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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在秦末风云际会，“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殊不料，却在楚汉战争中骤然覆灭。鉴古方能知今，项羽功败垂成的人生之旅留给后人许多思考。古往今来，成果斐然。纵览近二十年来对项羽失败原因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人们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审视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本文试就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的成果作一简单的述评。 一、素质说 从项羽自身缺乏政治家所应具有素质进行探讨的学者是魏逊、陈裕宽、王光照、龚鹏九和陈业新。 魏逊在《项羽败在志》（《解放军报》1984年8月23日）一文中认为：项羽之败，败在他向来胸无治国安邦之大志，因而他的奋斗一直缺乏一个正确的政治目标。项羽无志而失民心，他怎能不败？ 陈裕宽则认为项羽无争天下，统一中国的大志，是他半途而废的重要导向（《楚汉相争为何楚败汉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王光照在《亦论刘邦和项羽》（《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在政治上幼稚，使他在鼎革之际做出有悖时势的抉择，是他败亡的起点。 龚鹏九认为：不学无术是项羽败亡的最根本原因（《项羽败死乌江的原因剖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陈业新则认为：项羽非但知道学兵法，而且知道如何学，是真能学兵法者。而且，项羽有取天下之才，令人遗憾的是，有军事才能的项羽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谋略和手腕（《试论项羽兵法》，《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上述学者中，魏逊、陈裕宽定位于项羽的志向，但其志向观，略有不同；龚鹏九则锁定项羽治学态度；王光照则强调项羽政治素质之低的危害；陈业新则突出项羽有才无谋；志当存高远，伟大的志向是激励人们追求人生理想的动力。而素质优劣更是一个人事业成功和失败的根本保证。只有志向和素质完美结合才更容易造就个人事业的成功。 二、用人说 汉高祖刘邦自认为：自己战胜项羽，是因为重用汉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许多学者以此立论，提出许多看法。 王铭在《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用人》（《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刚愎自用，信谗多疑、忘功寻过。取才依据是以名以尊，是亲亲尊尊的人才观。所以汉胜楚败的关键在刘、项持不同的人才观。 邱永明认为：项羽用人有失无得，不能尽己之才，更不能尽人之才。项羽在用人原则上苛礼唯亲；在用人态度上，项羽刚愎自用；在用人政策上，项羽多疑忌才（《刘项用人得失和汉楚相争成败》，《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 鸣柳在《兼听则明——刘邦战胜项羽管见》（《探索与求是》199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项羽的悲剧在于自恃勇武，不能听大家的意见。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大家的、集体的力量才是无限的。只有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才能无敌于天下，项羽却不能吸收和消化不同的意见。 龚鹏九认为：项羽不识才俊失去了用贤的机会（《项羽败死乌江的原因剖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陈有芳在《从项羽之死说起》（《人民公安》1997第8期）一文中认为：项羽犯人主不善用人之大忌，没有凝聚力，形不成核心。项羽之输，输在不善待人才上。他缺乏象刘邦一样驾驭人才的技巧，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自断臂膀。 上述学者中，王铭强调了项羽人才观的局限性；邱永明指出项羽不能充分发挥集体才干的弊端；鸣柳则强调在用人上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龚鹏九一针见血地指出项羽不识才；陈有芳认为善待人才、驾驭人才是重中之重。在用人问题上，大多数学者注意力集中在用人失误上。殊不知，用人的前提是慧眼识人，用人的关键是才当其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是一条历史基本法则。它是作为领导者最不应该，也是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观念说 观念制约束缚着人的行为，先进的思想观念有利于人们积极开拓进取，落后的思想观念禁锢僵化人们的头脑。 王太阁在《汉兴楚亡的主因在政治意识》（《殷都学刊》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刘邦暴兴，项羽速亡，关键在于刘邦政治意识清醒，项羽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意识是否清醒决定着战略决策是否正确。而且，政治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其次表现在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和敌友的分辨上；最后表现在对待义帝的态度上。由于项羽政治意识模糊，才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滕新才则认为：小农意识是中国古代社会带有普遍性特征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狭隘、保守、自私、虚荣。同时指出小农意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刘邦因为注意加以克服，所以登上了九五之尊。项羽沉锢于斯，葬送于斯（《论陈胜、项羽、刘邦的小农意识》，《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李景山则认为：项羽目光短浅，单纯军事观念，穷兵黩武。他不能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导致失败（《楚汉战争胜负原因探讨》，《绥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李仁守认为：秦朝被推翻，破坏的任务已经完成，便需要出现新的时变。项羽不能师承古代开国之君，实行仁政，不改变自己的攻击性观念和作风。仍然发挥自己的暴力惯性。一切从事政治斗争的历史人物的祸福，都是由于知不知时变和能不能适应时变造成的。与其说是项羽祸莫大于不自知，不如说是项羽祸莫大于不知变。最后他得出结论：项羽因不知时变而导致失败命运（《项羽??韩信??窦婴命运试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王文元在《楚汉战争的政治范式》（《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有一个基本定则：权威与权力合而为一。项羽有机会、有能力作到这一切，但项羽是为政治理念而战，不是单纯为权力而战。项羽最终没能使自己充当权威与权力合一的角色。 以上学者中，王太阁、滕新才方向相同，但其目标不同；李景山从军事理念角度切入；李仁守则倡导知时变胜于一切；王文元注重用政治哲学阐释项羽失败。尽管以上学者的切入点异彩纷呈。但无疑折射出一个共同道理：与时俱进的观念弥足珍贵。而且，观念陈腐者，难成大业，唯有开拓进取者才能拥有未来。 四、心理说 从心理学角度剖析项羽失败是近年来一大热点。 荣文库在《“刘胜项败”的个性心理分析》（《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秦末之际，社会有两大心理趋势：一是对秦暴政的反抗心理；一是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但项羽的个性心理不能与社会心理发展趋势相合拍。