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术写作系列｜王鸿飞：我写故我在
写作在大学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研究型大学中，学术是大学生活的一种训练方式，而写作则是学术的主要呈现方式，写作能力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应贯穿于本科教育的全过程。
学术写作，不是工具性写作，不是创意写作，也不是文学性写作。它本质上是思维能力的训练，注重缜密性、理性化、说服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于2019年推出学术写作指导计划，在这个学期组织了学术写作系列讲座，由来自不同专业的擅长学术写作的教师，指导学生在写作中如何形成问题意识，如何组织布局，如何分解问题以及如何考虑读者。
2019年4月9日，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王鸿飞的学术写作讲座以“You Are What You Write”为题。
王鸿飞，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研究学科为物理化学与化学物理，研究领域集中在表面与界面相关的化学、物理、材料与生物学问题，激光光谱学和化学反应动力学等。他讲座的英文题目“You Are What You Write”，可以机械地翻译成“文如其人”，也可以文绉绉一点翻译成“我写故我在”。他认为：
“写作是个人面对自我的经历，写作是寻找、形成和定义自我的过程。学术写作更是寻找、形成和定义学术自我的过程。写作的更多内容，是技巧、文字和规范之外的个人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以下系其讲座现场整理稿节选。
王鸿飞，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1999.3-2009.6），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2000-2004），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环境分子科学研究所（EMSL）Chief Scientist（2009.6-2017.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5-2008），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12），中国化学会终身会员。研究学科为物理化学与化学物理，研究领域集中在表面与界面相关的化学、物理、材料与生物学问题，激光光谱学和化学反应动力学等。
实际上当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写东西往往是为了完成一个项目，或者为了去表述一个我们做的实验。很多时候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但是当你研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写的东西，实际上完全带着他个人的印记，以及他思维的方式，而且你写出来的东西定义了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所以这是这个题目的意思，那么讲座其实也就是讲这两件事情，一件是“You Are What You Write”，另外一个是学术写作的一些个人知识。
You Are What You Write
我从去年开始开了一门通识核心课程，叫做化学的观念。开了两学期，我也一直在总结怎么样继续开下去。化学的通识课实际上在通识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美国的大学里边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要去学一门普通化学的课程。因为你对科学的基本的了解，从宏观到微观都要学这些东西。我们国家在课程的设置上面，往往把化学当作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东西，我们会认为数学和物理更基本一点，但实际上你该学的数学、物理、对微观世界的了解以及生物学的基本的分子生物学，这些知识化学里都包含了。所以我也很有兴趣来开这门课程，因为在国内大家很少从观念上来讲化学的问题。那么卷进来之后，我来到复旦的一个原因也是我喜欢教书，所以我在两年多以前来复旦之前，我在美国的同事问我说，复旦大学在哪里，是什么样子？我就跟他们讲，纽约和上海是一样的，都是最大的都会。那么复旦大学就跟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差不多，都是综合性的大学，排名前五。另外我到复旦来，还有一个跟我自己的研究方面有关的原因，就是我们复旦大学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化学系的主任吴征铠先生，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分子光谱学家，他也是我们国家在做原子弹的时候提炼铀同位素的负责人，他后来做过核工业总公司的总工程师。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跟他有很多的交往，因为他也是分子光谱学家，所以我就很高兴地到复旦来上通识课。
我也在通识课里跟大家讲过，通识课的概念，实际上在美国起源于1920年左右，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是一战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读过梁启超的文章，就知道一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西方知识分子都在怀疑西方文明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有问题了。美国的一帮教育家认为西方文化并没有问题，西方之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把西方文化的重要的东西和基本的概念教给大家，所以大家在做事情和做决策、做选择的时候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开始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做所谓的核心课程和通识教育。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叫做John Erskine，他1928年到1937年还做过Juilliard音乐学院的首任的院长，所以它是一个文学音乐都很好的人。他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The Great books movement”，就是要回去读经典，要去读西方文化历史上面的经典的书，另外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叫做“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是说“你要有知识”是你的一个道德上面的责任。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有那么多的责任？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决定。