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篇29杨绛:百年美丽人生
杨绛与钱钟书
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篇（29）杨绛:百年美丽人生
人物档案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人物透视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锺书先生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锺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锺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素材解读
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为了丈夫的写作，为了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丈夫莫大的支持，她毅然做出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遂使中国文坛有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杨绛以她对人生和事业的理解，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理解与支持，什么是爱与担当。
素材链接
为了爱，许广平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事业。为了让鲁迅更好地写作，许广平常常替他查找和整理资料，替他抄写、校对文稿。每次鲁迅的文章写完后，她总是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论者。每次读完之后，鲁迅都和她讨论、交流，虽然他们之间的学识有很大的差距，但鲁迅也常从与许广平的交谈中得到启发，对文章做一些修改。并且，对于鲁迅的一些重要的谈话，她也注意用心地加以记录和整理；对于鲁迅所写的文稿她都细心地收拣，妥善地保管好。
1936年，鲁迅先生不幸病逝。承受着巨大悲痛的许广平没有被心中的伤痛击垮，与之相反，更是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对鲁迅先生的文集与资料的整理当中。在她的精心整理和积极努力下，借助文化界的友人的热情帮助，许广平完成了凝聚着鲁迅先生毕生心血的《鲁迅全集》的出版，并且还写下了许多介绍、怀念鲁迅先生、弘扬鲁迅精神的文章，为后人学习和研究鲁迅先生留下宝贵的财富。
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素材解读
凭借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而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素材链接
居里夫妇得到7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居里夫人还得到了5万法郎的欧西利奖金。她将一部分奖金存入银行，补贴家用和自费招聘一位实验室助手，把其余一些奖金捐助了一些学术团体，又给教过她的一位贫困的法国教师汇去一笔旅费，让老师能重游故乡。接下来，居里夫人把她千辛万苦提炼出的镭（价值100万以上法郎）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有人劝她把这些财产留给两个女儿，居里夫人说：“我希望女儿长大自己谋生，我只留给她们精神财富，把她们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绝不给她们留金钱。”
“坐”在人生边缘
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
素材解读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素材链接
钱学森是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一生做人都坚持四条原则：第一，不题词；第二，不为人写序；第三，不出席应景活动；第四，不接受媒体采访。
钱学森不给任何人题词，不留美名，更不留骂名，平平淡淡，活得坦然。不为人写序，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钱学森知道，这样的“借名”者，多是拉大旗作虎皮，不想在学术研究上坐“冷板凳”，只急着要一举成名。钱学森成就卓著，却从不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考水力学，6道题全答对了，老师给了他100分。但钱学森找到老师说：“有一个字母，不应该简写，我简写了，必须扣掉4分。”最后，老师给他改为96分。在国防部五院时，钱学森最初是担任院长。不久他给聂帅写信，要求改“正”为“副”，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就这样，当了一时院长的钱学森，又改当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有一位老板，要为钱学森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钱学森听说后，坚决反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怎能定其功德？又怎能塑像？”
人物品读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