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0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0篇

篇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为著名的国民大师钱穆，钱老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出了提要钩玄的概观和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今天我就以其中的考试制度谈点体悟。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为选拨政治人才而诞生。虽然今日之高考，早已判若云泥，但人们两千年来的流品思想根深蒂固，依旧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究其原因，不可不追溯到历代考试制度。今读钱穆先生《中国历史政治得失》，叙述古代制度精辟有力，对于中国古代制度，很多人印象里多是封建专制。却不知道，中国古代人才选拨制度的公平、开放、民主程度，一直领先西方至近代。秦汉时期开始，贵族权力世袭逐渐打破，普通官员的子女已不能继承权力。汉武帝后，汉代形成“察举制”，以孝廉加考试的标准选拨人才。从此，中国政治面向全国开放，此时的政府不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更不是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士人政府。汉代用分封制削弱贵族，同时规定“当官不能经商，经商不能做官”；唐代规定商人和工人不得参加考试；宋代的“重文抑武”，更是大张旗鼓。综上，虽然执行各有偏差，但历代都尽全力去营造一个“读书人”的政府。西方社会政治对政党贵族开放，而中国对全社会读书人开放。中国的读书人是来自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统治集团，难怪有这样说法：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无阶级，有流品。中国考试制度，本意在于开放政权，选拨政府各部门真才。而到清代，通过考试，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尝到甜头，不致绝望造反，考试制度变为了巩固满洲政权的小手段。至此，中国的古代考试制度，正式寿终正寝。

我们观历史，中国往往人治多于法制，好制度往往因人而变。这是中国人的灵活变通，也算是旧俗陋习了。我们观历史，一旦发生变革事件，读书人为了保住已得势力，往往倒向贵族一边。这或许可以解释，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吧。综上，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创造性把政权开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读书人手里。读史反思，在当代，如何把知识分子的力量合理分配到各个阶层，避免读书人为“贵族”服务，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探究。

篇二

这是一本小书，很短，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要短小精干许多。里面的语句有时乍一看似信手拈来，但继续看下去便知须是学力深厚才能如此举重若轻。抛开了复杂的人事，专注于制度上的变更，这本书在这个角度上让人对以前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传统的历史书更多是如史记一般记录事件，制度的设置都是隐藏在纷繁的人事之后的。在这本书里，将政治制度单拎出来讲，对非治史的读者而言，是的确方便许多。

钱穆写这本书时，恰是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的人，所以在该书中，钱穆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意思，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绝不能以一句封建腐朽就来一棍子打死。既然当时的政治体制可以如此建立，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当时的国家状况的。如此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中那些起起伏伏，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有更好的理解，而远不是一句封建专制能概括得完的。

看这本书，有两点感受较深。

一是，久而久之制度都会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实状况脱节。这使得在朝代的后来，都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新的问题，由此只能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方能让国家机器在废墟中重新开始。除开宋朝这种先天国防弱势的之外，其他朝代更多的是在土地政策或者税赋政策，亦或人事政策上出了问题，埋下了动荡的隐患，然后在战火中覆灭。读完后感觉这种僵化似乎无一例外，就算是有所谓中兴亦或变法，也多是以失败告终，更多的还是无济于事，只能迎来最后的改朝换代。

二是，文人治国是必须的，然而也是需要提防的，如何平衡是个问题。或许人都是自私的，总不能拿出那几个少有的人去代表整个集体。正如一句话所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里的power也可以解释为权力。权力是希望继承的，是希望能够可控地传承的，或是积极地扩张，但这种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需求又是相悖的。由此裂缝产生的破坏力，又会是改朝换代时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就如明朝一般。如何处理好官僚集团，文人集团和国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又是历代的变革核心之一。但最终走到清朝时，这种改变也走到尽头，毕竟满清是外来政权，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考量更多的还是如何稳定自身的异族统治，此处的私心不是以往的汉人政权所有的。而对官僚系统与文人集团的关系进行平衡，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进行着这种动作，由此看来，或许49年后的种种动荡也有这一意味。