当你没有知识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预见未来，你也不可以做对你自己负责、对别人和你周围的人以及社会负责的事情。所以他在讲这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普通的文化里面都在讲：你不要太聪明了，聪明会被聪明误。他的演讲里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中式教育开展起来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有灌输的意思在里面。比如我们平时讲我们反对灌输，但实际上它是说我们要把基本的东西灌输给你，要去干什么用你可以做选择。所以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问一个问题，民国的时候，到底我们中国有没有真正的通识教育。我注意到像胡适、蒋梦麟这些人，其实在美国待的时间都是在美国实行通识教育之前。所以说我们民国的教育思想里边的“通识教育”，可能是跟现在的通识教育还不是一回事情。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我们看一看我们学术系列讲座的题目，大部分的题目都讲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跟学术写作有关的事情。我是化学系的，来教大家写东西好像是不太对。那我就讲讲我们怎么理解写作，因为科学的写作和其他的社科的写作，实际上在追求的目标上面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要追求可靠的知识和客观性。所以我就取了个巧，来讲一讲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些东西，于是就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刚才任老师给我拔高了一下，说我是在讲更高层次的东西。
规范和技巧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多的，我也有一定的资格来讲这件事情，我给大家看的这几本书，像这本书是《英语科技论文的撰写与投稿》，这是基金委的任胜利编著的书，如果你去看他的前言的话，他也有感谢我帮他审阅过这本书，所以我还是有一定的资格的。然后《科技英文写作与讲演》这本书，找到这本书之后我吃了一惊，怎么看见我太太的名字在这里，她帮助翻译了其中一部分。后来我想起来这本书其实跟我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作者2005年在北京开讲习班教大家做科技写作的时候找不到翻译，叫我去给他做口头的翻译。但是我不想去讲这些具体的东西，因为这些具体的东西，比如怎么写标题，怎么写结尾，大家都可以去看书。所有的这些写作的具体的东西，其实在科技写作里边还比较简单，因为所有的学会跟社科其实也是一样的，像美国化学会专门有一本书是讲你怎么样写化学的论文或者化学的书的，我自己以前有第二版，第三版我没有，内容大同小异。所以你可以去看杂志和期刊给你的指南，他告诉你你的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什么类型的文章应该有什么，有的文章是要分小节的，有的短的文章不分小节，有的是要有标题、摘要，然后有一个理论的描述、实验的描述，还有你的讨论、结论、结尾和参考文献。然后还有很多的学术伦理的问题，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今天就不去讨论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是非常具体的事情，每一个学科有它自己的规范，不同类型的文章，有不同类型的格式，我想讲的是超出这些格式的东西。
有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我一个研究组的同事，这两天在复旦访问，我跟他讲过两天我要去讲写作的事情，他说写作的东西真是头疼，我们现在的这些研究生都不会写作，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有一次他上六年级的儿子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帮学生改论文。他说你改论文有什么问题吗？看你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他说这些学生写的东西太糟了。然后他儿子就把他的论文拿来看了一下，说是写得很糟，你看这些段落都写得非常的乱，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five finger rule”吗？我们六年级就学这些东西，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连这样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连一个段落都写不好。所以我就问他“five finger rule”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应该知道，我小时候没上过六年级，你是上过六年级的。“five finger rule”是什么？他说你用你的五个指头来看你的一个段落，你的大拇指是开头，段落开头要有一个讲你这段话是要讲什么意思的东西，你要有一个statement，要有一个你想要说明的事情；然后你的小指是代表你要怎么样来结束这段话，你要有一个summary，要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最后你中间的三个指头是代表你要有三个具体的句子来支持你想要讲的事情。只要把这几件事情讲清楚了，你的写作就大体完成了。有时候我让我的女儿帮我看我写的东西，她也会给我很多的批评，所以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的人。写作的这些具体的东西，很多都是我们小时候上小学、上中学就学的。前几天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的女儿在乔治镇大学念书，她说非常感谢她在中学的时候掌握的所有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她发现这是对她最重要的。我们到了大学再来学这些具体的东西的话就相当于是补课了。
前面开了这个头，那我就来讲讲正题。我们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写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张照片我们都知道，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故事。我们也知道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故事。其实徐志摩的第一个太太叫做张幼仪，在大概20年前，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小脚与西服》。徐志摩我们都知道，他的诗我们大家可能也都会背几句。《小脚与西服》这本书讲的是，张幼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徐志摩抛弃她以后，他又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家族的生意，然后徐志摩家没钱了，她还反过来去给他们家钱。她在讲社会只知道徐志摩，不知道张幼仪，好像觉得张幼仪是个不好的人才被徐志摩抛弃的。她是要给她的姑奶奶翻案。