专著的共同点是重点考察文盲的现状，为当前国家的扫盲教育提供理 论依据、经验借鉴以及可行性建议。书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到五十年代的扫盲教 育，对我们的研究都有各自的参考价值。 作为影响中国社会面貌重要因素的扫盲教育，也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兴趣。 日本研究者浅井加叶子1993年至1995年曾四次到中国考察我国的扫盲教育， 写出了专著《当代中国扫盲考察》，21该书概要地介绍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九十 年代初期，我国扫盲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特点是从分析国家政策着手 来展开考察。本书对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作了简要的历史回顾，但因作者是日 本人，所能够接触到的原始材料极其有限，而且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扫盲教育。所以，该书对五十年代扫盲运动的考察并不深入。不过， 该书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我国扫盲教育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此处，有必要提及一下我国扫盲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西南师范大学扫 盲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扫盲中心），这是国家教育部1996年批准成立的， 我国目前唯一从事扫盲教育研究与培训的专门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扫盲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参与扫盲示范性教材的编写和实验，承担 扫盲教育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骨干教师的培训，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 国内外扫盲教育信息和资料网络，提出解决基层扫盲教育工作实际困难的有效 措施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为国家扫盲教育决策服务。其任务与宗旨决定了 该中心的研究重点在于解决现实问题。 21 [日]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刘岳斌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创新之点 综合目前学术界对我国五十年代扫盲运动的研究，除了少数研究成果之外， 已有研究大多较为粗略，多是从简要的历史轨迹中得出一些结论，有的以局部 地区为考察对象，重在基本史实的介绍。相对而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 村扫盲运动研究》一文，则较为详细。但该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文章以整个 50年代农村扫盲教育作为考察对象，但其研究并没有区分阶段。事实上，50年 代的扫盲教育是有起伏的，其间共出现过 3 次高潮，每一次高潮都有其不同的 内容和特点。研究这样长时段的扫盲运动，又不区分阶段，难免会出现以偏概 全的现象。如文章在介绍当时扫盲运动的教学形式与组织形式时，只简略地提 到了最为基本的在解放区就已实行的一些形式，而对这些形式在实践中的具体 表现，在各个时期各自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此后是否有新的发展和创新都未作进 一步探讨。事实上，仅就教学方法而言，建国初期就有不少创新，如推出了速 成识字法、单元教学法，复式教学法、阶段教学法等等新的教学方法。另外， 该文虽然对扫盲运动的特点作了重点分析，但实际上作者所概括出的某些特点 （如强调干部教育，重视妇女教育，推行弹性的学习制度）是我国扫盲教育一 贯的风格和特点，而非50年代农村扫盲运动实践过程中所特别呈现出来的特点。 事实上，50年代的扫盲教育，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性”功能突出，扫盲运动在 当时是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工具。 此外，建国初期，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反映 到扫盲教育中，就是职工的扫盲教育得到了相对于农村扫盲教育更多的重视和 支持。加之地理环境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城市比农村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因 而这一时期尽管“运动”的重心在农村，城市及工矿企业的扫盲教育成果却要 比农村更为丰硕，并且这一时期职工的扫盲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规范化、系统化 的模式在开展。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对当时的职工扫盲教育进 行专题研究，更不用说对职工和农民的扫盲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了。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考察 50 年代我国 的扫盲运动，尤其将研究重点放在以往被人们忽视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并着 重探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扫盲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50年代是一个“运动” 迭起的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扫盲运动并起，但这两种运动的开展并非仅 仅是中国共产党惯性的“运动群众”思维的结果，而是有着客观的需要和可能。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扫盲运动作为一个独立 的阶段来考察，深化了我们对史实的了解。第二，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我国扫盲运动的最大特点，即扫盲运动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是完成政治 任务的重要手段。