篇三

我自小便喜欢喜欢历史。从初中起，我的历史成绩便在班上名列前茅，高考时历史更是功不可没，极大地拉高了我的文综分数。我对历史总是有着浓烈的兴趣，或者说是特殊的情结：幼时我听历史故事、成语故事津津有味，初中时把《明朝那些事儿》翻来覆去的看，感叹官场勾心斗角、奸臣胡作非为、宦官作乱天下，亦为于谦的肝胆衷肠而喝彩、张居正的晚节不保而惋惜。午休时，打开CCTV10，看百家争鸣激昂文字，其乐无穷也。到了高中，学业虽忙，我亦会忙里偷闲，向老师借借《国家人文历史》，以此为乐，释放压力。升至大学，空闲一下子多了起来，也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多读一些益书，比如《史记》，比如美国史。太宗曾感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我想说：“历史真是美如画。”

这次用心品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收获颇丰。此书虽不是长篇巨著，却精简地描绘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总览图。虽没有事无巨细地介绍，但却有章法，有筋骨。每朝都细致讲述了政府组织、考试（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对于清朝则结合时代背景做了一些调整。让我领悟到超脱书本的、有高度的见解，更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序和前言中，先生特别强调了两个核心词：“制度”和“人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的确如此，在我看来，谈到政治，无非是制度和人事。先生对于制度的七条见解引人深思：讲制度，必须精人事，否则制度只是枯燥的条文；制度之间相互配合，联结成套；制度随着人事不断流变，是否符合时代背景对制度是否有效起着极大作用，如王莽照搬周制，全然不顾客观事实，最后也只能是自取灭亡。此外，先生还讲制度得失评判，要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此种评判，要基于历史意见——当时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见，而非时代意见——站在自己时代环境的立场上。比方说现代人对古代政治的评价多是“专制”、“黑暗”，这自然是从当代民主社会的角度出发，若在当时，“专制”反而应是恰当的统治，而我们所谓的“民主”，基于当时的人事，倒是会成为“乱政”、“胡闹”了。

汉，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我是汉族人，我写汉字，自然对汉朝也有一种亲切感。秦始皇时，天下始定，郡县初分。汉承秦制，设三公，立九卿。令我极为欣赏的是，郡太守两千石的地位与九卿平等，郡太守到中央可以做九卿，九卿放出来也可以做郡太守。调度灵活，不会给人被贬之感。不像唐代，地方官制繁琐，设上州、中州、下州，这样一来，官吏调动的方向性、灵活性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说到汉朝的选举制度“举孝廉”，大家都不陌生。但却不一定知悉其起源。汉初主要有三种选举：一是不定期选举，譬如新皇继位，举天下贤人，或是碰着灾荒，在当时被视为政府失职遭受天谴，便选举贤良以“策问”。二是特殊的选举，比如黄河决口，需要治水人才。三就是选举“孝廉”，但在当时确是不受重视的一种。直至武帝质疑偌大一郡却找不出一个孝子廉吏，要地方长官履行为国家发掘人才的职责。随后孝廉日益增多，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渐多，仕途便只有举孝廉这一条路了。

举孝廉的另一结果便是诞生了“士人政治”，青年才俊从学太学，经考核入仕成为惯例。自此为官者逐渐变为读书人，贵族政治瓦解。也是从汉代起直至今日，中国的政府多是“士人政府”。与《论语》所说“学而优则仕”极为相符。为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代的赋税，亦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此时井田瓦解，耕者有其田，然山林池泽皆归国有，自然是禁止百姓伐木捕鱼。然而并未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故政府便在禁区关口设一管理者，就百姓所得之物征收几分实物税。到汉武时期连年征战，国库亏空，汉武帝便将盐铁收归官营，此制沿袭下来为历代所用，极大的解决了政府财政问题。

相比功绩，我对汉朝的过失更为感兴趣。经济发面，富者田连阡陌，贫着无立锥之地。减轻赋税终是便宜的地主，苦了农民，为西汉的覆灭埋下了祸根。制度方面，武帝设“外朝”，本意是辅佐幼帝，但最终发展为外戚干政，朝纲混乱。东汉变三公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后又索性将大权总揽于皇帝手中，三公正式沦为虚职。不仅东汉制度较西汉复杂，之后的唐宋明清无不是制度越改越乱，官吏越分越多，最后所有权利集中于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患。

选举制度方面，举孝廉几乎成为唯一的选举方式。同样的，时间越久，积弊越深。孝廉本无固化的标准，地方官员每年又至少要推举一位孝廉，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廉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推敲。汉代甚至出现过在墓穴守孝二十年的“孝子”被曝出在守孝期间育有四个子女的丑闻。

