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章风格和语言艺术：风格多样 优美
风格多样，是《史记》文章的一大特点。
文者气之形。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然未尝役以学为如此之文也。气冲乎其中而动乎其言也，譬颜鲁公性忠烈，故虽字画亦刚劲，类其为人，皆未可求之笔墨蹊径间也。(宋祁《余师录》卷一)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冲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案城集》卷二三《上枢密韩太尉书》)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雌》、《荆柯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若使之作董仲舒等传，则必不逮，以其非当行也。(楼防《过庭录》)
太史公笔力豪放，而语激壮顿挫，如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等语，皆切近端的.赞尤奇，屈原贾谊、荆柯两赞，当为第一，读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继之以法然泣下也.(同上)
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茅坤《茅鹿门集》卷三)《史记》用语，精于锤炼，又似得之自然。
太史公作《张耳陈余传》:“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四句叠用四“良”字。《冯唐传》:“上日:‘瞪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两句叠用三“吾”字，而语若飞动，减一字不得。(陆游《老学庵笔记·续笔记》)
太史公论赞，不数言辄开阖顿挫，此所以为文字之祖也。至其写形属事，尤极化工。
太史公文虽变幻，却将一二字句作眼，领清题襄，客意旁入而不离其宗。
《左》、《国》古质其气促，子长乃演作一二百字一句，更不可断，有以迁为史之狂，其狂不可及乎?(王治埃《史记榷参·读史总论》)
班孟坚论司马之史日，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李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史公为文.专取气势，不争琢镂，间有冗烦，益形古茂，不足病也。如“皆各”(见《五帝纪》及《大宛传》—原注，下同)，“愈益，’(《秦本纪》)、“尚犹”(《秦本纪》，又《货殖传》)，“惟独”(《景惠间侯者年表》)，“始初”、“仍有”(并《历书》)、“咸各”“自序种之类，皆骄累出之，似复而非复也。〔李笠《史记订补·叙例》)
《史记分在征引先秦典籍时，对典奥难读的文字，均译写为当时通行的书面语。史料的可信性与语言的时代性，在《史记》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史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规”为“遂见”，改“霄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袋四岳”，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奸”为“至好”……如此类又多。(王观国《学林》卷一)
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帝王纪以己释《尚书》者也，又多引图纬子家言，其文衍而虚;春秋诸世家，以己损益诸史者也，文畅而杂;《仪》、《秦》、《秧》、《难》诸传.以己损益《战国策》者也，其文雄而肆汉刘》、《项》、《纪》、《信》、《越》诸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礴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而多讽。《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焉，磊落而多感慨。(王世贞《真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六)
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斑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
《史记》述五帝三王时事，无不敢信《尚书》，宜皆本于古文者也。然取迁书而读之，凡所引《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文有增损，字有通假，义有补缀，或且随笔窜易，以成及一家言……
大抵迁书以文章树奇于《左》、《国》、《楚汉春秋》诸书，剪缀而运量之，扬榷而变化之，孰为己出，孰为非己出，若淄泥混合，但见其沧涟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其于《尚书》，亦若是焉已矣。(邵保和《话经精舍文集》卷一一)
(((史通·叙事》:“故《史》、《汉》之文……相去若是。”)驳曰:迁录《尚书》，代以训话，以文而论，无优劣可言。知几以为浅俗，不知何意?至于战国，则本诸《国策》，其文本轶丽，非迁之露其锋也。经言出自上古，其言自尔浑略，后世媚古，则觉其妙耳。(刘咸折《史学述林·史通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