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发生一起文字狱 官员要判写诗者死刑 乾隆得知后立刻驳回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江西武宁县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文字狱。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武宁县有个杨店村，村里的余豹明和另一村民为田界的事发生纠纷，这两个人都没念过书，不知道如何打官司。为了胜诉，双方都找读书人帮忙。余豹明找的是举人余文璧，对方找的是进士余腾蛟，余腾蛟在刑部做过主事，虽然因事革职回乡，却依然余威赫赫。而清代的司法是出了名的黑暗，两家一斗，结果不言而明：余豹明败诉。

余豹明是个粗人，败了也就败了，官府很腐败，他也不是头一次听说，但帮他打官司的余文璧不服气。加上平时余文璧非常嫉妒族兄余腾蛟的“好运”，于是他设法找来余腾蛟写的五首诗的手稿，加上自己对这几首诗的批注，整理成一个悖逆材料，企图扳倒余腾蛟。然而没过几天，余文璧竟突然亡故，之后，余豹明便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了武宁县衙。

武宁县衙收到材料后，一点儿也不敢怠慢，赶紧派人送给江西巡抚胡宝瑔。胡宝瑔看完材料后，也从中琢磨出些许讥讪之意。比如诗中：“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余文璧批注道：“当今是太平盛世，全国到处坦坦荡荡，和和平平，怎么会无路可走、无处安身呢？是何居心？”再比如：“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出世不须臾，咄嗟辨王霸。”余文璧指责说：“古代名人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要与范蠡、张良结同心呢？张良复韩，范蠡复越，你余腾蛟莫非想复明朝的天下吗？这是什么样的黑心肠啊？”

由于事关“悖逆诗词”，胡宝瑔不敢驳回，怕政敌找岔子。于是他率领手下，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余腾蛟家里，进行搜查，共搜出诗稿、杂稿各一本，连同其他可疑物品一并带回，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审稿、讯问。办完这一切之后，他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先是将此案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然后告诉皇帝自己拟判余腾蛟谋逆之罪，斩立决，并将其所有诗稿恭呈御览。

过了一段时间，乾隆的圣谕下达。大致内容是：余腾蛟的诗大都是蹈袭前人旧调，根本谈不上悖逆……不能抓住余腾蛟的个别诗词，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判以死刑。假若这样办案，不但余腾蛟本人难以服气，就连其他写诗的人再也不敢提笔了。接着，乾隆下令：停办有关余腾蛟的所谓“悖逆”案，查处他“武断乡曲”（凭借势力在民间横行霸道）的恶行。最后，余腾蛟被革除查办，流放云贵烟瘴之地；余豹明属诬告，依律杖100，流放3000里。

清代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这与清政权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时刻担心汉人反抗不无关系。不过，仔细想来，清代的文字狱虽然有许多是由皇帝刻意促成的，但也与某些汉人的火上浇油有关。明知别人没有悖逆之语，却为了个人的小算盘刻意构陷。而身处清代，写悖逆诗词轻则掉脑袋，重则灭族。我们不难设想，只要余文璧、余豹明还有一点起码的良知，一点基本的对他人的悲悯之心，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封建时代，构陷者之所以敢于上蹿下跳，更与当时的制度对民权的极端漠视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判决，不看领导意志，一切依法律行事，对别人的恶意构陷行为就会失去其基本的支撑。

余腾蛟是幸运的，当时乾隆头脑还算清醒，但皇帝并不经常这样清醒；相反，他们倒有可能经常不清醒，就算清醒，他们也未必对每一个人都如此宽容。余腾蛟的“悖逆”罪被除，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刀尖上的幸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