而在人事任用方面，我确实有所发现。汉代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人。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互联网上查询发现，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我家乡江西的省（市）委书记皆不是本地人。我又查询了最近五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发现他们也均不是当地人，通过询问老师，我了解到我国现在也有规定，县级及以上地方主要领导原则上需避用本地人。可见汉代郡县之精神沿用至今，不愧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

说完了汉，接着我来说说唐。唐亦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朝代。国外的“唐人街”，不以其他朝代命名，唯独用“唐”。可见在唐代，中华文化是真真正正的走向了世界。在唐代，宰相一分为三，划分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其中中书和门下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流变、消失。唯有尚书之名保留了下来，成为清代政府六个部门的最高长官之称。三省之上，设政事堂。这一制度对皇权的制约起到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以至于唐中宗“斜封墨敕”，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此外，我了解到唐代著有记录当时政治制度的巨著《唐六典》，值得用心品读。

唐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虽有跨时代的创新，却颇为人所诟病。租庸调意在“为民制产”，租即佃租，庸即义务劳役，调即上贡土产。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家，有家始有调。且各项赋税较汉朝均轻，本应是造福百姓的好制度。然而应户籍登记工作混乱，致使户口错乱，租庸调制无法推行。虽是如此，唐代政府为民制产的政策还是值得肯定的，租庸调制本身是为了不让民间有穷人，今天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亦是这样一种民生思想。

租庸调制崩溃后，政府推行两税制。 一年收两次税，有多少田，政府便收多少租，而劳役等负担则全部解放。表面上看也是造福民众的好制度。但同样因为户籍制度的混乱，征收额是根据某一年统计额而定制的，也就是说往后无论多少年，收税都按这一年的定额征收。而不论人口迁移、自然灾害。这项制度的弊端极大：一旦某地出现个别农户的逃亡，会极快地导致该地区人口成片成片的逃亡。本应十户人家承担的赋税，逐渐变为七户、五户乃至一户承担。常年累月，再富庶的家庭也会面临破产。而反之，富庶的地区会因为人口的增多，赋税越来越轻，造成全国贫富差距极端悬殊。但无可辩驳的是，两税制开浚了自由经济之先河。

唐代的兵役制度可谓是极为复杂，府兵制将经济殷实的子弟募集于中央训练，外出打仗时由国家派出的大将军统领。起初待遇优良，凡有战死加爵抚恤。而后战事渐少，军队经常沦为建筑工，社会地位低下，愿意当兵的人减少，当兵的人少想要复员就难，由此恶性循环，社会瞧不起军人，也没人愿意当军人。唐末战事渐多，便强征民兵。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之后改用募兵制，招外国人镇守边疆，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患。

总而言之，唐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朝代，结束了三公九卿制，开创了三省六部制；结束了乡举里选制，开创了科举考试制；结束了分项征收制，开创了单一税收制；结束了普及兵役制，开创了自由兵役制。

汉唐之后，我不再一一赘述各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只谈谈对该朝代政治得失的感受，以及我的一些所得。

宋，在我印像中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冗官、冗兵、冗费，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被金灭，冤死民族英雄岳飞。宋在政治制度上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中央、地方均添设机构，使得唐以来办事不力的积弊不仅沿袭下来，还有所加重。在地方上加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使得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

宋代虽有范希文、王荆公变法，但为时尚晚，无法抵御固化的阶级阻力，最终失败。

宋朝的人事混乱，但为何能维持数百年统治？答案是以文治世。幸亏统治者重用文人，中国的文化也在宋朝发展到一个较为鼎盛的程度，之后明清八股、文字狱盛行，文化也就逐渐凋零了。文人治世，伦理纲常进一步发展，整个民族尚文，提倡尊王攘夷，宋朝才能维持。

但宋朝终究太弱了，宋太祖对唐以来的穷兵黩武太过敏感，处处提防武将，武将得不到重用，甚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样一来，如何能打胜仗？不仅如此，长期的隐忍退让还磨光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自信和锐气，以至于宋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战役中过于软弱，一再退让，最终灭亡。哀哉，痛哉！

