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书院风景的作文

花洲书院 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所真正大学的时候，书院就在中国的一些角落里，静悄悄地担当起传播知识、弘扬道义、弘扬精神的重任来。这种深厚的文化情结，应该也算中国的一大特色吧。 自唐代以来，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蔚然成风，全国书院林林总总七千多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对民俗风情的培育、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和知识传播，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 在河南邓州古城东南隅，就有这样一书座院，因位临百花洲，名曰：花洲书院。 “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秋。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览秀亭》对此地的赞美。 可惜，范仲淹被贬邓州时，洲废亭圯。东风无力百花残啊！ 百花凋谢，洲亭已毁。此刻，一位曾经春风得意、名满天下的朝廷命官正忧心忡忡、伤痕累累地走来。 时间是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 经过“庆历新政”阵痛，年已五十七岁的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这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皇祜元年（1049）正月，赴任杭州。 在离庙堂之远的邓州，他政简刑清，化行俗美，吏畏其威，民怀其德。 他不辞劳苦，整治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并在城墙东南角建春风阁。深为学风不兴而忧心的范仲淹，当看到百花洲一带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学场所后，遂在百忙中谋划，创办“花洲书院”，并且公余到书院讲学。 一时，邓州文运大振。 这是他到邓州工作后推出的最大“民心工程”。 这项工程的效益确实不小：范仲淹的儿子、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韩维，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当然，范仲淹一手打造的“花洲书院”还有点“文化沙龙”的味道。平时，春风堂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中与民同乐。在这里，还与致仕宰相张士逊、新科状元贾黯等诗酒雅会，同宰相晏殊、光化知军李简夫及名士王诛、张涛赋诗唱和。 按说，范仲淹应该知足了，完全可以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其喜气洋洋者也。但，他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起来，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没有人知道，一个“流落江湖”者的真实想法。 然而，正是这种“无法理解”，却常常会爆发出惊人的行动。 就是在这“进亦忧，退亦忧”之时，光照千古的《岳阳楼记》诞生了。 二 这篇千古绝唱，洋洋洒洒，看似和风细雨，实则暴风骤雨，把一座傲然挺立的楼和一座风雨飘摇的院，有声有色地搭建起来，维系起来，从此成为一条风景线上的两处境界。 人以地灵，地以人传。邓州，为夏、商、周及秦汉之后的中州名郡，宋初为邓州南阳郡，治穰（今邓州市），领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宰相张永德、赵普，苏易简、寇准、陈尧咨、刘筠、谢绛等朝廷要员都曾任邓州知州。 当然，能使邓州引以为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代文豪范仲淹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这里写出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而名动天下！ 滕子京，名宗谅，北宋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一生志同道合，后滕子京用公使钱一事被人攻讦受审，范多次上表为其辩诬，终使其免去刑狱之灾，先后贬知陕西风翔府（今宝鸡）、河南虢州（今河南灵宝）、岳州巴陵郡。滕知岳州后，重修了江南名胜岳阳楼。楼成，极为壮观，遂于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致长信于范仲淹（嘉靖、乾隆、嘉庆《巴陵县志》之《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有详细记载），信中详述了岳阳楼重修情况，并附《洞庭秋晚图》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邓州，求挚友抽暇为其作记。 范公接信后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邓州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展纸走笔，一气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全文计三百六十多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千古传咏，不但使岳阳楼增色添辉，名扬天下，也使后人不得不赞叹滕子京求记的的远见卓识。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成了中国达官学士的良知理想、责任担当和崇高情怀。然而，这种担当和理想的背后，却常常充满着伤痕累累的惆怅和疼痛。 围着别人伤痛眉开眼笑的，是一群自私自利、阴阳怪气的嘴脸！ 一种忧国忧民的伤痛，与一副自私自利的丑陋，交接到一起，令人不禁一身冷汗！ 翻开历史一页，我们除了为范仲淹的精神和勇气叫好，也为一个家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不仅仅范仲淹在担忧，不仅仅他周围的文臣武将在担忧，而是连大宋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宋仁宗也无不在担忧…… 可是，他们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苦闷而虚弱的担忧，还得从那场轰轰烈烈而来，死气沉沉而去的“庆历新政”说起。 “庆历新政”是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一场大改革。 当时的改革背景，《宋史》是这样说的：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纷纷上疏言事。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朝廷都赞同拥护，不是好事吗？ 对全国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 要知道，奏折中，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政策”，都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如，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等。 宋仁宗也觉得有“利国利民”的意味，便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挠。 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使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宋仁宗，却突然大变脸，一反常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于是，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 随即，范仲淹被贬到邓州。 三 我们先不讨论宋仁宗皇帝的政治觉悟和个人好恶问题，但从奏折看，这场改革的内容，不外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这不是明摆着的，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连这样的好事不敢做，不能做，那你说作为这个国家的臣民，还能做什么！ 有人说，《十事疏》是一个强调澄清吏治的“反腐宣言”，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于苟安，反对新政，庆历新政肯定得以失败收场，不然会得罪很多场面上的人。 也有人认为，新政失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更甚，甚至影响到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令熙宁变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不管怎么说，我们先睁大眼睛看看，这场改革的“绊脚石”到底有哪些？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的是封建腐朽势力，限制的是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就是个首当其冲、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 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虽然宋仁宗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流产了。 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现在看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等于动摇了宋仁宗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 我们知道，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说，庆历新政失败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实际上，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在我看来，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也缺乏事实根据。 我翻阅大量的宋代文史资料看到，当时的情况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士族阶级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 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封建社会的帝王是很忌讳大臣结为朋党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对派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所以说，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 那么，皇帝为什么不顾反对并亲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 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仁宗当初任命范仲淹、富弼们来改革新政，为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但为何最终又实行不下去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封建专政的社会中，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皇帝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那可是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啊。 三 为了弄清这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回过头来，再细细看看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那些内容吧。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其中，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