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中的学科作文：十八世纪德国音乐之旅

尽管德国曾有一个半世纪拥有过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但是在1750年左右，根据欧洲音乐界评价，她还远没有赢得今天她所拥有的地位。一位罗马年代史编者这样评论罗马的德国学院的学生们：

“如果偶尔这些学生必须在公共场所表演，那么肯定会是条顿音乐，常常引发笑声，给听众带去欢乐。”

但这样的时代也过去了——尽管并不是太遥远的事。勒塞夫·德拉·威维勒漫不经心地提到德国人：“他们在音乐界的名气不是很大。”夏多诺夫神父祝贺一位德国演奏家的洋琴表演，“因为他来自一个不太可能产生聪明和有天分的人的国家。”

到1780年，萨克森已经产生了亨德尔和J.S.巴赫，她还拥有格鲁克和K.P.E.巴赫。但是她仍然忍受着意大利人破坏性的束缚。尽管某些音乐家正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耐烦忍受这种统治的折磨，但他们还没有足够地团结起来去结束这种统治。他们的对手所拥有的制造诱惑的天才实在太突出了，意大利艺术不管其思想性有多少缺陷，而艺术形式却是非常完整。在一片不加掩饰的亮光中，它暴露了德国艺术大师常有的艺术品味的笨拙、枯燥和失误。而且经常使那些考察二流艺术家作品的人也丧失信心。

英国旅行家伯尼在他的德国游记里最终高度赞扬了德国音乐的博大精深，但他仍然不断地对音乐表演的笨拙深感惊讶：定调不准的乐器、不和谐的管风琴，尖锐的人声令他齿冷。

“在德国的马路音乐家身上，找不到我在意大利碰到的同样阶层人的那种敏锐的耳朵。”

在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音乐学校里，“学生们的演奏通常很生硬、笨拙。”

在莱比锡，歌唱家们只是发出令人不舒服的噪音，唱高音时变成本叫；降调或升调时，他们不是发出声音，而是发出尖叫。

在柏林，器乐学校“几乎不使用强音和弱音，每位演奏者只是同他周围的人竞争。柏林音乐家的目的是比其他人弹得更响……没有层次变化……不注重乐器发出的音调的音质效果，这些乐器在发出一个音符时只有一种力度，而后就只有噪音。”在萨尔兹堡，亲王——大主教的大乐队“因其缺乏优雅和太吵闹而远近闻名”。莫扎特曾厌恶地提起它：“它是我为什么憎恨萨尔兹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宫廷乐队是如此粗俗，如此混乱无序，如此的堕落！一个举止体面的人无法同这样的人一起共事！”

甚至在拥有德国最出色的管弦乐队的曼海姆，管乐器——巴松和双簧管的音调也不准确。

至于管风琴，在德国听它演奏是一种折磨。在柏林，“管风琴庞大、笨拙，满是音栓，吵闹而且走调。”在维也纳的大教堂里，“管风琴的走调令人恐怖。”即使在莱比锡，管风琴的圣城，伟大的J.S.巴赫的城市，也让伯尼这样写道：“尽管我做了很多调查，但走到哪里我都没有听到有人把管风琴弹好。”

除了少数皇室的宫廷，伯尼认为“那里的艺术没有那样令人无法忍受，而且知识性的娱乐或许同感官性的娱乐一样必要”；但人们对音乐的热爱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狂热或那样普遍。

在他德国之行的前几周，伯尼感到很失望，“沿着莱茵河从科隆到科布伦茨，我没有发现德国人、尤其是莱茵河两岸的德国人拥有据说的那种音乐激情，这令我惊讶。例如，在科布伦茨，尽管是礼拜天，街上挤满了人群，但我却没有像通常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听到任何歌声或是乐器声。”

日后以其歌剧而闻名的汉堡是德国第一大城市，它已经变成音乐界的波奥提亚〔1〕。K.P.E.巴赫在这里感到了失落。伯尼去拜访他时，巴赫告诉他：“您已经晚到了五十年。”

用一种隐藏着一丝苦涩和羞愧的口吻，他又补充道：“再见了，音乐！汉堡人是好人，在这里我享受着在宫廷中享受不到的安静和独立。在五十岁这样的年纪，我放弃了所有的雄心。我说：让我们享受美食和美酒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长眠不醒，我站在这里，甘心认可我的职位，除非碰到有品味，有头脑的人，能够欣赏比我们这里创作的更好的音乐；我为自己和我的好朋友，汉堡人，感到脸红。”

伯尼总结到：德国人必须将他们的音乐知识归功于学习，而不是天性。

如果他发掘了德国隐藏的艺术财富及这种艺术的独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时，他会逐渐改变他的观点，他会逐渐意识到德国器乐的超人之处，他甚至会享受德国的歌唱艺术并且喜欢它胜于其他艺术。当然，意大利的歌唱艺术除外。但是，他的第一印象清楚解释了那个时代德国的精神领袖，君主和音乐业余爱好者们偏爱意大利的艺术，而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同胞；连意大利化的伯尼也认识到了这些人举动的夸张。

意大利化的音乐在德国腹地有几处中心，在十七世纪这些中心是慕尼黑、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最伟大的意大利音乐大师——卡瓦利、切塞斯蒂、德拉其、波特姆彼、波尔那贝、托里、帕拉维希诺、卡尔德拉、波波拉、维瓦尔弟、托莱利、威拉契尼曾经在这些地方逗留过，并且盛极一时，尤其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德累斯顿，即洛蒂（Lotti）、波波拉和最意大利化的德国人哈塞指挥歌剧的年代，展示了意大利主义最令人眩目的成就。