所以也很巧，张邦梅的父亲张国鼐先生是耶鲁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他也是做激光光谱学和激光光学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正好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丽江开激光物理会，张国鼐先生带着他的外孙来开会，这张照片是我太太和我抱着他外孙照的。这跟我们讲写作有什么关系？张国鼐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父亲跟他说，你一定要在我的棺材里边放一本徐志摩的诗集。虽然说徐志摩对不起他的姐姐，照道理说他应该对徐志摩很恼火才对，但是他还是说一定要把徐志摩的诗集放在他的棺材里边，他要带着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写作是多么重要。我们其实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他的那些故事大家可以随便地去演绎，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好的，那么我们过了很多年也会知道。所以写作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用我们刚才讲的“You Are What You Write”，徐志摩写的东西就是徐志摩的东西，不是别人的东西，因此任老师说我的这个题目是“文如其人”，或者是“人如其文”，或者人就是他的文章。其实对很多人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只是看看他的文章，就觉得他是那么一个人。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经历过的绝大多数东西都不会留下来，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或者是有多大的影响。实际上到最后你写下来的东西，流传下来的东西，才是大家对你的认识。有人讲立功立德立言，立言比立功立德还重要。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写下来的东西有多么重要，像张载讲的你写的东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我想讲的，我想讲的是，其实你写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东西，如果它偶然地对后世的人起到很大的影响，但你在写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真正知道的，也许你是那么想的。有很多人想要写影响别人的东西，但到了最后都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你写的那些东西，那些独特的东西，那些唯一的东西，那些能够引发人们的想象和他们能够用来去解决他们生活或者生命里边的问题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写作实际上不管你写什么，其实你写一个科学的论文，也是你自己面对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不管你希望它有多大的重要性，你在写的时候，要对着你写的文字，一遍一遍地修改，你的每一个字能够把你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不是被人家从字面上引申为别的东西，这是你要自己去琢磨的。所以我倒是更愿意让大家去想一想，你在写作里边的自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少想一点天下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写重要的东西，反而违背了非常多的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很高尚，我们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和使命。其实你的使命就是要写好你现在写的这个东西，要把你想要讲的事情写清楚，另外不要让人家有任何的误解或者可能导致的误解，这个才是你自己写作要追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所以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实际上，纵然写文章是千古的事情，其实绝大多数你写的东西是不会流传下去的。但是这其中你需要去面对的那些东西才是你自己要去知道的。所以“You Are What You Write”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写的好不好，跟你自己的认识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别人或者为了世界去写作，和你为了寻找你自己的自我去写作，是差别非常大的。所以即使我们在写科学论文的时候，也是要找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的写作，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要发表著作，要去评职称，要去申请经费，或者我们有时候要做商业的写作，比如你要去做广告等等。但是不管在任何一行，其实它写作的东西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给大家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我找到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科学家，我没有写他们的名字。第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系的讲座教授，密立根讲座教授，他是非常有成就的，是我的同学。他的文章有很多，这是好几年前统计的，引用的次数也很多，平均的引用次数很高，他的所谓的h-index，就是你的文章的最少的引用次数跟你的篇数相等的那个数目，有93篇文章引用了93次以上，现在估计已经超过一百次了。第二个是现在美国一个大学的院长，他的h-index是44，比第一个少一半，引用次数是8000多。那么第三个是跟我差不多的一个教授，他的h-index是34，引用次数是3600，平均引用次数是28，我的引用次数大概也是将近4000，平均引用次数40左右，h-index也是三十几。最后一个也是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还是一个化学系的系主任，这些人都是做化学的。因为如果我拿做化学的去跟做数学比就不公平。他的平均每篇引用的次数是十几次，h-index是17，总引用次数是80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到底哪一个人的水平高，哪一个人的水平低？其实他们的水平都还可以，但这一个的水平可能是这几个里面最高的。因为他的文章引用少的原因是读的人少，而他文章的质量并不比其他所有人的文章差。我们中国都是鼓励大家去写一大堆东西，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我们中国现在发表的论文的数目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在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好的指导，所以我也想把这句话给大家，不管你们将来要做什么学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刘国平院士在台湾，而我才开始做研究，还不太清楚怎么做，他有一次鼓励我，给我写了一句话，说“做科学研究的原则是要让国际上的同行在提到某个领域的工作的时候，自然会提到你作为研究者的名字，或者是在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自然会提到你在研究领域的工作”，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做学术和写作的目的。