第三，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扫盲运动两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强化了扫盲这一客观需要并为扫盲教育的“运 动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扫盲运动则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需要的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问题。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第1章 建国头三年我国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总人口为5.5亿，其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 高达95%以上，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过20%左右。22有民谣描述当时的情景：“乌 云满天阴沉沉，吃人社会不平等，富人代代进学堂，穷人辈辈是文盲。不识字 来真困难，伍元钞票当一元，亲人千里来了信，东奔西跑求人念。”23文化的缺 失和落后影响了人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建国初期有民众回忆 解放前的生活：“官家娃儿去读书，钱米穷人身上出，这样世道真黑暗，不知哪 天才根除！”“不识字来是瞎眼，要粮要款随人说。哪年天开日头现，好好学习 三五年。” 这些民谣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没有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方 面则反映了政治经济上翻身的工农群众也迫切地希望文化上翻身。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万岁》的社论，社论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中国人民面临 的任务之一。”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也强调：中央人民政府“将 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 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当时中国共产党就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新中国一成 立，就将扫盲教育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召开了一系列部署、指导工农教育的 会议，下发了大量的通知、指示，制定了扫盲教育的政策法规，初步建立了扫 盲教育的领导体系。 22 《新中国在扫盲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出处：中华文化信息网，2001 12 3 。 23 《教育十年》，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 115 页。 24 《大家来扫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年版，第 1 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1.1扫盲教育政策的制定和领导体制的建立 1.1.1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及扫盲政策的制定 教育方针政策反映着教育的属性，体现着教育的指导思想，规定着教育的发 展方向，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工人和农民国家主人 翁的政治地位，决定了新中国的教育必须面向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将广大的工 人和农民由“睁眼瞎”变成“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49年底在第一次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新中国做出了“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决议，这实际上是“教 育为工农服务”这一教育方针的具体实践。此后，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方针，党 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布了一系列决议、指示以及暂行条例，以指导和推 动工农教育的稳步开展。这些决议、指示及暂行条例的内容，经过实践的检验 和不断修正，逐渐演变成国家关于扫盲教育的政策法规。 广大农村是文盲的集聚地，扫盲任务异常艰巨。建国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 村的扫盲教育工作。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冬学 仍是农村扫盲教育的主 要形式。党对农村扫盲教育的重视和指导体现在每年“关于冬学工作的指示” 上，这一系列指示的具体内容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村扫盲教育政策法规的健全和 领导体制的逐步建立。1949年底，教育部在《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 中，要求地方政府组织冬学运动委员会，作为冬学运动的专门领导机构，并且 规定冬学运动委员会应由政府负责人员亲 自主持，吸收人民团体、青年团和教 育界的负责人参加，并须有专人经常负责，检查冬学工作的进行情况。 这些规 定，充分反映了党对农民扫盲工作的重视，在对扫盲教育的领导上则体现了“政 府领导、各群众组织协助、全民参与”的基本原则。 1952 年《关于冬学工作的指示》对农村扫盲教育的经费做出了明确规定， 要求政府补助一部分，群众负担一部分。1953年《关于冬学工作的指示》除了 2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利用冬季农闲季节举办的群众教学组织形式。就是选择冬季农闲 时段，集中从智力开发、智能培训入手，对最基层民众开展的文化扫盲教育。冬学的开办时间基本为三个 月，每年11月底开学，翌年2月初春耕前结束。其课程基本包括：识字、政治常识、军事常识、军事操、 自然常识、算术、唱歌、周会等。最严格的时候，白天全日上课，早晨上操，礼拜天参加社会活动。冬学 结束后，条件具备的转变为常年民校。 26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重申之前扫盲教育的领导原则外，根据当时“速成识字法”推广的需要，明确 提出在县以上由教育行政部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主，联合青年团、妇联 组成冬学工作委员会。