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走进”故宫贺寿 他的历史影响为何如此之大？
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
苏轼《治平帖》卷
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
值紫禁城600周岁之秋，苏东坡“走进”故宫贺寿。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以苏轼传世真迹为核心，集结了“苏轼朋友圈”的艺术“万花筒”，他们中，“三苏”里除苏洵、苏辙两位直系亲属外，王安石、米芾、黄庭坚、司马光、欧阳修等北宋文坛大咖纷纷亮相。尽管他们中每一位都值得单独办特展，此次皆为衬托主角苏轼而来，足可见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他，依然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化魅力。
苏轼的历史影响为何如此之大？他在文章、书法、绘画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透过这些艺术特征，或能窥见苏轼的价值观。
本文尝试走进历史，从现代的角度，反观苏轼的历史环境与个人贡献，尤其是艺术方面的贡献，看看他都具备哪些“现代”文化特性，为大家在观展之前，提供更多一重文化背景。
生活在显露“现代性”的时代
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散文纵横捭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九百年来，能与“千古巨子”苏轼比肩的文人少之又少。他是如何成就这一地位的？以往人们多从其个人身上寻找答案，其实他身处宋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一直没有被强调。
汉学家包华石教授讲过，宋代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现代社会的特征，今天的人们看唐时故事，感受到这是古代的事情，但若读宋人笔记，仿佛看到了身边人的活动。
回望宋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不难发现它已打破了唐代的禁锢，人们在宋代感受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状态。苏轼生逢其时，他笔下的喜怒哀乐，展现的正是一个“现代人”的喜怒哀乐，所以，他的文字有点超越时代，成为“千古风流人物”。
具体来看，唐代文学一大特色是不得志的诗人在发牢骚，得意的人反倒不怎么写文章。在得意与发牢骚之间，写作者的艺术空间并不大。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王维，他开始写一点点日常情感，但其诗歌多寄情山水，鲜少写世情。唐代的艺术也差不多是这种情调。2004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过名为“走向盛唐”的大展，展示了古代中国从汉代粗犷的审美，逐渐褪去野蛮，走向唐代的精致。但是唐人器物，多为贵族服务，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市民社会，今天看到很多精美的宋代器物，已经是为一般市民服务了。这是一个大飞跃。
苏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并且为历史所选择。他的文字，就是把生活艺术化，在诗词中，他的雅集、访友、评论、美食，都与某种生活情趣、生活态度相结合，所以出现了唐诗这个古典艺术完全没有覆盖到的艺术内容。如果把这些诗词视为宋代社会“现代性”的表现，那么苏轼的文字便预先展示了人类文明走向，展现的喜怒哀乐，流露其中的现代性，始终拨弄着今天人们的心弦。
苏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完全是为了“科场得意”而生活，相反，宋代的日常生活，让他感受到，生活本身就是最大愉快。所以，他在失意的时候，讲述如何把每个月工资分开来花，如何在黄州留下一碗香喷喷的“东坡肉”，如何在夜间游览长江，如何在广东品尝荔枝……这些都是在说“我有生活”，而且细致曲折，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些就是文章。苏轼彻底开拓了宋人的文化观察视角，这是他的现代性的核心。
他还不自觉地以“现代性”为评判标准回顾了艺术史。诗词上，他盛赞李后主，“词至后主境界始大”；绘画上，他称赞王维，让他感受到“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李煜与王维偶然间展露的一点点“现代性”，让苏轼捕捉到了，并毫不犹豫夸奖，让艺术史也发生了“现代性”改变。为书法艺术推开一扇门
并列“宋四家”的苏轼，开创了“尚意书风”，其实这也是现代性。唐人书法的规矩有点大，让人一下子学不到，即便是唐人写经，也是法度森严。但是苏轼用他的办法，开启了一个散漫的书写时代。
“宋四家”中，蔡襄比苏轼年代早，不可能受后者影响，倒是早期的苏轼受到蔡襄的影响，否则他后来不可能盛赞蔡襄。要知道，他看起来虽随和，其实很少夸人。
米芾与苏轼很熟悉，但是书法的道路不一样，米芾书宗晋人，“八面出锋”，与苏轼的“横无际涯”的写法很不一样。但是黄庭坚的行书完全是学苏轼，学了苏轼的书法，马上就变得不俗气了，这一点显示苏轼有点了不起。黄庭坚自己也有体会，所以盛赞苏轼“本朝第一”。
蔡京曾经是苏轼的下属，他的书法也是学苏轼的，然后很快加入一点自己的内容变出新花样，《大观帖》编辑的时候，蔡京已经可以给历代法帖写标题了。