但是，在1760年，德累斯顿遭到了腓特烈大帝野蛮的破坏，他试图永远抹掉这座城市的辉煌。在围城期间，他有条不紊地用他的大炮摧毁了城中所有的纪念碑、教堂、宫殿、雕像和花园。当伯尼经过这座城市时，它只是一堆废墟。萨克森被毁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没有在音乐史上扮演任何角色，“剧院因为经济原因被迫关门，”名震欧洲的器乐演奏家被分散到外国的城市中。“贫穷是普遍现象，即使没有被解雇的艺术家也很少有收入。大部分贵族和中产阶级非常破落，以至无法负担孩子的音乐教育费用……若不是有一点粗糙的幽默喜剧，德累斯顿除了贫穷之外就再无其他景观。”莱比锡也经历了相同的蹂躏。

该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主义的堡垒是维也纳，慕尼黑和莱茵河沿岸的市镇。

当伯尼在波恩旅行时，由科隆选帝侯供养的音乐家几乎全是意大利人，由非常著名的图斯卡尼作曲家、宫庭乐长鲁切西（Lucchesi）负责。

在经常上演意大利歌剧的科布伦茨，宫庭乐长是布雷希亚的萨莱斯。

达姆施塔特以前曾因宫廷小提琴师维瓦尔弟的存在而著名。

帕拉蒂内选帝侯的避暑地曼海姆和施维兴根拥有意大利歌剧院。曼海姆的剧院能够容纳五千人；演出场面非常奢华，剧团比巴黎或伦敦歌剧院的人数还多，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意大利人。两名宫廷乐长之一的多依奇（To??schi）是意大利人，另一位克里斯蒂安、坎那贝希曾经由选帝侯出资，被送到意大利向约梅里（Jommelli）学习。

在斯图加特和路德维希堡，符腾堡公爵在那因为其对音乐过分的激情而同他的臣民发生冲突——约梅里担任了十五年的宫廷乐长和意大利歌剧导演。剧院非常庞大，它可以在后面开门，这样，必要时就形成了一座圆形露天剧场，“有时候剧场里坐满了只为获得视觉效果的观众。”所有的喜歌剧歌唱家都是意大利人，乐队也包括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如纳尔蒂尼、巴格里奥尼、罗利和费拉里。列奥波德·莫扎特写到：“约梅里正在花费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努力使德国人无法进入宫廷乐队。除了他四千弗罗林的工资、饲养四匹马、照明、取暖的费用之外，他还在斯图加特和路德维希堡各有一处住宅……补充一点，他对他手下的音乐家拥有无限的权力。您需要他对意大利音乐家的偏袒达到何等地步的证明吗？只需想想——有关小莫扎特，他和他那些经常挤满他的住所的同胞们，竟然宣布一个德国血统的孩子能够拥有这样的激情和活力是不可思议的。”

奥格斯堡从未中断过与威尼斯和意大利上流社会的联系——在该地区，意大利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渗透到其建筑艺术和设计艺术之中。奥格斯堡是汉斯·伯格科麦尔（HansBurgkmair）和霍尔拜因〔2〕家族的故乡，它也是莫扎特家族的摇篮。尽管莱奥波德·莫扎特定居于萨尔斯堡，但是在1763年，他带着七岁的儿子到奥格斯堡作了一次旅行；提奥多·德·威兹瓦已经证明，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莫扎特才“开始熟悉意大利自由和庄严的美。”

慕尼黑几乎是一座意大利的城市，它拥有意大利喜歌剧院，意大利风格音乐会以及最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和演奏家。巴伐利亚选帝侯的姐姐萨克森女侯爵是波波拉的学生，而且她还创作意大利歌剧，包括文字和音乐。选帝侯本人是一位演奏高手和一位相当出色的作曲家。

伯尼刚一进入奥地利就注意到：“人们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的市镇中听到腐朽的、虚假的、意大利化的旋律。”

提奥多·德·威兹瓦（TeodordeWyzewa）在《莫扎特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描述了萨尔斯堡的音乐生活；它的音乐和建筑有一半意大利风格。大约1700年，一位劣等喜歌剧作者，那不勒斯的里奇蒂是该市的宫廷乐长。

但是，德国的意大利主义之城是维也纳。那里居住着歌剧的君主，一个为歌剧而生的人：梅塔斯塔西奥；他留下数不胜数的歌剧诗文，每首诗都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三次，甚至十次被谱成曲，该世纪所有著名的作曲家都为这些诗谱过曲，欧洲所有的艺术家都把他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天才。伯尼写道：“他具备了拉辛所有的感觉、精神及完整性，而且更具独创性。”他是世界上戏剧音乐的第一权威。

伯尼又写道，“这位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对声乐旋律的完美化、以及由此对整个音乐做出的贡献比欧洲所有作曲家加起来的贡献都大。”有时候他会提供给音乐家乐曲的动机或是主题；他自认为自己对作曲家享有保护性的权威。没有其他事情比这一事实更能证明德国的意大利化；意大利歌剧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选择维也纳，而不是罗马或是威尼斯作为他的居住地，并在这里维持着自己的王朝。作为皇帝的桂冠诗人，他不屑学习他所在国家的语言；他只知道三四个单词；仅仅是他“救命”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使他自己被仆人理解。他受到整个德国的崇拜，但他并不掩饰对它的鄙视。

他在维也纳的得力助手，他主要的音乐翻译者是作曲家哈塞，最意大利式的德国音乐家。哈塞长于意大利，在意大利的撒克逊教堂接受洗礼，是斯卡拉蒂和波波拉的学生。他学到了比意大利人还甚的意大利沙文主义。他不屑倾听任何其他的音乐；当德·布雷西斯在罗马试图支持弗朗索瓦·拉朗德在宗教音乐的权威地位时，哈塞随时准备与他争论。