总体而言，宋朝犯了一个致命的毛病——矫枉过正。

受《明朝那些事儿》的影响，明代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朝代。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之后设内阁学士辅佐政务，到明世宗内阁独大，再到之后的宦官专权，明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大抵如此。然而废丞相之后的许多事端，皆证明着这个决策的不妥。废丞相后，国家一切大事皆由皇帝总揽，皇帝不是超人，自然有诸多事端处置不及。虽设内阁辅政，但内阁始终都是侍卫结构，非权力机构。如此一来，决策的制订和推行必然受到许多阻力，难以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即使皇帝同意，亦可能有成群的谏官反对，他们不惧处罚，甚至以此为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往往是被权贵利用的人。这使得决策极难推行。此外，由于各部尚书、侍郎皆能单独给皇帝提议交流，尚书、侍郎间的上下属关系甚至变得淡薄。由此政治斗争愈演愈烈。较为激进、果断的决策难以推行，结果往往就是“活稀泥”。正确的决策无法推行，甚至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已不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是是否符合小团体的利益了。由此可知，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领袖会给国家政治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废丞相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造成宦官专权。朱元璋曾有遗训:后世皆不可设宰相，后人无人敢违背。但早在洪武十七年，就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废丞相后，早已料想到宦官干政的局面，可惜他的后人没有遵守。废丞相后，万事都由皇帝定夺。到万历之后，皇帝不上朝，群臣见不到皇帝，内阁大学士找皇帝也必须经过宦官。而皇帝不作为，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完全落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变成了真宰相，乃至真皇帝。故明朝末年，朝纲混乱，宦官专权，法度尽失。明朝的宦官专权，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再说明代省制，钱穆先生对此很是贬低，但在我看来，省制在中国历史上亦是有突出贡献的制度，并非那般不堪。先生说名义上省已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中书省已废，地方上的行中书省自然已应变更，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地方上应称司。但其实六部的下属部门就称“司”，或许当时称省已成惯例，对名称或许也不应拘泥。其实行省制的内在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地方划分由山川形便改为犬牙呲互。这种划分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巧妙地解决了控制地方的问题。唐宋兵制轮换将领防止将领独大拥兵自立，但也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国防成为大问题。通过行省制划分，确实解决了地方的一大隐患。

明朝暂且说到这，下面我想说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我读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来，钱穆先生对清朝的批评是最多的，而对宋、明的批评，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与前四朝相比，清朝的第一部分与众不同：制度与法术。钱穆先生将清朝巩固统治的制度是在明代的制度里加上许多满洲部族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落的私心出发，所以只能称为法术，而非制度。

清代的六部尚书制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每部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还要满汉分开，每部一个满洲尚书、两个满洲侍郎，一个中国尚书、两个中国侍郎。六部共三十六个长官。官位增加了，权利却变小了，六部尚书已经不能直接下发命令，六部尚书也就不再是行政首长。且六部三十六长官，每个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知道满洲尚书讲了什么话。还有四个副职，也不知道谁在扯谁的腿。皇上寄信上谕颁给某个人，讲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那么显然这些六部长官的工作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人人疲于内斗，全国的事务就更集中于皇帝手中了。

明代言官制度盛行，言官发言盈庭，政策很难贯彻，但至少还有应有的言论自由。到了清代，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能刊刻文字。而这三条禁令，恰好对应西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且清朝大兴文字狱，更是摧残文化、人才，是思想上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此次拜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中国历代的制度确实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对制度的时代背景、效用加深了理解，开阔了眼界。也让我感受到自己阅读量的不足，特别是古代经典，希望今年自己能在此方面有所涉猎，提升素养。

篇四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这是实话。中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发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样看来，欧美国家正是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不辉煌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反而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对于中国来说，二战后的物质景象就是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试想人人都赞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赏民权法治，国家制度又岂能停滞于此？

篇五

近日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颇有启发。此书就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四个方面政府职权的分配、考试和选举制度、政府的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概括主要内容，叙述演变历程，指陈利弊得失。书中语言生动通俗完全出乎我对于政治类书籍的预想；其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更是发人深思，让我受益良多。下面谈谈我读完此书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看问题时要用联系的观点

钱穆先生指出，“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此处的意见钱穆先生称之为历史意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代意见，即后世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制度做出的评价。为何钱穆先生更强调注重历史意见？因为历史意见有着时代意见所不能代替的价值。南橘北枳的道理大家都明了。在同一时空下，同一物种只因种植在不同地域就结出了不同的果。而给出时代意见的后世者与提供历史意见的当事人不仅在学识、阅历、认知上已然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更已是时移世易、沧海桑田。时代意见也就无法包含历史意见中那些源于亲身经历者的真实而客观的切身体会。所以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要充分考虑到时代背景、国别族群、地域风土、文化习俗、科学教育等各个影响认知的因素，才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原汁原味的感受，做出客观而理性的判断。