所以，你不希望写了一大堆东西，最后连你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写了些什么。当然你可以这么做，我们知道乾隆皇帝写了几万首诗，上一次故宫博物院刚刚卸任的院长讲，以前大家知道他写了四五万首，后来在清理故宫的时候，又在箱子里面找出来四五万首，一共有八九万首。你也可以这样写，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一句都不知道他写了什么。“You Are What You Write”，乾隆就是他写的那些东西。因此，不管你写多少，你真正要写的东西是要有用、有影响的，你自己能够去面对的，那个才是真正好的东西。
我小时候读《登徒子好色赋》，一直没读懂。登徒子去跟楚王说，宋玉这个人长得很帅，又很会说话，又好色。宋玉就说我才不好色，我们隔壁那么漂亮的人天天要追求我，我都不理她，我怎么好色？而登徒子的老婆那么丑，他还跟她生了五个孩子，他才是好色，他什么都要。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这段文字那么重要？后来我读了很久，觉得自己读明白了。网上有的文章说史上第一好男人被人误会了2000多年，说登徒子对自己的妻子那么好，大家应该向他学习，不要被外界的诱惑所引诱。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像是写文章，如果你是一个登徒子的话，你可能就什么都写，不管写得好不好；而宋玉可能写的少，但是每一篇都不错。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宋玉留下来的东西，不知道登徒子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如果登徒子很多的话，就会变得很没有质量，而且也很没有品位。并且登徒子是个不好的人，因为是他先跑去说宋玉不好，后来宋玉反击了，让他2000年都被别人说是好色。当然有人要替登徒子翻案，我觉得这个案还是不能翻。我们做学问，做任何事情，以及做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品位。我们现在讲学术要有taste，其实这个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重要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是讲品位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品味，我们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喜欢，这样才说明我们这个人有价值。反过来讲，也许太太不可以随便抛弃，但是那些不应该写的文章是应该抛弃的，不要把它们留下来。如果我们要建设一流大学，而我们的教授都是一些登徒子，什么东西都写，什么东西都要，最后结果是什么？21世纪科学过载，知识过载，2009年的时候人类有5000万篇文章，每年还写出来250万篇。所以你去写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你在课堂里边写东西，是因为要锻炼你自己的写作水平。但是当你自己要去写东西的时候，你写的不过是两百五十万分之一，只是再增加一个分母，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永远不会有人读，甚至你自己都不会读。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过载，信息过载。你到任何一个领域去看他们发表文章的数目，都是这样的一个指数的关系。我们现在印刷更容易了，我们有了计算机，写文章、改文章更容易了。50年前你要写论文的话，写了之后要打印，打印完了之后还得去油印，你的论文可能总共就印了五份，还要花很多钱，你还要请一个打字的人。像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根本不会用计算机输入的。他写文章时要叫我们输入好了打印出来给他，他改完之后我们再拿回来，输入完了再给他。等到一篇文章改完的时候纸要这么厚，这是你在文章里面花的功夫。现在的学生整天都是希望你赶快把文章给他投出去，像我的学生整天追着我，说你怎么还不把我的文章投出去，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要给你改一篇文章多痛苦，里面连“five finger rule”都不能遵守。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大家为什么在不停的写东西？虽然说我们学会很多技巧，我们把很多无聊的topic写得像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如果你的技巧很好，又不知道要写什么，又有压力要去写，最后你的问题就在于写了一大堆，增加了很多的information，但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能不写最好不要写，即使大家都在鼓励你写。
我们的写作是一件什么事情？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Organizing Enlightenment，它在讲“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出现了信息过载，这个怎么解释？古代的、原始的大学，七八百年前建立的大学，都是把已经有的知识教给你，就跟我们现在的中学一样，是把已经有的东西灌给你了。但是到了1800年左右，或者更早一点，因为印刷术的进步，大家可以印刷很多的书，很多的资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知识多到一个人掌握不了。我们讲一个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叫做Renaissance man，就是他百科知识什么都知道，所以在18世纪的时候大家要搞百科全书，编了百科全书，把百科全书读完了之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到了后来越来越不可能，所以出现了分科，以前都叫自然哲学，后来就出现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各种各样的这些分科。所以现代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跟信息过载有关系的，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分门别类地、专门地有人去研究不同方向的东西。但是这个分科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到最后不同科目的人之间又不能互相理解了，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做通识教育，要把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框架教给你。