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流别论》的写出当较《文赋》为晚 全书可惜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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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流别论》

与陆机同时的挚虞所著的《文章流别论》，虽全书已佚，现存的只有一些断片，仍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献。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他从武帝泰始年间出仕，惠帝末官至秘书监、太常卿，在洛阳荒乱中饥饿而死。

《文章流别论》的写出当较《文赋》为晚。全书可惜已经失传，现在只存从各种类书中辑出的十二条。据《晋书·挚虞传》说：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由此可见，他的这部著作的内容，是按体裁选集古代的优秀作品，对其每种体裁加以叙论。现在我们所见的各条，就是那些文体叙论的残余。就从这些残余部分来看，这部著作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仍有其关键性的地位。

《典论·论文》和《文赋》都曾提出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开始了对于文体的论辨，但都简略到无以复加，不过陆机比曹丕稍为展开一点，因为他们并非着重从这方面去论述。而挚作则对每种文体，都从其体裁的产生和作用、发展和变化、作家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论述。这在文艺的理论和批评上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从其论“赋”的一则，可以见其精要所在：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按“当”应作“富”，“言富”与上文“言省”正相对，“富”讹作“當”，因形体相近之故)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在这则对于赋的论述中，作者先叙说赋的缘起和作用，接着在谈到赋作的发展变化中对作者提出评论，并举出足为典范的作品，最后就赋的创作提出理论准则而指出“四过”。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序志》标出它的上篇纲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纲领的运用，在挚虞的这则“赋”论中，可说都已具备。对于文体的论述，这样全面精当，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杰出的创造。

在挚虞的这些残片中，许多理论的鳞爪，也是卓越可贵的。如其论文章的作用说：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这个“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兼包了文学创作的内容范围和作用，这种对于文学创作上最根本问题的看法，远比曹丕和陆机所见为重大广阔。就在上举的“赋”论一则中，作者指出的“古赋”和“今赋”的区别，以及“四过”，都是针对文坛创作的病根提出，也是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反复申论，而力图有所矫正的。从这些残存的鳞爪，我们可以推知这部著作的体貌。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挚太常集》题辞之末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义，评论日多矣。”即确切地指出了《文心雕龙》与《文章流别论》的源流关系。尽管刘勰对《文章流别论》还有所不满，而该书对刘勰著作所起的借鉴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这里还就便提到一下，常与《文章流别论》连带被提到的《翰林论》，是比挚虞年辈稍晚的李充所作。从其残存的十则看来，也是就各种文体指出其创作原则，并提出在各文体创作上成就较好的作家和作品。如其论“表”云：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从这则可见其一斑，大概都是就事论事，在其现存的所有各条中，看不出什么中心思想和较高原则，刘勰评其“浅而寡要”，看来是中肯的。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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