显然，这时候对扫盲教育的领导在进一步加强，扫盲教 育也由“普通工作”升级为“重要工作”，常规性的冬学工作委员会取代非常规 性的冬学运动委员会而成为领导机构。1953年的《指示》还规定扫盲教育中政 治教育以《共同纲领》为主要内容，如果对当时的扫盲教育进行深入的考察，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扫盲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政治教育，动员民众参 与实施政治目标。 在城市和工矿企业，由于城市生活的组织性及工矿企业的工作本身具有较高 的技术含量，这就要求城市居民和职工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城市居 民和职工的文化状况总体上较之农民要好一些，但与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 相比，显然还远远不够。如生产布匹的纺织厂，出产的布的数量、存在的问题 都需要工人进行详细的登记说明，工人不识字显然不行。而在有的工厂，因为 识字的人太少，甚至连上面布置的工作任务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制作日常的工 作报表和写定期的工作总结了，这就给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现实的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有力因素。经济发展对文化的迫切需要呼唤 着我国职工扫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开 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对职工业余教育的开展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为职工扫 盲教育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如要求：“凡已经 在职工中进行一定时期的政治启蒙教育的工厂、企业，现在都应开始有计划地 开展识字运动，设立业余教育普通班，鼓励不识字的职工自动报名学习”，“普 通班的教员，应动员本工厂企业中识字的职员、工人和家属担任”，“普通班的 教学方式应该比较灵活，无一定的课堂时，得在工厂、饭厅、宿舍、坑口等处 进行。每班的人数也可以不拘多少，但均须有一定的学习计划、组织与制度， 以学完一定的课本为毕业。”“凡在工厂、企业附近的学校，都应尽可能设立职 工业余教育普通班，协助附近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开展职工识字运动。”“在 工厂、企业内，由工会负责，在当地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各该 工厂、企业内之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工厂、企业的行政或资方应给予一切必要 而可能的帮助。”“职工业余教育的经费，由各工厂、企业拨交工会的文教费中 提出60%，其不足之数再由各级政府教育经费中拨出一定数额，作为补助费。”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普通班、政治班的教材，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同劳动 部、出版总署组织编辑委员会编辑之。”“争取在三五年内做到职工中现有的文 盲一般能认识1000字上下，并具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27 在领导方面，根据“政府领导、各群众组织协助、全民参与”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统一的领导组织——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健全的政策指导、科学的领 导和明确的分工、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如扫盲经费的保障），使得我国 的职工扫盲教育，一开始就沿着正规化、程序化、系统化的路线前进。可见， 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扫盲教育得到政府更实惠的支持，当然这也是建国初期我 国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经济方面百废待举、急需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形势 使然。所以，这一时期职工扫盲教育的成果远远胜于农村。 为了推动工农教育28 的进一步发展，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扫盲教育的政 策法规，推动了领导体制的建立。会议在总结一年来我国工农教育工作的基础 上，提出：“教育对象，应首先着重对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并逐步推广 到有组织的青年男女和迫切要求学习的工农群众中去。教育内容，工农干部和 积极分子及老区的工农群众，一般地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并适当结 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在半老区、新区，则一般地应与当时 当地的中心任务和群众斗争结合，以政策时事教育为主，并通过这种学习，进 行一定程度的识字教育。实施的步骤，应因地因时制宜，有重点地稳步前进， 在巩固的基础上要求发展，目前只提‘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还不提 ‘扫除文盲’的口号，以免使工作陷于被动。反对急于求成及只追求数字、不 讲求效果的形式主义作风。”“工农教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必须贯彻 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工作。 工农群众教育经费，主要依靠群众自己解决，政府予以补助。师资问题，实行 以民教民为主的方针，可能时设一定的专任教师作为骨干。学习组织，应适合 当地具体条件与群众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领导关系方面，必须实现 ‘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拟在各级政府教育部门 27 《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 页。 28此处的“工农教育”实质上就是扫盲教育，这是因为整个五十年代，工农业余教育的主要形式和任务就 是通过扫盲教育以扫除文盲。这可以从当时工农教育会议的决议、通知、指示、条例等具体内容中得到证 实。当然就其内涵与外延来讲，工农教育要比扫盲教育广泛得多，扫盲教育只是工农教育的基础。