这种错位预示着项羽失败的命运。 龚熙文、刘继保在《复仇情结与人生悲剧——论项羽悲剧的历史原因和审美意义》（《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所谓情结是指围绕乃至支配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原因。它往往以一种无意识形式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目标。而项羽以复仇为人生本位。从心理学上讲，复仇是爆发性行为而非延滞性行为，它往往伴随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它是纯粹出于感情的即兴突破。由此决定他复仇缺少计划性和长远性，最终导致人生悲剧。 陈杰则认为：情商是指个人对自己情绪把握和控制能力，对别人情绪的琢磨、驾驭能力，以及对人生的乐观程度和耐挫力的高低。高情商者具有综合与平衡能力，更易取得事业的成功。而项羽目光短浅，爱慕虚荣，无情绪自控力，事无大小全凭当时性情决定，不计后果。项羽凶悍残暴，缺乏同情心，无所不破，无所不杀；项羽缺乏察颜观色的能力，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耐挫力低，缺乏自我激励的心灵动力。项羽，妒贤忌能，缺乏琢磨他人情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从项羽之败谈情商》，《娄底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杨利辰、张翠在《性格之舵与命运之舟——项羽文化心理探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项羽败亡，囿于情感，罪在自身。最不该摒除环境教育，丧失文化素质。他不着力培养与时推移的理性情感，而为物欲所累，最终把事业乃至自己一道送上了断头台。 崔向东在《论刘邦项羽的性格及对成败的影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项羽性格的发展，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矛盾。项羽性格的矛盾，正是其个性性格与社会性格的矛盾表现。而项羽无法解决这一矛盾，项羽注定是个悲剧性历史人物。 闽跃进在《项羽败因浅析》（《娄底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分析项羽性格：项羽没有恒心，不求甚解，如此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项羽易躁易怒，呈匹夫之勇，斗个人之狠，岂能成大事？项羽当断不断，错失除刘良机；项羽华而不实，完全没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眼光；项羽英雄气短，经不起失败，轻易放弃大好河山，拱手送刘邦。 杨春吉认为：项羽性格充满了善与恶、美与丑、刚与柔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刚毅勇敢，一方面柔肠百转；一方面温和仁慈，彬彬有礼，一方面凶狠残暴，杀人如麻。其脆弱的感情闸门极易被虚假的亲近所攻破，进而表现为错位的仁爱和荒唐的姑息。滥施仁爱，缺乏深谋远虑。项羽注重情感因素和个人易怒而将是非曲折置于次要地位。这种性格导致项羽失败（《略论项羽之败的观念、性格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以上学者论题的分水岭在心理与性格之间。荣文库、龚熙文、陈杰、杨利辰等致力于从项羽心理的角度看项羽的失败。荣文库从项羽个性心理与当时社会心理是否合拍来揭示项羽的失败；龚熙文则格外关注特殊个性情结复仇；陈杰强调情商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重要作用；杨利辰则把文化心理作为视角；崔向东、闽跃进、杨春吉在项羽性格分析上异军突起。崔向东认定项羽性格的矛盾性。闽跃进阐释项羽性格的多元性。杨春吉则赞同项羽性格两极性的矛盾冲突。性格是影响人物的深层因素。但必须注意的是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五、地理说 主张从地理因素看项羽失败的代表人物是学者马彪、李兴斌。两者均认定项羽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没能占据地利。但他们的出发点又有不同，马彪则把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探讨，而李兴斌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切入。 马彪认为：手中有粮，军心不慌。敖仓是秦末关东的最大粮仓。最初正是由于刘邦重兵驻守敖仓，顶住项羽主力，使楚汉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项羽集中兵力夺取敖仓后，汉军屡战屡败。项羽胜利后，并没有加深对敖仓重要性的认识。刘邦总结教训，复取敖仓。汉军主力转移到敖仓附近，坚壁防守，重新站稳脚根，结果楚军黔驴技穷。由此可见，敖仓对楚汉战争的不可低估作用（《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李兴斌在《项羽败亡的军事地理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失地利。其一：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之地，致使自然条件好，经济发达而且战略地位重要的巴蜀之地落入刘邦之手。项羽败亡，初露端倪。其二：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三分关中以封秦三降将。关中乃我国文化发祥地，而彭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无险可守，实乃四战之地，项羽又一次严重失策。其三：在成皋、垓下等不利战场与汉军争胜。项羽战非其时，不得地利，战争潜力严重不足。失地利是项羽败亡的重要原因。 兵圣孙武在其兵典《孙子兵法》中已强调了地理因素在军事中的重要性：“地形者，兵之助也。”地无兵不险，兵无地不强。那么，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地利，处被动地位就不言而喻了。这种从地理学角度分析战争胜负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总之，近二十年来，人们考察历史人物的成败不再囿于传统观念（阶级斗争、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束缚。敢于从不同角度，尝试分析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和行为。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拓宽对历史人物的再认识。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历史人物，是近年来最有创见的尝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但也明显存在许多不足。如看待历史人物容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打入地狱。此外，运用边缘学科知识底蕴薄弱，缺乏有机联系和逻辑推导。而且在一些原有论题上难以推陈出新，创新意识不足。就项羽用人失败而言，用人是由许多重要环节组成，而大多数学者限于强调项羽用人如何失误，而对一些关键环节研究缺失。《管子》云：“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至于项羽如何流失人才，刘邦如何争夺人才却无人问津。由于项羽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有外因；有主因，有次因。这就为我们研究项羽失败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在已有的论题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更是一大挑战。另外，项羽外交失败、政略上失败、用间失败、军事决策上失败的原因，尚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衷心地希望项羽失败原因之研究能够推向一个全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