二、研究事物时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谓“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据，更是有其一定的规律、路径和内在深意值得挖掘探究的。例如，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23岁起开始服兵役。为何是23岁呢？钱穆先生研究认为，这是由当时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汉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力不发达，而无法实现多产。过早的让男子服兵役会减少农业上的劳动力。二是遵循农业耕种规律，壮丁劳作三年后便会有一年的积蓄用来照顾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汉代男子20成丁受田，23岁才被要求为国服役。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将事物看的透彻，才会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奥义，也有利于摸索出它产生的规律，以便在未来同类事物的产生中思虑周全、未雨绸缪、惩前毖后。

三、评判事物时要有变化的眼光

钱穆先生在谈汉代的赋税制度时着重分析了公私分税的发展。公私分税，即针对耕地的田赋征作政府公费，而针对山林池泽的商税则专供皇帝私用。钱穆先生认为最初公私分税的设立绝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为封建社会初期的耕地相对非耕地山林池泽而言更多，归国家所有的田税便是大宗，而归皇帝私有的商税确是只占小头。始料未及的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迅速膨胀，从而导致山林池泽之税一下子远超耕地田赋。这意味着皇帝将国家大部分收入纳入了囊中。公私分税也就难保其初衷了。所以要认识到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其此时的好坏并不代表彼时的好坏，更不能将一时当做一世来笼统评价，而是要将眼光放长远些，根据事物的变化积极调整我们的认知，如此才能保证分析的合理性和评判的准确性。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去深思，来对照今日。例如，他认为谈五个朝代的政治时考试和选举应较于政府职权的分配先讲。“因为一国的政权，究竟交付与那些人，这是第一义。”这是在强调用人对于治国理政的极端重要性，与我党当下重视党员干部培养选拔、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是深深契合的。他还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是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点，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带领人民走出一条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让全国人民更有信心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发奋进取。

篇六

提到中国古代政治，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封建”“专制”“黑暗”等字眼，我们习惯性地去否认中国古代政治，认为那是不堪回首的过去。然而认真研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我改变了这种认识。钱先生通过对政府组织、科举财政和军事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进行了剖析，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道理即：应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而一项优良的制度也应因时、因事而变才能存活下来。

首先，简单地将某一制度归结为好与坏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一定时期的产物。“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力。所谓得失，即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指其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利弊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发生变化。创立时利显弊隐，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如人事的废弛、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成了弊显利失。这些制度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但是必须在一定历史限度之内才能够得以存在，超出了它的承受力，必然会发生质变。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任何制度的产生与废除，当其被改变，便是不在顺应某个时代。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就应限定在当时实施的时期，必需知道在那时有关各方意见之反应，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正如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在当前，计划经济是一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经济形势，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利于各方资源活力的迸发，会带领国家经济走向崩溃。然而在经济资源匮乏和国家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较快的有力调动各种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恢复经济从而稳定社会，计划经济在中国建国初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看中国古代政治的沿革，看那些制度的生死存亡，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我们能得出：制度只有因时、因事而变，才能追上时代的脚步，才不会被淘汰。这就是改革，即在原有基础之上对事物进行革新，通过吸收新鲜事物来充实和完善旧基础，使其不失时代性和先进性。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如果时代背景在变化，而我们的制度不随着变化，则必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只有时刻关注周围情况，与时俱进，密切联系实时事实进行改革，来完善制度本身，一个制度才能存活下去，否则将被淘汰。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决定正是符合钱老提出的这一中心思想的。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实现制度自信。只有制度自信，只有制度开明才能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人类整部历史有百年不变的根源；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真正的人的自由。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心系天下的的领导人不仅仅应该着力于GDP，着力于城市建设，着力于政绩升迁，更根本的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依托于制度改革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通过钱穆先生一针见血的剖析，我不仅对钱老研究历史制度的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是深谙其心中的治国之道。历史是制度之本源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总结经验；通过对现实的把握，进行改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中国之将来，如何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的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现，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因为历史不是被推倒的，而是被改革的。