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设专管机构或人员，另由政府与工会或农会有关团体代表组织职工业余教育委 员会（全国、市）、或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省、市），或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 （县），以便统一规划，分工合作。” 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我国的扫盲教育政策，实质上就是中央 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成功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并且承袭了建国前我国对 扫盲教育的认识：扫盲教育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开展扫盲教育最有效的途 径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根据规定，我国的扫盲教育领导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1.1.2扫盲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后，会议的各项决议和工作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扫盲教育稳步进行。1950年底，县级政府纷纷成立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统一 领导各县农民业余教育工作。这样，农村的扫盲教育除了季节性的冬学运动委 员会外，还有了日常的专门领导机构——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在农民业余教 育委员会的领导下，许多没有开展冬学的地方纷纷设立冬学，由冬学转化而来 的民校数量也在不断增加。30 1950底，教育部又公布了《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实际上， 部分工矿企业在《组织条例》颁布前就已成立了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 例》的颁布，促使还没有成立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工矿企业纷纷成立该机构， 而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到1953年才成立。此后，政务院还颁布了一些更具 体更有针对性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体系和运行机制。 这样，在城市，形成了由教育部制定扫盲教育总的方针、政策，部署扫盲 工作，由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具体领导，工会负责贯彻执行、各方面（工会、 共青团、妇联）配合开展的扫盲工作新局面。这样，新中国职工扫盲教育有组 织、有章法地迅速开展起来。据统计：1951年，城市工人参加业余学习（实际 上是识字脱盲）的由上年的 50 万人增至 135 万人；到年底，东北地区有 10 万 29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5 页。 30冬学和民校都是农村扫盲教育的主要组织和教学形式，区别在于：冬学是季节性的组织形式，而民校则 是常年的组织形式。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能够解决民校各种具体困难的地方，或是农民有强烈的学习愿 望的地方，在具备师资和容易组织起来进行班级教学的地方，冬学就有可能转变为常年民校。简要地说， 民校就是冬学的经常化和规范化。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职工、铁路系统有5万职工脱盲。31 到1952年，随着“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掀起了建国初期的 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为了加强对规模迅速扩大的扫盲运动的领导，1952年底，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 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负责领导以“速成识字法”为主要教学形式的 扫盲运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是建国初期我国扫盲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至此，50 年代我国的扫盲教育领导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教育部和中共中央 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构，以下分别有农村和职工的扫盲教育领导 体系。农村的基层领导是冬学运动委员会（1953年开始改为冬学工作委员会）， 县级以上的领导机构是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职工扫盲教育的领导体系则是各 级别的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各项具体工作由工会负责，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是 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 1.2“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扫盲运动 1.2.1“速成识字法”的创立和实验 在建国初期扫盲教育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速成识字法。这 一新式教学法的出现和全面推广，改变了我国扫盲教育的正常发展进程。 “速成识字法”是由解放军西南军区的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的。解放战争时 期，祁建华就试验运用“速成识字法”进行识字教育。建国后，在部队作文化 教员的祁建华逐步完善了他的“速成识字法”。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即“识字拐棍”。第二 步，突击学单字，要求会读与初步会讲，重点在于读。教师讲解时联系学员生 活中熟悉的事物，并大力组织复习和巩固，加强个别辅导，做到逐步脱离注音 符号，也能认识学过的生字，即“丢拐棍”或“搬家”。第三步，教学语文课 本，同时展开大量的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所学的字，并扩大了解字义 的范围，作到会写、会用。