德·布雷西斯写道：“我看到我的对手因为对拉朗德和他的支持者的愤怒而将很快窒息至死。哈塞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若不是他的妻子弗斯蒂娜夹在我们中间，他会在十六分之一音符的时间内抓住我，并一下子把我打烂。”

可以说德国的哈塞是十八世纪中叶德国、英国甚至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他曾经为梅塔斯塔西奥所有的歌剧歌词（除一首以外）谱过曲——有一些谱过三或四次，其余至少谱过两次；尽管没有人会说梅塔斯塔西奥工作进度缓慢，但是哈塞都觉得他写作进度不够快；为了消磨时间，这位德国人为阿波斯托罗·季诺（ApostoloZeno）不同的歌剧谱写音乐。他作品的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他自己都承认“如果这些作品被展示给他看，他很有可能认不出它们。”他承认他从创作过程——而不是保存已创作的作品——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他把自己比做是“那些多产的动物，其后代或是在出生过程中被破坏，或是听从命运的安排。”

这位意大利歌剧在德国的杰出代表开始受到人们的议论。大约在1760年，维也纳产生了另一个非常狂热的音乐派别来对抗梅塔斯塔西奥和哈塞。但是其领袖人物又是谁呢？是莱亨（Leghorn）的拉尼罗·卡尔扎比奇——又是一位意大利人——他是《奥菲欧》和《阿尔瑟斯特》的歌词作者。与哈塞一样意大利化的格鲁克是米兰的萨马蒂尼的学生，数十部意大利风格戏剧作品的作者；他毕其一生投身于意大利歌剧的创作。这就是反对派阵营。在他们中间，意大利歌剧的至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哪一方争论过这一点。争论的焦点是歌剧应该还是不应该引进某些改革。伯尼写道：“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的学派认为所有革新都是江湖骗术，它固守音乐戏剧的旧形式。按照这种形式，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诗人和音乐家需要同等的关注，即诗人的宣叙调和朗诵部分以及作曲家的器乐曲二重奏和合唱部分。格鲁克和卡尔扎比奇学派与之相反，它致力于追求舞台效果、角色的适宜性，口头表述和演奏的简洁明了，而不是华美的描述，过多的对比，冷漠、说教的道德标准，加上累赘的交响曲和冗长的音乐展开部。”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不同：本质上讲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民族或风格的问题。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老了；他们抱怨，从他们年轻时起就没有人写过好的音乐。但是格鲁克和卡尔扎比奇并没有比那些年长者更想推翻意大利音乐的统治，并用另一种风格取而代之。在创作于1770年的《帕里德与艾琳娜》（ParideedElena）的前言中，格鲁克仅仅提到“清除那些已经进入意大利歌剧、并且正在玷污它的种种弊端。”

维也纳社会被这两个意大利集团瓜分，但它们只是呈现出细微的差别。整个皇族都精通音乐。四位女大公在梅塔斯塔西奥的歌剧中扮演角色并且演唱，由哈塞和格鲁克轮流谱曲。皇后擅长演唱，以前甚至在宫廷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萨利埃里刚刚被指定为御前作曲家和意大利歌剧院的指导。1824年之前，此人还一直担任宫廷乐队的指挥；他是德国作曲家、尤其是莫扎特前进途中的障碍。

因此，进入十九世纪，维也纳仍然是德国的意大利艺术中心。在贝多芬和韦伯时代，罗西尼的《唐克里迪》就足以摧毁德国音乐苦心建立起来的结构。我们知道瓦格纳是以何等不公平的激烈情绪谈到这座城市——在他看来，它不忠实于日耳曼精神：“维也纳——这个名字不就说明一切了吗？德国新教主义的所有痕迹都被抹杀了，甚至本民族的口音也被丢掉了，被意大利化了！”

与南部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古都相抗衡，作为未来德意志帝国的新首都的柏林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伯尼在柏林这样写到：“比起该国其他任何地方的音乐，这个地区的音乐更具有真正的德国风格。腓特烈大帝已经决心将柏林德国化；除了他钟爱的格劳恩（Graun）和萨克森人阿格里考拉（Agricola）的作品和哈塞的几部（只是几部）作品之外，他不允许在他的国家演出其他歌剧。但是，看看德国人的艺术品味，要解放自己是多么困难！这些歌剧仍然是意大利式的歌剧，这位国王甚至想象不出除用意大利语以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演唱这些歌剧的可行性。”

“什么德国歌唱家！”他常常说，“我宁愿听我的马嘶鸣！”

这些德国作曲家是谁呢？国王指定自己是他们惟一的，不容抗辩的保护人，以至伯尼有充分理由说：“在柏林，格劳恩和匡茨（Quantz）的名字是神圣的，比路德和加尔文的名字更受人敬重。柏林人之间也有许多分歧；但是持异议者被迫保持沉默，因为在这片强调宗教宽容性的土地上，任何敢于公开承认格劳恩和匡茨以外音乐信条的人肯定会受到迫害……”

J.J.匡茨是皇家御前作曲家和常任音乐家，并且教国王吹奏长笛。“他的音乐品味属于四十年前”——即意大利式的品味。他曾经在意大利作过多次旅行，他属于维瓦尔弟、加斯帕里尼（Gasparini）、阿莱桑德罗·斯卡拉蒂和洛蒂的乐派。对他而言，音乐的黄金时代是这些音乐前辈生活的时代。正如伯尼所说：“大约二十年以前，他曾经是自由、进步的。”

格劳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巴赫和亨德尔时代，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与哈塞一道，是德国音乐界最响亮的名字。马尔普格称他是“德国缪斯神最伟大的装饰，创作悦耳旋律的大师……他时而温柔、甜蜜，富有同情心，时而得意洋洋、庄严郑重，时而令人憎恶。他笔下的每一画都同样地完美无缺，他的天才永不枯竭。从来没有哪个人的死比他的去世更能引发整个国家，从国王到他最下等的臣民的哀悼。”