篇七

当五千年文明浩浩荡荡如泉一样涌来，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辉煌的建筑,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一个个历史名人…五千年来，炎黄先祖给后世子孙留下的除了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细数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众多灿烂辉煌都消失在波澜浩瀚的历史尽头，只有中国存在至今，在社会进程中产生的无数英才以及政治家们，构成了中华民族强大实体的一部分，铸就了现代中国追求和谐，安宁，理性的心灵架构，究其根本，政治制度的适时适地调整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全书寥寥九万八千字，钱穆先生以其通俗易懂、比较口语化的语言，将中国历史上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从政府组织结构，考试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优劣、来陈述历代得失。

开篇由汉提起，汉代政府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但是在中央内皇权与相权之间又能起到相互制约作用，皇位世袭，中央政府内部基本承秦制，三公九卿构成了政府的行政部门的基本体系，帮助皇帝处理政府的日常大小事物。丞相位列三公，掌管行政事物，为最高行政长官，是政府的实际领袖，其下设十三个机关，相当于丞相的秘书处，而这相府十三曹是一切实际事权的掌控者，丞相领导着政府的日常运营。反观皇帝的秘书处的“六尚”其中五尚是主管皇帝起居的，由机构设置足以见得当时宰相组织的庞大以及职权的广泛，因此丞相的谏言皇帝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其次在唐代篇，钱先生将汉唐相权做出了比较，他指出汉代如果是领袖制的话，那么唐代就是委员制，意思就是汉代时期宰相一人独揽行政大权，而唐代政府则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中书、门下、尚书各部分商议后共同决定，政府大小事物都得通过“圆桌会议”来解决，这是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接着，钱先生谈到了就政治制度而言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个大的变动。但是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变动。的确，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由于他自乱世而生，因缘际会，一夜之间就做了皇帝，没什么经验的武将将政府体制继续沿唐制而发展，相权进一步分化，军事、财政、用人三权掣肘，但是又与唐制不同。武后时期曾有言云：“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敕。”意思就是皇帝的一切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实则皇帝的诏敕就是由中书省拟撰的。但与唐代这种“熟拟”不同，宋代的最高政令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可见相权逐渐被削弱。

再谈明代，在钱老看来，他认为明代时期是中国政治的大大退步，太祖朱元璋因宰相胡维庸造反而废止宰相可谓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同时明太祖还将中书、门下省也废去，只留一个七品小官中书舍人，将尚书省改制为六部分头负责。同时设置都察院来监察六部及全国政事，经过这样的演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永乐年间所设置的内阁日益发展，通过票拟来批阅政事，将意见附在奏章背后，但仍需要皇帝亲批，才能成为正式的旨意。足以见明代皇权政治发展之高峰。而清军入关以来，学习汉族政治，将明代政府的基本格局保存下来。用内阁大学士来掌理国政，到雍正时期在内阁之外另添军机处，这个御用的秘书机构来替皇帝发布旨意。但是这种旨意又分为明发上谕和暗发上谕，各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也尽在他掌握之中。至此，皇权政治的发展已经在中国政治历史上达到了顶峰了。

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对皇权和相权的深入剖析可谓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但是我们在读这本书时不仅仅要关注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本书里的对历史的评价方法和态度。在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看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需要代入到时代环境中去评判，而不能单单以现代人的视角去将历史一棒打死。在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说法，钱老认为倘若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大小事务均由皇帝一人独裁，这个说法用来讲明清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说汉唐诸代就不太合适。在汉代三公九卿制下，“三公坐而论道”则体现了相权的重要地位，相权是皇权唯一有效的牵制力量。但是明清与此恰恰相反，明太祖废除了封建社会传承千年的宰相制度致使中国社会变成皇帝专制独裁的社会，清代延续了明朝的体制，将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皇权也因此失去了制约。这样的集权最终导致了体制一系列的弊端。而汉唐诸代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鼓吹汉唐政治，汉唐诸代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处理的是有失偏颇的，例如汉代时期，郡国并行制下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唐代的节度使制也是一样，均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不当而导致最终爆发内乱。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建树。在汉代，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对地方的掌控，设立刺史来对地方监察，作为皇帝在民间的耳目来帮助他了解民间动向。唐代也一样对地方有着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观察使和节度使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察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唐代的监察权脱离了相权而存在，导致监察使逐渐演变为地方长官的最高一级，这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最终唐室之崩溃，也可以说是崩溃在这一制度上。因此，在评判任何一项政治制度时，我们都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去全面的评价政治制度的影响。