这么简单一聊，发现苏轼的书法似乎并不怎么突出，不少人估计在“千古风流人物”大展上，也会有类似感受。从书法的单项指标看，苏轼并不明显强过蔡襄、米芾、黄庭坚、蔡京这几人，但终究苏轼成了“本朝第一”，为何？估计还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话说得好，苏轼推开了一扇大门。
苏轼的书法有两个大特点：第一，书法水平不稳定，时常会写出毫无意味的书法，似乎他写字是看心情的，心情不好就不能出好的手札，但是好的时候，无人能敌，中年《寒食诗》、晚年《渡海帖》，都是让天下人震惊的杰作；第二，他开一代新风，但古典味儿几乎消失殆尽。蔡京很喜欢这个风气，估计蔡襄对此很抓狂。
他也知道自己的书法迈出了离经叛道的关键一步，所以发出一个时代的宣言“我书意造本无法”，但其书法在字形上，并没有让人感到天惊地怪，而是微微的自由，底蕴还是王羲之。但在黄庭坚接过苏轼的接力棒后，最终变化出了《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传》这样的反叛杰作。
钟情吴道子与李公麟
苏轼在绘画方面的审美、领悟能力，历来认为是一代天才，其实，这与他个人的鉴赏、收藏颇有渊源。
细读文献，发现苏轼的收藏非常有特点。他对吴道子与李公麟两位的绘画，情有独钟。简单地说，除了这两位的作品，其他不看，这是很坚决的一种鉴赏，历史上很少遇到这样的鉴赏家。
他是如何鉴定吴道子绘画呢？他说：“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这个感觉是正确的，鉴定就是看了就知道真伪。苏轼还有一篇《四菩萨阁记》的文章，详细记载他花费十万钱，买了吴道子四版绘画真迹的事情。一个人如何使用金钱，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苏轼写文章不花钱，下笔成文，非常容易，但是买吴道子的绘画，他是要掏腰包的，苏轼绝对不是富人，但是舍得为吴道子的绘画掏腰包。
而对于创作出“宋画第一”《五马图》的绘画天才李公麟，苏轼更不会轻易放过。今天看到的关于李公麟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苏轼留下的。此次展出的《三马图赞并引》可以让观众一窥苏轼与友人李公麟之间的惺惺相惜。据了解，这本来是一幅长卷，现在只剩下一半，长卷前面是李公麟画的《三马图》，后面苏轼对这幅画题了“赞”，包括引和内容。
苏轼在绘画审美上很有倾向，他不太赞成郭熙那种北方的画法，可能感觉到有点匠气，因此，你看不到苏轼费力赞赏过郭熙这位同时代大画家。另一方面，苏轼赞同王维的画法，还赞成文同的画法，自己也身体力行。近年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再次露面，世人评论不少，从绘画上来看，此作远离北方画派，用笔轻松随意，紧密处如风雨骤来，且笔墨颇有“攒捉处”，这是一流绘画才会注意到的事情，显示出苏轼很懂得绘画的用心，这件《枯木怪石图》与传世其他几件传为苏轼的宋人水墨画，水准完全不同。苏轼的弟弟苏辙说过：“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看了苏轼有关绘画的鉴赏与文字，苏辙说的应是事实。
临近尾声，我们不妨再聊一个话题：苏轼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有答案的事情，因为北宋画家乔仲常《后赤壁赋》真迹传世，此画卷中有苏轼的清晰形象，考虑到乔仲常是李公麟的亲戚，因此，这一卷《后赤壁赋》中的苏轼，一定非常接近苏轼相貌，就是一个个子不高、神情潇洒的微胖男子。
就是画中这个微胖的人，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也正是“千古风流人物”大展中可以展现的文化景象——没有苏轼，展览中很多人、很多事，都会失色不少。
延伸阅读
“现代知识分子”苏轼
苏轼的文集，诗词文章加一起，大约有350万字存世，平均下来，苏轼平均每天写了300字流传至今，绝对海量。
这是一个让人几乎读不完的数字，考虑到还有很多文字失传了，那么苏轼写文章真如吃饭一般了。今天看来，虽然因为元祐党人的缘故，被毁不少，但是主体部分还是留存下来了。
仔细阅读一些苏轼的文章，有两点特别的感受，一是他的感觉很敏锐，对人世间的事情，对难以描述的感受，可以“捕风系影”，真是很特殊的才能；第二个才能似乎更加难得，苏轼可以在另外一个时空去观察他自己，所以写出来的文字，历史感很强。
写文章的人，估计都有经验：学习了知识，有了新感受，写起来很容易，否则文思枯竭。但是你看看苏轼的文章，完全没有这个感受，什么事他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读起来还有味道，这就是才能了。
这样一个人，喜欢到处发议论，四处发帖子，一刻也不停，仔细想一想，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往往不是一个激进派，苏轼正是如此。以前阅读苏轼的传记，深深为他不是王安石那一派人物，感到惋惜，现在看看，那种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苏轼并不擅长。
当然，他随心所欲的发言，也使得他在政治上不能得意。在王安石变法时候，他被赶出京城；等到王安石一派失势，苏轼回到了朝廷，依然事事看不惯，品头论足，导致再次被贬。这才是苏轼的本色，即便是同一个派别的政策，他也要依据本心发言。
也正是这种超越时代、不计利害的本色，使得他具备了超级文化魅力，后来人喜欢他，其实都是喜欢他的文化腔调。苏轼是一股新风，如果认为宋代具备了现代社会的雏形，那么苏轼当为文化先驱。要知道，黄庭坚、秦观这些千古奇才，彼时俱在其门下。
（原标题：遇见苏东坡，问道“现代性”）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刘九洲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