这种教学法利用拼音作入门的引导，充分尊重成人 理解力强的特点，根据成人教育“学以致用”的要求教授群众生活中熟悉且需 31 《工人日报》，1952 年 1 月 10 日，第三版。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要的字，因而效果明显：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所学的生字，并且能够将所学 内容运用到现实中，不仅实现了识字脱盲的目标，还激发和保持了工农群众识 字学习的积极性。 祁建华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成功引起了所在部队的重视。1951年初， 他受命主持西南军区扫盲实验，实验结果是：在参与实验的12,675名军人中， 大多数 15 天就脱盲了，且识字量可达 1500 字以上，不仅能读解放军总政治部 编印的《小学国语课本》1～3 册，而且还能写出短文。32 实验证明“速成识字 法”是一种高效的扫盲教学形式。有了实验的证明，“速成识字法”首先在西南 军区全面推广。 迅速扫除文盲是50年代中国人的梦想之一，“速成识字法”的“高速度、高 效率”，立刻引起全国人们的广泛关注，教育部门尤为重视。但这一时期国家的 中心工作是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不可能有太多的资源来贸然发动全面的 扫盲运动，因此国家采用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先进行试点，通过试点来检验“速 成识字法”的适用性。最先试点的单位是天津市纺织工会。1952年1月成立了 实验班，根据“速成识字法”的三步骤教学法进行识字扫盲教学，学员集中学 习了 2281 个生字，结果是学员平均识字 2108 个；写字虽不是很熟练，但均掌 握了笔顺和书法常识；阅读除能通读课本外，还能借助字典浏览书报；在普遍 掌握了“写话”的基础上，有的学员还能写信给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速成识字法”适用于职工扫盲教育。 那么，这种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在农村普遍推广呢？1952 年 1 月，教育部指 示在北京郊区高碑店开办了“农民业余速成识字实验班”。实验班招收了 26 名 学员，男女各半，年龄最大者超过 40 岁，最小者不足 16 岁；一字不识者为 6 人，识字不多者为20人，每晚学习2小时，实验期近3月，实际上课164小时。 注音符号和拼音教学阶段用时16小时，“突击生字”阶段用时48小时，阅读教 学用时 50 小时，抄字、写字用时 14 小时，其余时间练习写话、作文。实验结 束时测试，学员基本掌握了《农民识字课本》33 中的 1638 个常用汉字，实现了 32 喻本伐、张尚武、曾凡梅：《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扫盲实验》，《教学研究与实验》，2004 年第 2 33 1952年推行“速成识字法”时由教育部工农业余教育司编写的识字课本，包括《农民速成识字教材》和 《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上、下两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农民识字课本》包 括大量突击识字用的注音字母和拼音、注音词表、字同音不同的字、写字练习和两千个常用字表。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脱盲的目标。这就说明“速成识字法”同样适用于农村。 与此同时，许多渴望迅速脱盲的地方也都在自发地试验“速成识字法”。从 1952 年年初开始，扫盲教育因“速成识字法”的实验而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 来。实际上，这个实验的过程就是“速成识字法”推广的前奏。 1.2.2“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 “速成识字法”的成功实验给当时正常发展但成果并不显著的扫盲教育带来 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各级领导部门纷纷制定扫盲规划，提出了新的扫盲任务， 民众也因为实验的成功有了脱盲的信心，积极地参与到扫盲运动中来。一时间， 从中央到地方，运用“速成识字法”开展扫盲工作的指示不断，媒体对“速成 识字法”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普 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推进扫盲 运动。《工人日报》从1952年9月到 1953年1月这段时间还开辟了“速成识字 法”专栏，专门介绍宣传“速成识字法”。八一电影制片厂于 1952 年底还将祁 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摄制成教学专题片。 在中央的部署和媒体的大力宣传下，扫盲教育以“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据统计：从 5 月上旬开始，东北、西北、华东、中南等区和其 他地区许多省市都先后通过各种会议，对推行“速成识字法”的步骤、方法等 作了讨论、研究和部署。东北、中南、西北三个区和东北、华北、华东等区的 大多数省份以及天津市和陕西、湖北等省，都拟订了扫除文盲的初步计划，一 般是首先消灭干部、工人中的文盲，同时逐步地消灭农民中的文盲。如东北区 决定在二年内扫除该区全部工人文盲，三、五年内扫除全部农民文盲。河北省 决定全省区以上干部中的文盲在1952年10月底全部扫清；产业工人文盲在1953 年 6 月底扫清；青壮年农民中的扫除文盲工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沈阳市要求 在1953年底彻底扫除全市工农群众中的文盲。天津市十区识字运动推动委员会 决定在1952年内基本扫清区内全部文盲，并代邻区扫除文盲5千人。34 各地在具体实践中，都将扫盲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民众也 认识到扫盲教育既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更是个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 条件，加之此时媒体和领导系统的宣扬和鼓励，从政治上激发了民众脱盲的信 34 《人民日报》1952年7月28 日，第三版。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心，这样在上层的积极倡导和下层的积极参与下，扫盲运动由稳步发展走向高 潮。如农村纷纷成立民校，成立各种识字小组，包教保学的方式更是多样化、 参与的人数激增。很多乡村村民不参加扫盲学习就会被扣工分，甚至被视为政 治落后，这对当时刚被“社会主义意识”浸润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 惩罚。