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读后感中国大历史书评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开拓性地创造出“大历史（Maco history）”的研究方法，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归纳总结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简明的纲领，以时间纵向与欧美历史进行比较分析，是谓“大历史”。不可否认，黄仁宇先生所叙之历史，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中国的历史长河，创史家之先例。且自始自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为何中国文明的发展中未能衍生出资本主义经济？而其将关注点放在了“财税制度”上。众所周知，黄仁宇是明史专家，其中明朝的财税制度更加是其研究重点，也许其遵循“大历史”的研究角度，以小见大，从明朝的财税制度看见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顽疾所在。（事实是否如此，我并未深究，毕竟我不是历史学家。）纵观《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先生从夏商周开始，洋洋洒洒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现代中国除外）未曾改变。需要说明的是，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形象而通俗的话来说则是“潜水艇夹心面包”（他是否意欲说“热狗”）。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其当中的事物则为“文化精华”（即道德伦理）。这种体系的维持之久让人惊讶，可以这么说，统治阶级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两千年以来都是以自耕农所缴纳的税收为主。经济形态决定上层建筑体系，这就决定，统治庞大农民阶级的官僚体系的形成是必然的结果。为何这种政治经济模式能长久地代代更迭而没有本质地变化，或者说，在这样的层层级别之下，为何作为最低层的农民，却心甘情愿地被“奴役”了几千年（虽然当中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要不就是不成气候，要不就是充当了朝代更迭的工具）？作者在此提出了“数目字管理”这一关键词。所谓“数目字管理”，其实通俗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为全国的资源以市场为导向，而政府则是在市场中作为秩序的维护者。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即为上层建筑通过对市场价格及其货币流通的统计数字为据，调节全国的经济生产运行状况，并以征税以及预决算财政来调控经济运行，继以制定法律法规来维护及规范市场秩序。作者认为，由于层层官僚体系构成的严谨与祖先崇拜情结普遍存在，决策层主动改变体制的根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施行“数目字管理”的方案也变得不可能。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法，无疑是要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改变自身的政治体制，与统治方法，别说这有悖于常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农耕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基础，整个封建王朝实际上对庞大的农民阶层的统治，夹于中间的商人其作用则是微乎其微了；再者，两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凝结在整个国家精神当中，儒家思想的“重农抑商”观点也是严重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的因素之一。总之，中国历史发展至今，偶然性不乏其中，但这里面的必然性是昭然若揭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自出版以来，引来不少专业或非专业史学家的评论，其中大家公认的硬伤在于微观史料的考证上的不足，有许多论点未免过于主观判断，给人以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