伯尼清醒地说道：“三十年前，格劳恩是一位追求优雅和简朴的作曲家，他是德国人中第一个放弃赋格以及所有类似矫揉造作的创作手法的人！”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可怜的恭维，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因为一种奇特的喜爱之情而转回到“所有类似矫揉造作的创作手法”中来。但是，对一位意大利化的音乐家来说，这是最好的夸奖。事实上，格劳恩曾经专注于在柏林使意大利的歌剧风格本土化，尤其是使莱昂那多·芬奇（LeonardoVinci）的风格本土化，后者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享有双重的盛名。这就等于说，他的品味属于生活在斯卡拉蒂和佩尔戈莱西之间的那一代意大利人。与匡茨一样，他也属于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

由于扶持了格劳恩和匡茨，所以腓特烈大帝仅仅是一位意大利化的保守人士，试图抵抗当时的潮流，维护那些“被称作音乐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品；即斯卡拉蒂、芬奇、利奥（Leo）和波波拉的时代，以及那些最伟大的歌唱家的时代。他认为从那个时代起，音乐就开始走向衰落”。面对一个非本民族化的维也纳，装扮成德国艺术的代表是不值得的。在基本原则方面，腓特烈大帝不会与维也纳最意大利化的集团（即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学派）存在太多分歧。二者的品味只有一个不同：他最偏爱的音乐家不是与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地位相同的人。伯尼这样写到：“我们承认国王偏爱的艺术是最优秀的，但是他没有选择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我差点犯一个错误：这二者之间还有另外一点不同。在维也纳，无论人们怎样讲求音乐时尚，音乐一直是自由的；尽管统治者在其他事情上绝不宽容，但却允许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有自由的艺术品味。而在柏林，这些人不得不屈从，只有国王的艺术品味允许存在。

腓特烈大帝多管闲事的专制统治妨碍音乐发展到何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的专制统治了整个普鲁士。一种审讯的、威胁的监督重重压在音乐上面，因为国王是一位音乐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位长笛演奏家、器乐演奏大师，作曲家。在圣索西，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六点，他都举行长笛演奏音乐会。朝臣们被强制邀请，虔诚地聆听三四段“又长又难演奏的协奏曲，他们让国王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去演奏这些曲子”。他不会有乐曲短缺的危险：匡茨专门为这些音乐会谱写了三百首乐曲；所有乐曲都被禁止出版，其他人也不可以演奏这些乐曲。伯尼并非出于恶意地注意到：这些协奏曲无疑创作于人们屏息能力特强的年代；因为在一些困难的乐句中，例如有持续音的乐段，国王陛下为了完成它们，演奏中间被迫违反常规进行换气。朝臣们顺从地听着，禁止露出些许的赞许迹象。没有人预见过相反的结局，只有匡茨本人有足够的声望在国王的这一辖区内显得与众不同，“他有特权在每段独奏结束或音乐会结束前向他的这位皇室学生喊一声‘真棒’！”

让我们不要逗留在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上，而是看看这位皇室长笛手如何通过指挥棒的敲击，统治柏林的整个音乐世界、尤其是歌剧的吧。

当然他的“贡献”良多。从腓特烈一世去世（1713年）直到1742年，柏林没有歌剧。腓特烈二世刚一继位，就修建了现存的最宏大的歌剧院之一。他还组成了有五十位乐手的乐队，聘请了意大利歌唱家和法国舞蹈家，而且很自豪在柏林拥有一个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剧团。国王负担了歌剧演出的一切费用，所有着装体面的人都可以免费入场；但毕竟这种做法有可能把平民百姓拒之门外，即使是坐在正厅后座的位置。

尽管艺术家们从皇室得到报酬，但我认为他们还是受之无愧，因为他们的工作绝不是悠闲自得。

伯尼写道：“国王总是站在宫廷乐队长的背后，眼睛盯着乐谱，可以说他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在歌剧院里，如同在军营里一样，他是一位严格的纪律监察官，他专注地观察着乐队和舞台，能看到乐曲里、或是演奏者演奏过程中最细微的疏忽之处；他会责备出错者。如果意大利剧团中任何一员敢于冒犯纪律，增加或减少自己的演奏部分，或是更改哪怕是最短的乐句，国王都会随时命令他严格遵照作曲家谱写的音符演奏，否则他会受到肉体惩罚。”

这一细节告诉了我们柏林人享受音乐自由的程度。一种意大利伪古典主义以暴政的方式进行统治，既不允许变化，也不允许进步。伯尼对这种暴政非常震惊和愤慨。

他写道：“因此，在这个国家里，音乐是停滞的。只要国王陛下没有给予艺术家比民事政府官员更多的自由，同时又竭力充当其臣民的生活、命运和利益的主宰者和他们最小程度的乐趣的监督者，这种情形就不会改变。”

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柏林首先是一座音乐教授和理论家的城市。毫无疑问，他们不允许讨论国王的音乐品味，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之中的领导者马尔普格就是皇家彩票负责人和战争部的参议员。他们用尖锐的争论报复这一束缚，但无谓的争吵无助于为柏林的音乐生活增添自由或愉悦。

伯尼写到：“在柏林，音乐争论伴随着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热情和敌意。事实上，由于在这座城市里，理论家比演奏家多，因此也就有更多的评论家。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净化艺术家的品味，也不是满足艺术家的想象力。”