职工的扫盲教育，除了规模迅速扩大的班级教学这一形式外，小组教学 和班级教学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如林业工人要进入深山护林时，工会就 会分派教员跟随工人上山，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教授他们识字。35 1.3教育工作的整顿和扫盲运动的回落 “速成识字法”的速成与高效，国家的大力宣传和指导，刺激了全民脱盲的 决心，树立了文盲脱盲的信心，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这次扫盲运动， 也扫除了相当数量的文盲；大批扫除文盲工作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锻炼， 在组织领导、培养师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在另一方面，由 于各地文教部门的领导干部对扫除文盲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适当地位和扫除文 盲工作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一开始便出现了轻率冒进的现象：不 看实际情况，不从主客观条件出发，不讲究步骤，没有周密的准备，特别是师 资的准备很不够，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重量不重质，造成了严重的“掉队”、 “夹生”、“回生”现象。当时有群众给《工人日报》写信反映扫盲运动中的“回 生”现象。如南昌铁路局“回生”比例达60%，福聚祥染织厂“回生”的比例超 过40%。36旅大市百货公司有240个被扫除的文盲，不到半年几乎全都变成了文 盲；旅大市已扫除的妇女文盲，除少数升中级者外，有半数又变成文盲。 已取 得的扫盲成果急需巩固，扫盲教育的继续发展急需整顿。 扫盲运动中出现的严重的“回生”、“夹生”现象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从 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政务院和教育部多次召开会议 以解决扫盲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倾向，并下发了一系列指导整顿工作的通知。 35浙江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编：《杭县北肇和乡扫除文盲工作的经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 36 《工人日报》，1952 年 11 月 14 日，第三版。 37 《工人日报》，1952 年 10 月 24 日，第三版。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在1952年9月召开的由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全国扫除文盲工作 座谈会上，虽然仍强调“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 各级领导应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但会 议同时指出，“为了防止与克服有些地方在推行速成识字法时，只注意快，不注 意巩固，以致速而不成，造成‘夹生’、‘回生’现象以及过急过躁、草率从事 等偏差，必须切实进行巩固工作。”38会上提出今后扫盲工作的任务是“大张旗 鼓，稳步前进，由点到面，限期完成”。这可视为中央整顿工作的开始，由于这 时期正处于运动的高潮，全国各地都在利用“速成识字法”进行识字教育，大 多数地方的确取得了显著成效，积极成果较消极影响更为突出，这个时候如果 过分地指出运动中的失误——“盲目冒进”倾向，就有可能浇灭人们参与扫盲 运动的热情。因此，这一时期所谓的“整顿工作”仅仅停留在中央的各种决议 和指示中，在实践中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扫盲运动仍强调规模、数量和速度。 “盲目冒进”仍在发展，随之出现的“掉队”、“夹生”、“回生”现象更为严重， 有的地方甚至因为过分强调扫盲运动而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 日益严重的“掉队”、“夹生”、“回生”现象决定了扫盲教育要继续向前发展， 其他工作要正常开展，就必须对目前日益高涨的扫盲运动进行整顿和巩固。1953 年 1 月政务院召开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着重解决当时扫盲运动中存在的“投 入多、声势大、成果小”的问题，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 步前进”为 1953 年文教工作的方针。39此后，扫盲运动根据中央部署进行了相 应的整顿、收缩和巩固。同年 2 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国扫 除文盲工作会议，主题仍是纠正扫盲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偏向，会议重申了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并就如何逐 步收拢扫盲摊子、处理多余干部及专职教师等问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 这才是整顿工作真正产生实际影响的开始。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意见并未正 确实施，整顿巩固工作只是实现了规模的收缩并未达到成果的巩固，在一定程 度甚至影响了扫盲运动的正常开展。当时农村某文化教员看到整顿后扫盲教育 处于停滞状态，便向党支部提议还是要适当重视扫盲工作，而当时支部书记的 38 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 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 491 页。 39 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 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 492 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回答是“谁不怕犯政治错误，谁不怕影响生产就去扫盲。”结果是好不容易才组 建的民校迅速垮台。40 这时候我国的扫盲教育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收缩甚至有意识地抑制 扫盲教育的正常发展，农村中很多好不容易才开办起来的民校迅速垮台。到1953 年下半年，扫盲运动迅速回落：领导松懈、组织涣散、行动消极、学员锐减。 我国的扫盲教育处于发展的低谷。 