以前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基本都是要学会分析事物的两面性，辩证的看待每一个问题，当然这是可取的，但是从钱穆先生的观点来看，这样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将它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来评判某个事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一个制度在这个时代适用并不代表它一直都应该被推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钱穆先生在书中用“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比喻九品中正制只适用于魏，而不能用于晋。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若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就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事实证明，九品中正制在晋代被沿用下来，最终发展成为门阀制度，寒门士子难以进入国家中枢系统，不利于阶层的流动。在如科举制，经过唐代之后的一系列演变最后却发展成为统治者限制人们思维的八股文等等。

书的最后钱穆先生在论及清朝政治制度时，对清朝制度迎头痛批，钱穆先生认为清朝的体制大多是制度但是由不能称为制度，而只是法术，即方法和权术。清朝的统治完全是出于满清部族的私心，因此不能说为制度。我想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许跟钱穆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排满革命的思想充斥着当时的那个时代。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还是要以公正的视角去评判每一项事物，最好不要带私人感情。清制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增设军机处等等。然而在书中作者一直称清朝统治为满族政权，不免有一种民族主义之嫌。我认为这点是不太可取的。

总之，作者在此书中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分析比较还是十分透彻的。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总体来说是日益完善的，聪明的中国政治家们在新建的王朝中都会吸取前朝的经验以巩固王朝的封建统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谓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身上就具有的技能。尽管是兜兜转转，一姓取代另一姓，一家取代另一家，但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创新的思维观念。钱穆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毋庸置疑，古代中国所留下的政治制度对今天也都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因而我们今人在陈述政治利弊之时，要汲取钱老的历史观，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来评判某个事物，透过时代背景来了解某项制度存在的历史意义。钱老之风果然令人高山仰止，而此书也不愧为国学大师的代表之作！

篇八

一、由历代土地政策所得出的感想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经常提到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说买不起房是由于政府操控有土地所有权，后与开发商抬高房价，而导致很多人无力买房。其实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可能不能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土地与其他商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被创造出来，获取土地的方式只能是与他人交换获得，所以土地的这一特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囤积癖。土地的集中使大地主们获得土地的同时，让他人缺少土地，土地将会变得越来越稀缺。传统经济学观念来说，当以物品稀缺必然促使人们生产它，但土地却无法被生产。所以允许土地买卖是否合适确实需要我们好好考虑。

作者在本书中比较赞赏的是汉代的井田制。这一种制度基本属于一种国家操控土地，给穷人一条活路，让他们有土地保有基本生活即可。但是什么事情一旦国家操控，必然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保证信息的及时可靠，保证政府有非常高校的行政效率。我们发现由于古代信息技术比较落后，需要政府来控制的土地政策和税赋政策最终都无法实施下去。如果放在现代，说不定是可以管好的。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的中国，农民是人民的主体，精英阶层是读书人。商人或者是一些手艺人是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那么很大程度上便只能做个农民。如果他又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那么他的境遇就会比较悲惨了。社会的分工进一步把农民和土地仅仅联系在一起。社会谋生手段的单一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只能固步自封在自己可以预见的命运中。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需要根本解决好的问题，但是古代的中国却从来没有完全解决好过。

二、中国古代的自由与平等

我们以往的观点总是认为，政治制度总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专制相对于平等民主来说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政治制度。但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又会发现，无论中国与西方，政治往往是从相对民主走向中央集权的。对于中国来说，汉唐的争执中宰相的权力比较大，皇帝受其掣肘，而以宰相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不是贵族，不是部族，而且不世袭。某种程度来说，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某一些通过读书做官的人手中。但是在后期，随着君权和相权的博弈，君权占据上风，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终究没有被打破。西方的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也意味着专制的崛起。所以我认为，政治制度可能真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时机是否合适。在战乱年代，如果一个国家还实行民主制度，那么往往可能因为过分低下的行政效率，导致其被其他国家征服。一个用军事强权征服别国的国家，如果实行民主，放任地方权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地方崛起，中央被地方替代。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也许却是从道理，从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好制度，或是说对于所有人都公平的制度。但是由于统治者的私心，或是由于时局的变动，一些理想化的政治制度可能终究无法实现。