那些天性需要自由的人无法忍受柏林，即使是K.P.E.巴赫从1740年到1767年留在这座城市里，那也是违反他的意愿的；这个可怜的人无法离开柏林——他被禁止这样做；他的品味和自尊心受到折磨。他的地位和收入都无法令人满意；他被迫每天用羽管键琴为这位皇家长笛手伴奏；格劳恩和匡茨比他更受偏爱，而这两人的风格与他努力建立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这就解释了后来为什么当他发现自己身处美丽的汉堡时会欣喜若狂。汉堡尽管缺少对音乐的兴趣和艺术鉴赏力，但却是热情、善良和自由的。对一位艺术家来说，任何事情——哪怕是无知——也要胜过对艺术品味实行专制独裁。

乍看之下，这就是德国大城市的音乐文化——意大利歌剧至高无上。伯尼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对德国的观察：

“概括起来：德国人与意大利人旋律风格的不同之处与这两个国家大部分作曲家和艺术家的艺术品味的相似之处一样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帝国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广袤的德国有所属关系；还因为意大利歌剧院一直存在于维也纳、慕尼黑、德累斯顿、柏林、曼海姆、布伦斯韦克、斯图加特、卡塞尔等德国城市。”

但是，近来德国不是诞生了完全德国式的天才，即J.S.巴赫那广泛而深入的艺术成就吗？在伯尼的笔记和他对德国的描述中怎么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证明了一位天才的同时代人与后代人对他所做的评判有多么不同。间隔两个世纪之后，在我们看来，他没有在当时的音乐王国中占据权威地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或许会完全不为人所知；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即无法出版也不能强迫民众聆听他的作品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发现很难相信他可以为人所知但却不被人承认；人们对他的看法是漠然的，仅仅是同情的；他们无法对他与围在他身边的二流艺术家作出区别。然而，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

莎士比亚从没被完全忽视或完全不被承认过。居斯朗证实，路易十四的图书馆里收藏有他的剧本，十七世纪的法国人也在阅读这些剧本。莎士比亚时代的民众欣赏他，但是其受欢迎程度并没有胜过其他许多戏剧作家，甚至低于某些剧作家。熟悉他作品的艾荻生（Addison）在1694年忘记了在他的《最佳英国诗人录》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

J.S.巴赫的情况几乎与之相同。他在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中间享有不错的声誉，但是它从未超越这个受限制的圈子。他在莱比锡的生活艰难困苦，几乎是穷困潦倒。他是托马斯舒勒（Thomasschule）的迫害行径的受害者，此人领导下的议会没有对他的死表示哀悼，而且像莱比锡的报纸一样，甚至没有在年度的开幕式上提到这件事。它拒绝为他的遗孀支付少量通常有的养老金，使她在1760年去世时生活非常贫苦。幸运的是巴赫曾经培养了许多堪称学者的学生（包括他的儿子们），他们非常珍视对他的教诲的虔诚回忆。但是，作为一名伟大的管风琴手和知识渊博的教师，巴赫何以在死后二十年才为人所知呢？伯尼在经过莱比锡时提起过他，但只是引用匡茨的观点，后者认为，“巴赫这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已经将管风琴演奏艺术带到了最高的完美境界。”他又补充说：

“除了为教会创作的大量优秀的乐曲之外，这位作曲家还出版了管风琴前奏曲和赋格曲集，每个曲子有二三个或四个主旋律，遍及二十四个大小调。今天，德国所有现存的管风琴手都受训于他的教程，就像大部分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和钢琴家都曾受训于他的儿子一样（即很久以来就广为人知并令人钦佩的K.P.E.巴赫）。”

让我们注意一下形容词“令人钦佩”的位置。在1770年，“令人钦佩的巴赫”指的是K.P.E.巴赫，他才是这个家族的伟人。伯尼对“这位崇高的音乐家”设计的自我训练的方法十分着迷：

“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呢？这点很难讲。从他父亲身上他既没有继承到也没有学到这种风格，而他父亲是他惟一的老师；因为这位没有人在知识和创造性方面能与之匹敌的令人敬重的音乐家认为有必要将他所能利用的和声都集中在自己的两只手上，所以他在他的总谱里牺牲掉了旋律和表现力。”

没有什么比J.S.巴赫的儿子们——他们很敬重他——迅速地拒绝他的艺术品味和原则更具有典型意义。K.P.E.巴赫以讽刺的口吻谈到父亲的音乐技巧，尤其是那些“总是干瘪、做作的”卡农曲。他认为，“沉湎于这些沉闷、无意义的研究是天才的一个缺陷。”他询问伯尼是否在意大利遇到过伟大的对位学家，伯尼给他以否定的答复。K.P.E.巴赫说：“相信我吧！即使你非要找到一位不可，那也不是很有价值的发现，因为了解对位学还很不够；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还应有其他必要的条件。”

伯尼坚持自己的观点。两人一致认为，“音乐不能成为一个大聚会，每个人都同时讲话，以至于再没有任何对话可言，除了争论、粗鲁的举止和噪音之外别无他物。一个明智的人应该在对话中等候时机，有效地表达他的观点。”指谪旧的德国复调音乐正是意大利派别中的纯旋律乐派的做法。意大利主义甚至已经渗进了巴赫家族。

J.S.巴赫本人对意大利歌剧的魅力可能也不是无动于衷。根据巴赫史学家福克尔所说，老巴赫很满意卡尔达拉、哈塞和格劳恩的作品；他还是哈塞和拉·弗斯蒂娜的朋友。不管是在莱比锡或是德累斯顿，他经常带他的大儿子去听意大利歌剧。他常常开玩笑地对他从这些闹剧获得的欢乐表示歉意。“弗雷德曼，”他说，“我们再去听听那些漂亮的德累斯顿歌曲好吗？”难道在他的作品的某些章节里很难辨别对这些“小歌曲”的下意识的模仿吗？又有谁敢说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他拥有一座由他支配的剧院，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去追随潮流呢？