我们真正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多，怎么办？实际上google的出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帮助你在所有的信息里边去寻找那些跟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有关的东西。它的关键的技术就是“page rank”。“page rank”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化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知道Eugene Garfield,，他是我们现在SCI的创始人。在当初60年代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化学的文献太多了，大家不知道读哪一篇。他也是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来他就去研究语言学，然后去研究关键词的impact，如果某个关键词在不同的文章里引用的次数很多，我们就给他一个比较大的值，就用它来帮助我们搜索哪一篇文章最值得去读。google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来源于它的“page rank”的思想，这一本书就是讲这个概念怎样影响了google的发展。当然我们国家用SCI就用来评职称、数文章，我们并不关心文章到底有多重要，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用它来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信息过载的结果是什么？信息过载的结果是更多的论文，更多的书，更多的垃圾，因为你根本看不完。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所以大学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告诉你一个框架，要告诉你在分门别类的科目里边哪些东西是最值得的，哪些东西是不值得的。你的写作也应该以这个为目的，当你的写作是让人混淆了他对事情的判断的时候，你实际上等于是犯了一个罪。当然你也可以说，反正大家都已经搞不清楚了，再多一件搞不清楚的事情也无所谓，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态度。但是总的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帮助人们搞清楚事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学术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integrity，就是说你一定要tell the truth，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来tell the truth。因为我们的信息太多了，信息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正确的东西。在信息这么多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你个人的努力去找到正确的东西的。这在我们今天的写作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发表学术文章最多的国家，比整个欧洲加起来和整个美国发表的文章都多。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垃圾”也多，有价值的论文还是少。我们中国人在对世界文明做贡献，但是我们做研究的人其实要问自己，你写的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写作和研究，你的写作要在研究的基础上，你的研究要可靠，然后你才会有可靠的知识。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的人是在干什么事情？我们是在做信息的生产。所以很多时候别人说你们做化学的人到底是在做什么？研究。其实我们是在生产跟化学有关的一些信息，我们是在通过实验，通过我们的分析，通过我们的发现，然后把它写成论文，这些东西会成为新的化学的信息，或者我们把已经有的信息总结出来，让它变得更清楚。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最大的一些问题是跟今天社会里最重要的产业有关系的，也就是信息的生产、储存、流动、搜索和分析。如果问在未来谁能找到工作，或者谁的工作能够有价值，实际上你只要在做这五件事情，你都会很有价值。但这中间有差别。因为现在信息储存其实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无穷多本书就放在一个iPhone里，所以储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流动的话，比如现在我们讲云储存，它既解决了储存的问题，也解决了流动的问题。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办公，不需要把信息存在你的个人电脑里边，然后你直接到你的“云”里边去把你的信息找出来，这些现在在技术上也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信息搜索我们有google，我们也有百度，当然我们知道百度在这方面做的很差，经常给你不可靠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讲，它也是在帮助你搜索，如果你连百度都没有的话，你的搜索的能力会更差。所以说百度的价值是在这里，很多没有用过google的人说百度也不错，实际上他们讲的是实话。如果没有百度的话，我们又没有google，那么就更糟糕。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比百度和google更好的东西。我们在批评百度的时候，要知道它其实还是帮你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只是没有应该的那么多。信息分析，实际上你即使把信息搜索到了，最后哪一条信息是关键的，就像我们的论文一样，你搜索到一个人有200篇论文，到底哪几篇论文是值得读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行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实际上信息的生产、储存、流动、搜索、分析到最后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不会做信息生产和研究的人，对信息的搜索和分析是不会掌握得很好的。如果你不是真正能够在前沿做研究的人，别人来问你这个领域里边什么样的文章是值得读的，你是不会讲清楚的。在我们稍微明白一点的时候，就会说这件事情要问真正对细节了解的人，不能假装自己看过哪本书，就知道那个方面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以前是一本书，后来研究的人又写了几十本跟他有关的书，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读它。