三、中国的人才运用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可以发现，其实古代的制度还是有其一定的特点。从最初的举孝廉，到后来的科举考试，虽然八股文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但其出发点还是希望考试能够公平公正，这样一个基调还是值得赞扬的。中国的读书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又给他们打开了这样一扇门，加之当时中国重农抑商的风气，当然所有人才自然汇聚一处，为中央效力，更别无他想了。西方封建政治往往是贵族政治，管理国家的人是封建贵族。由于底层人民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加之皇权在国家中还时常要被宗教势力束缚，所以他们对于国的概念自然没有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看得那么重。同时他们还有种种机会从事除了农业之外的商业活动，因此当商人称为资产阶级之后，他们的力量迫使贵族让出了特权。所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古代表面叫封建社会，其实已经不封建了，它所达到的是一种出让统治阶级一部分权利，给下层民众一个念想，之后用传统思想进行洗脑，而最终达到其上层统治阶级能够长久稳定的目的。毫无疑问，他们做的还是很成功的。当然由于下层民众不世袭，皇权是世袭的，所以到后期不可避免皇权越来越占上风，从而导致中央集权了。从这点上来看，中国古代的这样一种历史进程貌似也能解释

篇九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就是以审慎的态度细辨世事兴衰的缘由，也意味着认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中央、地方、经济、选举、兵役制度逐一分析理顺，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钱穆先生最核心的方法论，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政治制度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和分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给我们留下的看待与思考历史的角度无疑是一笔更宝贵的财富。封建不仅仅意味着黑暗的过去，西方制度更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一切学习和借鉴都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说，对于历史的功绩切不可一笔抹煞。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在面临许多社会、民生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倾向于去狠批制度，痛陈弊病，却常常忽视了制度带来的好处，或者说制度产生的原因和之所以长久存在的意义。

如今，许多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从个人兴趣入手，由点及面，根据当前遇到的问题去推究历史，往往流于急躁且急功近利，如果没有深厚的通史背景作支撑，便很容易妄生猜测，空下断语。当历史被腰斩成一个个干巴巴的结论时，不仅史学本身的魅力不断消逝，更多古人的智慧和旧时事物的生命力也在“为批评而批评”的氛围下消失殆尽。而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我们带来的远不只是对以往制度利弊的大讨论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与认可。钱穆先生一别西方“客观”和“冷静”的读史传统，自始至终保持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正如书中所言“历史是没有不对的，不对的在于我们不重视历史。”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个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让人们在无所适从中倾向去盲从，日益升温的“国学热”或许正是人们亟需心灵归宿的一种表征，而在追溯过往文明的旅程中，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无疑是难得的杰作了。

篇十

版权归作者所有，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其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国史、对国学、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尤其在当时几乎快要亡国的背景下其情感几乎满溢而出。同样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自序和前言里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历史观，甚至可以说从序言开始就决定了我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虽然对钱穆先生这两本著作的批评声也不少，但至少从这本书来看，与我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对历史进行探究的方法和角度我也是认可的。比如他说到政治制度需与社会文化传统融合来看，用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一切过往显得草率。我想所有对于国学和历史传统文化有感情的人来说，对于历史是有一种敬意的，是对于那些客观过往和事实的尊重。

说到历史不得不提到近期火热起来的一些具有介绍历史功能的产品，从“百家讲坛”到《明朝那些事儿》到最近的“国家宝藏”，都采用现代传媒的手段方式传播和普及了历史知识，我想这些媒介作品取得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是把历史变得好玩了有故事了，不过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从小就觉得历史本身就是好玩的有故事性的充满了曲折变化的，所谓以史为镜，正是可以从中窥探一些奥秘。作者的这本书正像是一门课程的提纲讲义，确实不算是学术研究专作，但是其思路是清晰简明的，再加上用自己的一些考据研究加以举例证据辅佐，身为读者有幸做一回钱穆先生的学生听其讲学，何其有幸！（同感在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时有过，也遗憾生得晚了无缘成师生）

本书从我国历朝历代中挑了重要的五个为代表来讲述，依次为汉唐宋明清；而每个朝代又分别从政府、选举考试、经济、兵役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政府组织分中央与地方，中央则主要是皇权与相权的较量，其变迁是有意思的，尤其是更原久一些的时候比如汉唐时期，相权的重要超过了我过去的理解。经济制度基本上就是税赋方面了，毕竟税收在财政收入是占大头的，古代更是如此了，在农业社会的税赋则主要是土地税的问题了，想想现代的税制已经发展得如此繁杂，再回过头去看历史的那些税费，依稀可见一些影子。

书还有待仔细研读，一点感想，聊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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