40新知识出版社辑：《组织起来扫除文盲》（扫除农村文盲初步经验之二），新知识出版社，1956 年版，第 19 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第2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扫盲运动的再掀高潮 1952年下半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改造运 动逐步开展起来，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广大工 农群众的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这样也就激发了 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从1955年底到1956年，社 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程远远超过了正常速度和规模，原本计划至少十年完成的 任务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到1956年底，我国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迅猛发展，实现了我国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传统的 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变革为现代的先进的集体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的生产生活 方式在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协作关系，工农群众要适应这种新的生产 生活方式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最起码要会认、会写、会算。然而 经过建国头三年的扫盲教育，虽然扫除了一大批文盲，但与新中国成立时占人 口总数80%的文盲大军相比，已取得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我国文盲依然众多， 扫盲任务依然艰巨。工农群众的文化状况与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对他们的要求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许多农村互助组建立起来后因 没有会计、记工员而无法发展和巩固，许多城市职工因不识字阅读不了机械使 用说明书而使先进的机械设备闲置，工农干部开会因不会记笔记根本无法正确 完整地传达会议精神。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改造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着新型 生产关系的广泛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目标的实 现都要求迅速提升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2.1扫盲运动政策的演变和领导体制的完善 从1953年起，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展同步，中央政府、教育部、扫除 文盲工作委员会等领导机构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调整和颁布新的扫盲教育的 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扫盲教育的领导体制，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2.1.1基本概念的明确和新的扫盲任务的确定 经过几年的扫盲教育实践，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1953年11月发布 的《关于扫盲标准、扫盲班毕业考试暂行办法的通知》中，首次界定了文盲和 半文盲的概念，并根据对象的不同确立了不同的扫盲标准：干部和工厂工人定 为识别2000字，能读懂一般性书籍和报刊，并能写200 300字的应用文；城镇 工人与市民识字量为1500字，其它方面的标准与干部和工厂工人相同；农民的 识字量为1000字，能阅读一般性的书籍、报刊，能写必要的书信和收条。还规 定了扫盲毕业考试的内容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毕业合格，由市、县级 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根据群众的需要发给毕业证明。 这些具体内容的 规定，表明中央对扫盲教育的领导不再停留在原则的指导上，而是有着确切的 实践衡量标准。扫盲教育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1955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扫盲的目标也随之提高了。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中第14条提出：“在 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2000个字。”这条意见比中央的 正式指示还更具影响力，“七年内基本扫除文盲”霎那间似乎成了全社会的共 识，各级党、政、文教部门立即着手规划部署这一工作。各级党委先后成立了 扫盲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小组长，并吸收共青团、妇联、工会和文教部 门的负责人为领导小组的成员。做到了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工会、共青团、 妇联、文化部等有关方面，则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发动和组织本系统内的群众 参加学习，动员社会力量参加扫盲运动。1956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十二年国 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稿）》对扫除文盲教育的要求是“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 盲。2年内扫除机关团体干部中的文盲，3年内扫除职工中的文盲，7年内基本 上扫除农民和市民中的文盲。”42这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扫盲的任务和目标 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扫盲任务提升的幅度相当大。这显然是受了当时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形势的鼓励和“运动”思维的影响。 