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想将来的大学怎么办，将来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它都是跟信息的产生有关系的，所以写作实际上是它的第一步，我之所以讲这些东西跟你们具体的写作没有关系，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自己去想一想你将来可以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前面一步就是说You Are What You Write。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研究者，我们也知道在前沿研究中每一个人写作的风格、他研究的问题和他想去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在我自己的领域里，我基本上不需要去看太多的他们的文章，如果你告诉我他大概做了什么，我就知道这个可能是他做的还是不是他做的。因为信息这么多，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东西，所以每个人掌握的都是部分的东西。既然你掌握的是部分的信息，最后你写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特色的。但是问题在于你的特色到底是独特的还是跟其他人重复的。我们知道水平低的人写的东西也是有他个人特色的，但是他们的特色没有什么差异，都是无法说清事情。但是那些真正做得好的人，即使是在信息如此之多的情况下，也仍然是在写自己的东西。所以一定不要因为看了太多的东西，就觉得别人既然可以这么写，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写？其实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学生在写东西，或者在分析一个东西，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你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说别人都这么写，我说别人这么写，你为什么要这么写？他说这样写了才容易发表，因为别人能看得懂。但实际上问题不是在这里，我们经常发现，重要的论文都是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所以如果我写了一篇很多人都看得懂的论文，那么我会像宋玉一样瞧不起自己，会觉得自己没有taste。当然，它其中的概念我们是可以给别人讲个大概的，但是你的那篇论文到底有没有你自己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太多的人都能读懂你的论文，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你的写作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相当范围的人能够关心、读懂你的东西，除非你是写广告，或者是写宣传资料，你想让所有人都来读，那么你就像拍大片一样。大学生喜欢的电影，票房都不会太高，因为大学生有大学生的taste，文章也是一样的。
2019年4月9日，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王鸿飞的学术写作讲座以“You Are What You Write”为题。
个人知识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很著名，但是首先我要讲波兰尼是一个化学家，他是匈牙利-英国的学者，在物理、化学、经济学、哲学领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化学动力学、X射线衍射和气体吸附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他的儿子约翰·波兰尼现在90多岁，在多伦多大学化学系，获得过1986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跟他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李远哲，另外一个是哈佛大学的达德利·赫施巴赫。所以波兰尼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而且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哲学家，我不知道他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是多少，因为我不是哲学的专家，但是他对化学的贡献是我们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都可以看到的化学反应的过渡态理论。两个分子反应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子，它中间有一个过渡的状态，过渡态决定了反应的速率，这些公式你不需要懂，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存在。实际上我们描述自然界的现象，所有的现象你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描述，即使是社会里面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你有一个初始的状态，然后你有一个终了的状态，中间你有一个过渡的状态，过渡状态的能量往往比你的初态或者是终态的能量要高。所以说很多事情他是不会自己发生的。我们知道氢气加上氧气会生成水，而且会放出很多的热量。但是如果你只是把氢气和氧气混合起来，它是永远不会反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山要翻过去，所以你必须要给它点一把火，它才会反应，不点火是不会反应的。这是化学里面最基本的知识。其实用这样的模型，你是可以描述非常多的社会的经济学的现象的，你用的方程也是类似的，你要描述从一个状态变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过程，所以这是他们1935年的两个论文非常重要的贡献。
亨利·艾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家，他是大家公认的应该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你如果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摩门教的人，你去问他知不知道亨利·艾林，他们都知道。因为他是摩门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他的儿子现在也是摩门教里面的第二号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去问所有的人，他的名字他们都知道。而且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们摩门教的人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叫《Young Henry Eyring》，少年亨利·艾林，它里面讲，艾林小时候要去上大学之前，他们周围村里的人都跟他说不要去上大学，大学教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的宗教矛盾的东西。他爸爸就跟他说，儿子，只要是追求真理的东西都是上帝喜欢的，你就去学吧。所以他后来就去当了一个化学家。这是摩门教用来鼓励他们的小孩学科学的一个电影。