他的儿子们对这场运动没有进行抵抗。意大利主义如此彻底地统治了他们，以至其中一人一度更名为乔瓦尼·巴奇而成为一名完全的意大利人。我指的是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父亲去世时他十五岁，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完整的音乐训练；他显示出对管风琴和古钢琴的偏爱。父亲死后他投奔到了在柏林的哥哥K.P.E.巴赫那里。在这里，他发现了格劳恩和哈塞创作的意大利风格歌剧，它们留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致使他动身去了意大利。他来到波隆那，在这里，这位J.S.巴赫的儿子成为马尔蒂尼神父的学生。在马尔蒂尼的辅助下，他不间断地学了八年，接受了意大利式的训练和一颗意大利式的灵魂。其间他到过那不勒斯，成为那不勒斯歌剧学派的领袖人物，他根据梅塔斯塔西奥的诗又创作了一系列意大利歌剧，其中包括获得很大成功的《卡托内在尤蒂卡》和《亚历山大罗在印度》。

伯尼认为“他的歌曲体现了最完美的那不勒斯品味”。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在摒弃他父亲的艺术品味之后，他又同样摒弃了他的新教信仰；伟大的巴赫的儿子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他被任命为米兰大教堂的管风琴师，更改用一个意大利名字。恐怕很难找出比这更有力的事例证明意大利对日耳曼精神的占领。

我们谈论的J.C.巴赫并不是二流音乐家，除了身为一名伟人的儿子之外再无吸引我们注意的地方。J.S.巴赫的儿子们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家，而历史并没有将他们置于合适的地位。与这一过渡阶段的大部分音乐家一样，他们被不合理地献给了他们的前任者和后继者而成为祭品。其中K.P.E.巴赫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只有少数人真正理解他；他被凡尚·丹第正确地描述为贝多芬的第一批直接先驱者之一。J.C.巴赫与他一样重要，从他那里产生的不是贝多芬而是莫扎特。

另一位突出的音乐家甚至比K.P.E.巴赫在奏鸣曲和变奏曲方面更像是贝多芬的先驱——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榜样。这就是弗雷德里克·威廉·鲁斯特。他是歌德的朋友，住在德绍的莱奥波德三世亲王的音乐指导。与其他人一样，他也被意大利音乐的魅力深深吸引。他旅行到了意大利，而且在那里停留两年，非常勤勉地参观歌剧院，结识了主要的音乐教师：马尔蒂尼、纳尔蒂尼、普格那尼、法里奈利，尤其是塔蒂尼；他从此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次意大利之旅对他的艺术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三十年后的1792年，他再一次在他的一首奏鸣曲《意大利奏鸣曲》中叙述了对那次旅行的追忆。

如果说德国音乐的领袖人物，例如巴赫家族、鲁斯特、格鲁克、格劳恩和哈塞受意大利艺术的影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那德国音乐又怎能抵抗外国精神的入侵呢？它的民族精神又将在何处获得解救呢？

首先，低一级的音乐家们，即那些德国的音乐平民，那些无法到意大利使自己意大利化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屈辱环境和人们对意大利偏爱的折磨。伯尼被迫承认，在德国的意大利人常常比那些优于他们的德国艺术家收入高得多。他补充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指责德国人过分努力去贬低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大师的价值，并用严厉、蔑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只是缘于纯粹的无知和愚蠢。”他也曾在别处说过：“所有人都嫉妒意大利人。”当然这一评语出现在下面一句话的结尾处。伯尼在这句话中评论说，德国人也猛烈地互相攻击，每个城镇被分成互相嫉妒的派系，“每个人都嫉妒其他人，所有人都嫉妒意大利人。”缺乏团结将对德国的艺术和政治构成灾难；它使得德国人更加无法抵御外国的入侵，因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这一行业的格鲁克们和莫扎特们，似乎都已经倒向敌人一边。

但是，仅就大众的音乐品味而言，意大利主义几乎不为人知。十八世纪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集市的详细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证明。在这些音乐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的欧洲市场上，可以说意大利歌剧很少露面。集市上有大量的德国宗教音乐：路德的颂歌、清唱剧、耶稣受难曲，特别是德国艺术歌曲，这些都是德国思想永恒不可侵犯的庇护所。

另一方面，一个事实颇为引人注目，即十八世纪中叶在欧洲代表意大利歌剧和意大利音乐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德国人：维也纳有格鲁克，伦敦有J.C.巴赫，柏林有格劳恩，意大利本土有哈塞。除了一种新的精神渗透之外，这种德国化的意大利主义又怎么能产生其他情况呢？在这些清楚自己的超人之处的德国大师身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愿望（承认的或不承认的），即用德国自己的武器攻占意大利。我们觉察到格鲁克和莫扎特日益增长的日耳曼自豪感，这令我们震惊。这些杰出的意大利化的人物首先用德国艺术歌曲检验他们的实力。

甚至在戏剧里，我们看到德语也在重新夺回它的位置。伯尼在呼吁人们关注德语的音乐天赋之后，先是惊讶戏剧没有再更多地利用德语，尔后又很快意识到用德语谱写的乐曲正开始向整个萨克森和德意志帝国的北部传播。从该世纪中叶起，诗人克里斯蒂安·费利克斯、魏塞、音乐家施坦富斯和约翰·亚当·希勒开始在莱比锡模仿英国的小歌剧和法瓦特（Favart）的喜歌剧，创作了德国的歌唱剧（Singspiele），其第一部作品是1752年的《魔鬼出笼或变形的谣言》。随之很快有了大量的仿作。

伯尼写到：“这种音乐是如此自然、协调，以至于一些得意的歌曲被各个阶层的人传唱，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演唱，就像阿恩博士的作品在英国一样。”希勒歌剧中的平民角色演唱简单的民歌，这种做法，像轻歌舞剧在法国一样，在德国盛行开来。伯尼写到：“今天，人们对闹剧的喜好是如此普遍和明显，以至我们有理由像一些清醒人士那样，害怕它会破坏人们对高雅音乐的喜好，尤其是对风格比较庄严的音乐的喜好。”但是，这些流行歌曲不仅没有破坏对高雅音乐的喜好，反而成为新德国歌剧的来源之一。