4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2～263 页。 4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51 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2.1.2新的领导机构的成立和对旧有机构的整合 任何一项社会运动的健康发展都是以强有力的领导体系为后盾的。为了加强 对规模日益扩大的扫盲运动的领导，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青年团、 工会、妇联、农村工作部门、人民武装部、合作社等方面试办扫除文盲协会， 以协助扫盲运动的领导机构更有效地领导扫盲运动。同年底，教育部发出《关 于筹办各级扫除文盲协会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逐步成 立扫除文盲协会。43 到1956年3月，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在成 立大会上，通过了全国扫盲协会章程，明确扫盲协会的具体任务为：广泛动员 和组织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和一切识字的人参加扫除文盲的工作；动员组织不 识字的人接受识字教育；协助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城市街道等办理识字教育的工作；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识字教育 的业务指导和师资的培养训练工作；协助人民政府和团体评选和奖励对扫盲工 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扫盲协会的成立，解决了运动所需要的庞大的组 织力量。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954年11月8日，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与教育部 合署办公。此后，教育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省、专、市、县各级扫除文盲工 作委员会的办公机构与同级文教行政部门合并，合并后的扫盲领导机构能够获 取行政力量更直接的支持，从而加强了对扫盲教育的领导。 工矿企业职工的扫盲教育，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领导关系上发生了一些新变 化。1955年冬，许多厂矿企业根据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提出的“企业行政办 学”的思想，以“政府领导、行政主管、工会协管”的办学方针，取代了之前 的“政府领导、工会主管、行政协助”的办学模式。这一新的办学方针，要求 扫盲工作由行政主管，其目的仍在于强化领导，运用行政的力量及时解决社会 主义改造运动和扫盲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在工会主管扫盲教育 的时候，有些厂矿企业的工会把“扫盲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影响了社 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实施“政府领导、行政主管、工会协助”的办学方针，就 可以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来确定两者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 43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43 页。 44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85 页。 建国初期（1949—1956）我国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 以及资源配置。“政府领导、行政主管、工会协管”办学方针的具体做法是： 厂矿企业行政部门在厂党委统一领导下，由主管厂长、经理负责，全厂动手， 通过业余学校实现教育计划。除了明确党、政、工、团的职责范围外，还充分 发挥厂矿企业中教育科的作用，教育科是实施“企业行政办学”的职能部门， 它的主要职责是：根据职工业余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上级的规划要求，结合 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的扫盲规划；经常研究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 定期检查，解决贯彻执行计划中的一些困难问题；负责日常工作的具体管理， 如对教师和教学的领导，办学经费的解决等等。 此外，随着扫盲运动的全面展开，1954年前后，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成立了 青年扫盲队。青年扫盲队最早是在山东省文登地区出现的，因其成功和有效， 被要求在全国农村共青团组织中普遍建立，乡一级团支部设扫盲委员，扫盲委 员兼任青年扫盲队队长。青年扫盲队在扫盲运动高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 组织作用，特别在没有建立扫盲协会的农村或是虽建立了扫盲协会但协会工作 开展不畅的地方，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尤为显著。 这样，新的领导机构的成立，再加上对旧有机构的整合，使得扫盲运动的开 展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当然，不断完善的政策法规和领导体系只是扫盲运动高 潮出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扫盲运动高潮的出现还需要广 大工农文盲思想上的认同，只有在思想上认同了才会在行动上参与进来。民众 统一的思想认同是通过国家广泛的宣传动员来实现的。 2.2无处不在的扫盲教育网络 社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文化的相应发展和支持。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迅 猛发展客观上要求处于低迷状态的扫盲教育迅速发展，我国扫盲教育本身所具 备的广泛群众性特点，国家对扫盲教育“政治性”功能的重视，加上中国共产 党擅长于“运动群众”来实现既定目标的执政特点，使得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 扫盲教育的“运动式”发展水到渠成。而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是扫盲运动高潮到 来的必要条件和前奏，也是扫盲运动高潮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