波兰尼的书叫《Personal Knowledge》，我自己写的博客的名字也是叫做Personal Knowledge，民间科学家的个人知识。我之所以说自己是民间科学家，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不代表任何官方的东西，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知识”当然就是波兰尼讲的这个“个人知识”。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1962年的时候，波兰尼在《现代物理学评论》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Tacit Knowing: Its Bearing on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到一个物理的杂志上去写了一篇哲学的文章，而且《现代物理学评论》是他们物理学家最看重的杂志，如果任何一个人能够在这上面写一篇评论，那么他就功成名就了。我们中国科学家总共只在上面写过几篇。他在这篇文章里讲，“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know but cannot tell”，即使我们的知识这么多了，而且我们有那么多表达的方法，但还是有很多知识是我们知道却不能够说出来的。我看见了，我就知道，但是我没法给你描述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他讲“默会”，你可以通过师徒的讨论来领会他的意思。我们知道，世界上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在科学里面，在学问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知识，是从师傅传到徒弟，徒弟传到徒孙。为什么有一些学派里前面有得诺贝尔奖的，后面也有得诺贝尔奖的？他们有很多思维的方式和选择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taste，是只有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讨论和经常在一起的了解才能够知道的。怎样在写作里面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说他们没有写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写出来了，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没有办法到那个语境下面去把它读出来，或者说你传播他的信息的能力是受到一些局限的。为什么即使知识是公共的一个东西，最后写作还是变的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所有的研究，尤其是在前沿的这些研究，它中间都有很多这样的知识。而如果你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学生，真的要去琢磨明白这些事情，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写出来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可能就逐渐会被人认识到，我们刚才说重要的论文很多一开始都不被大多数人认识，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波兰尼说，为什么我们要有研究生的训练和培养？为什么要有师徒关系？因为只有师徒关系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在经常的讨论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把这些知识传播给下面一代人。
我们中国今天的这种学术训练的方式还是很有问题的，古代讲师父和徒弟，有入室弟子和不入室弟子，入室弟子可能就会得到很多personal knowledge，因为他有这种机会去接触。所以我们在做研究和写作的时候，这些都是里面最关键的东西，这些才是将来能够被称为重要的知识的东西。写作的目的是要能够尽量多地把这样的知识表达出来。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但是为了人类的交流，为了我们文化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我们又必须要想方设法把它给写出来。所以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讲个人知识，知识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个人的，这是我想讲的，也是大家要仔细去想的。当你在写你的一篇论文和你的一个报告的时候，你自己要问自己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哪些东西是你自己需要去寻找的，那些不太容易传递给别人的东西，你要想方设法把它传递出来，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在学术上的传承实际上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写作中怎么传承下去？有时候有的人有很多独到的知识，其实他连徒弟都没有。我们知道牛顿没有徒弟，爱因斯坦也没有徒弟，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是没有徒弟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耐心去跟那些徒弟讲，那些徒弟很多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我们知道耶稣要被钉死了，他的徒弟还在想着，有一天我们写了书之后，别人说我们是耶稣的徒弟，将来有名的是他们。所以别人问他你认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还说我不认识他。所以很多厉害的人是没有徒弟的。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知识，我列了一些内容，每一个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知道的小故事。
第一个，写作和发表是硬道理。尽管现在知识已经是overload，但是你不写，不发表，就没有任何以你的名字写下来的东西。只要我们的人类文明还在，文化还在，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不写下来就没人知道。像我问我父亲能不能把他以前的经历写下来，他说不重要，我说你就给我看，给你的孙子看，要是不写下来，将来你走了，谁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任何一个你经历的东西，你会想到它有没有价值，到底对谁有价值。如果我父亲想到他的经历对我和我的儿子有价值，那就应该把它写出来，但是他是学历史的，总是觉得一定要像张载那样伟大的东西才有价值。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他应该有一个更小的目标，他就是为了我们几个人把它写下来，也许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对他当时想过的事情和经历过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很多时候写作是这样一件事。特别是我们做的研究工作更是这样，我们现在从国家拿那么多经费，要做实验研究，做完了之后如果不把它写下来的话，那些钱就是浪费了。当然，如果我们乱写一气也是浪费了，而且可能浪费的更多。