但是，即将解救德国音乐的关键事实是，在这一重要时刻，器乐得到了突然的发展。在德国人凭借人声复调和对位风格的无限资源而放弃旧的德国表现手法的这一时刻，在她似乎正在放弃表达她复杂和逻辑性强的精神、而采用情感化的拉丁表现形式的这一时刻，她有幸在器乐的突然发展中找到了她已经失去的东西的对等物，甚至找到了更多。

在一个才智和决心起明显作用的事件里，探讨运气似乎有些奇怪。但是，与在历史中一样，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机会，承认时而有利、时而不利于一个民族前进的环境的共同作用。无疑，生命力更旺盛的民族经常以限制机会和强制机会支持自己来收场。但我们无法否认世界上存在机遇。

在这一事件中，机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人并不是在独自发展器乐，同样的趋势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很明显。威尼斯的音乐学院正全力发展器乐并取得很好成果；意大利的演奏大师在欧洲各处都享有盛名，交响曲即诞生于米兰。但是，交响音乐与意大利人本质上的有条理、清楚，确定和轮廓清晰的精神并不协调。无论如何，改变这种精神，使之适应新奇的环境，必需付出一种努力；而过度劳累，精疲力竭、贪图安逸的意大利音乐已不再有能力付出这种努力，在意大利，这一变化就意味着革命。而在德国它仅意味着改良。因此管弦乐队的发展保证了德国的胜利，但却加速了意大利音乐的衰落。伯尼抱怨意大利歌剧乐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它的噪音迫使歌手们高声叫喊。“音乐中所有的明暗对比都被丢掉了；中间色和背景消失了；人们只能听到吵闹的声部，这些声部被计划用来为其他声部提供一层金属箔。”因此，意大利人的声音被损坏了，他们正在失去曾经非常引以为荣的美声唱法的显著特点，这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因为，尽管放弃了她自己无可比拟的特点，同时她却无法学到外来的特点和风格。

另一方面，德国人却非常适应新生的交响曲，他们对器乐天生喜好。由于严格地实施了新教禁止德国人保留歌剧院这一规定，德国宫廷成员发现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这种音乐。德国人喜爱社会生活的天性迫使德国音乐家统一成小的团体，小的“学院”，以便一起演奏，而不是采用意大利演奏家的个人主义做法。所有这一切——简而言之，每件事情，甚至德国歌唱艺术相对的落后——都必然有助于器乐在德国的普遍发展。欧洲没有哪个地方比德国拥有更多教授器乐的学校，或是更出色的乐队。

德国最古怪的音乐学校之一是“穷苦学者”的音乐学校，等同于那不勒斯为穷困儿童开办的音乐学院，但是它们的规模小一些。伯尼曾在法兰克福、慕尼黑、德累斯顿和柏林的大街上见到成群这样的学者，他们在德意志帝国的每座城市都拥有一所“委托给耶稣会士的学校，在那里他们被教授乐器演奏和唱歌”。慕尼黑的学校有八十名十一至十二岁的儿童。在被接受入学之前他们必须能够演奏一样乐器或是显示出对音乐明显的爱好，他们在学校停留至二十岁。学校提供他们住宿、食物、教育，但是没有服装，他们必须通过在街上演唱或演奏维持部分生计。这是他们一项绝对的义务。“其目的是使供养他们的民众了解他们的进步。”在德累斯顿，城区被划分成许多区，“穷苦学者们”分成十六、十七或十八队，轮流在每一区的住户门前演唱。他们组成小型合唱团和乐队——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小号、大管。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达成协议，这样“穷苦学者们”每周在他们房前演奏一次或两次。他们甚至参予私人娱乐活动，直至葬礼。最后，他们必须参加礼拜日的宗教仪式，不管冬天的天气多么恶劣都必须在大街上演唱，这是一项艰苦的行业，一项不愉快的义务。这些学生们日后被任命为教区学校的老师，条件是他们对希腊语、拉丁语和管风琴有足够的了解。最突出的学生被送到某些大学，例如莱比锡和维腾堡大学。这里约有三百多名贫困学生，他们被允许钻研音乐或是科学。

一些君主的宫廷设有为贫困儿童设立的音乐基金会。符腾堡公爵已经在路德维希堡和“独处”这所避暑行宫建立了两所音乐学院，培养属于贫困阶层的二百名男孩子和一百名女孩。“他最喜欢的娱乐之一是旁听他们的课。”

除了这些贫困儿童学校，社区学校也相当重视音乐尤其是器乐；这是奥地利、萨克森、摩拉维亚尤其是波西米亚的惯例。伯尼记载，波西米亚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公共学校，这里的孩子们像学习阅读和写作一样学习音乐。他考察了一些学校。在考林附近的捷斯劳（Czaslau），他发现“一个男女生混合的班级忙于阅读、写作、演奏小提琴、双簧管、大管和其他乐器。教堂的管风琴师用一台小得可怜的管风琴进行壮丽的即席创作。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有四架羽管键琴供他的小学生练习”。在罗伯舒茨的布丁，一百多名男孩女孩在教堂里学习音乐、演唱和演奏。

令人难过的是，这样获得的技能被贫穷扼杀了。“大部分儿童注定要从事卑贱的类似仆人的下等工作，音乐对他们只是一种私人的娱乐；但这还只是，”伯尼深刻地讲到，“音乐能够被应用的最完美、最高尚的用途。”剩余学生为富有的地主阶级服务，他们同仆人组成乐队，演出音乐会。波西米亚的贵族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维也纳，错误地使自己过分脱离那些有趣的农民。伯尼写到：“如果波西米亚人拥有意大利人的优势，他们会超过意大利人。或许他们是整个欧洲最有音乐天赋的民族。”他们在管乐器演奏方面胜人一筹：木管乐器优于萨克森德国人，铜管乐器优于摩拉维亚人。正是一所波西米亚学校培养了器乐改革家、交响曲创始人施塔米茨（Stamitz）；他生于托伊申布罗德，是那里的教堂圣咏队领唱的儿子。正是在这些学校里，格鲁克接受了最早的音乐训练，正是在皮尔森（Pilsen）附近的卢卡维克（Lukavec），莫尔岑伯爵私人教堂的音乐指导海顿于1759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交响曲。最后，最伟大的德国小提琴家弗兰茨·本达与K.P.E.巴赫一道，是惟一敢于在柏林拥有自己风格、即独立于格劳恩和意大利化人物的音乐家；他也是一位波西米亚人。

由于这些学校和这些天才们，在德国，甚至是在意大利歌剧显赫的中心维也纳和慕尼黑，器乐得到了鼓励和发展。王公贵族常常是演奏大师：柏林的国王是长笛手；奥地利国王是大提琴手；巴伐利亚选帝侯和萨尔斯堡亲王兼大主教是小提琴手；维腾堡公爵和萨克森选帝侯是钢琴家——据伯尼说，后者“在朋友中间非常胆怯，以至他的妻子侯爵夫人也几乎没有听过他的演奏”！这些我们不想多说。我们也不过多强调德国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消费数量惊人的协奏曲；柏林平均每场音乐会有三到四部协奏曲，而在德累斯顿，每晚要演奏五到六部！……但是，新生的交响曲处处都长出新芽，维也纳的交响曲作家名符其实是百花齐放。其中，自然主义者霍夫曼，想象力丰富的瓦沙尔（Vasshal）以及迪特尔斯、胡贝尔、古斯曼和刚刚露头的年轻的海顿，尤其令人称赞。交响音乐在维也纳拥有狂热的听众群。提奥多·德·维茨瓦曾经描述过宫廷音乐和萨尔茨堡大主教的“餐桌音乐”；三位首席小提琴手负责轮流准备这些乐队的演出节目，并且指挥演出。莱奥波德·莫扎特的作品显示出这些德国宫廷日常生活对器乐的需求量有多大。我们还可以加上私人音乐会，以及按照富裕的中产阶级的预定，在大街上演唱或演奏的小夜曲。

那时候，德国的器乐中心是曼海姆，而在夏季则转移到距曼海姆约七八英里的施维特兴根。施维特兴根仅仅是一个村庄，但据伯尼讲，似乎居民全部是音乐家。“有一位小提琴家正在演奏，隔壁是一位长笛演奏家；还有双簧管、大管、单簧管、大提琴或是几件乐器联合的演奏会。音乐似乎是生活的首要目标。”曼海姆乐队“本身比欧洲任何其他乐队拥有更多著名的演奏家和作曲家，这是一个由将军组成的军队”。

这支赢得了莱奥波德·莫扎特和他的儿子赞叹的精选乐队常常举行著名的音乐会。正是在这些音乐会上，从1745年起一直担任国王的室内乐首席小提琴手和音乐指导的施塔米茨进行了德国交响曲的首次尝试。

伯尼写到：“正是在这里，施塔米茨首次冒险跨过了普通歌剧序曲的边界，而歌剧序曲直到那时还只是用于吸引观念的注意力，使他们安静下来……这位聪明、机敏的音乐家，创建了现代交响曲风格，增加光和影威严的效果，使乐曲更加丰满。首先，音符和音调组合能产生的所有不同的效果都被试验过了；然后，乐队需要有对渐强和渐弱的切实领会。弱奏直至那时还只是被当做弱音器的同义词，但现在却同强音一起，成为丰富的音色源泉，这些音色在音乐中有自己的领域，就像绘画中的红色和兰色那样。”

这里我们不去认定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只需顺便提一下，这位奇妙的施塔米茨进行的实验很有创新性，也很大胆，但有关他的情况现在我们却所知甚少，也很不完整，尽管伯尼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他被看做“又一个莎士比亚。他克服了一切困难，使音乐艺术向前迈进的步伐超过了以往任何人的努力。他的生动的乐章中充满了灵气、创新、激情和对比。温柔优雅、迷人的旋律，简单而丰满的伴奏，处处洋溢着由热情而产生的庄严高尚的效果。但是，他作品的风格并不总是足够精炼。”

我们看到，尽管有意大利主义，德意志精神还是设法为自己保留了一些独立的空间，在这些地方它能够安全地发展，直至某一天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开始与外国精神进行搏斗，使自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十八世纪中叶，意大利歌剧在德国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德国音乐的领袖，那些日后成为她走在最前沿的解放者们，都毫无例外地被根深蒂固地意大利化了。尽管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他们的后继者的时代，德国音乐的发展非常辉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德国音乐在成形期仅仅依靠自身的源泉，凭借自己的资本，这还不足以使德国音乐取得正常的发展。

从意大利歌剧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开始，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保留着意大利式的情感和意大利式的风格那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便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彻底的德国音乐大师身上，我们也可以觉察到这一点。要证明瓦格纳的作品充满意大利主义色彩并不困难；理查·施特劳斯旋律优美、富有表现力的音乐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式的。类似十八世纪意大利对德国这样的胜利，总是会在失败一方人民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注 释

〔1〕 Boeotia——希腊东部地区，其居民以愚蠢、没有文化教养而闻名。——译注

〔2〕 Holbein，Hans，1465—1524，德国画家，其子也是著名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