我写了之后，别人也不能重复，还把别人给骗了。我就见过以前一位中国的科学家跟国外科学家合作的一篇文章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然后全世界的人就疯狂地跟着去做这个研究，因为觉得这个研究可能很有用，又过了两年就被另外一个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发现这个实验根本就是做错了。其实他们的实验没有做错，但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用的氢气纯度不够高，他们用的氢气是99.9999%的氢气，但里边还是有0.0001%的水。那些水是使得他们看到那个现象的原因，所以后来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用了再高一百倍纯度的氢气，发现那个结论是错的。后来我看到一个英国科学家写的报告上说，我们前年从政府拿了几百万英镑的钱，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研究已经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现在在报告里还是写了一些我们做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做的东西是错的，或者是误导别人，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当时那些人为什么会做错的东西，实际上他们老是想着去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不为他们自己的学术负责。
所以第二个事情就是“发表即死亡”。其实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你的文章写出来就是你的学术生命的结束。因为如果你的文章是作假的，你的学术生命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发表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发表正确的、有用的东西，大家能够重复和能够从里面得到启发的东西，才是有用的，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前几天湖南大学有一个学生，把他老师评审别人的基金的东西拿来写在自己的论文里边，现在被发现了，他的老师被处分了，他的学位也被取消了。我们经常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发表即死亡”，第二句话是“发表即死亡”，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发表即死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论文写的很差，就再也不想看他的论文了。如果他要来申请教授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赞同，所以“发表即死亡”。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个人要去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别人都能发表，那么多文章都在那里，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所有的文章都电子化了以后，你在网上会搜索到很多不被大家认可的论文。以前没有电子的渠道，你学的知识都是从师父那来的，师父有经验，他会告诉你有些论文可以读，有些论文不可以读。但是有了电子的资源以后，你到网上去搜索，发现还有这么多文章也发表在重要的杂志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往下做一点好的工作呢？实际上最后你花了很多时间做的东西是错的。所以我们复旦大学物理系的特聘教授沈元壤先生，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以前伯克利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还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开山祖师。他有一次跟我讲，我们在《现代物理学评论》上面发表的文章，70%过了两年要么是错的，要么就是没用的。我开玩笑说你在上面发表了多少文章，他说我发表了70篇，然后我就说七七四十九，意思是你有49篇都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就是科学的过程，学术的过程。有些东西是你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有目的地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发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有目的地去发表误导别人的文章，有时候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有时候是因为有些东西写清楚了就发表不了了。
第三个事情是“白纸黑字会回来咬你”。即使有些东西你当时得到了好处，发表了之后没有立刻死亡，但是过了很多年，别人找到你的这个东西之后，就会追溯到你的问题上面去，特别是现在有了电子化，就更是这样。以前有很多人，十几年前在国外做了假回来，后来大家在网上一搜就发现他以前做过假，但是现在有些人已经混成院士了。这种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注意的，我们在做任何写作的时候，因为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只要写下来了，即使没发表，别人也能从网上搜索出来，至少我们的网监很可能是有能力做这件事的。所以如果你的东西有问题的话，它会回来咬你的。
第四个是“不偷看”，这是说不要去偷看别人的东西。既然你的工作是要带你自己的特色，实际上很多时候别人都能做的东西对你来讲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有的人就是忍不住，他觉得文章多一篇更好。我自己的原则是，我到你的实验室参观，你告诉我你做了一件事情，我也做了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特别重要，那我就永远不会去发表，我会让你去发表。原因很简单，他告诉我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如果我回头也发表了一篇内容差不多的文章，他一定会觉得是我偷他的东西，瓜田李下，我不愿意干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学术声誉，这种事情就不要去做，宁愿让别人把这个东西拿去。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特别重要，你就应该马上告诉他，这个东西我也做了。不过很多时候你也说不清，因为你跟他说你也做了，可能你还没做，你回去第二天做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gentleman的话就不要去偷看别人的东西，这句话是二战的时候罗斯福的战争部长斯廷森说的。当时美国海军在偷听日本人的密电，他说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东西。
第五点，抄袭是对你最大的恭维。有时候我们对别人抄袭自己的东西会很愤慨，但实际上你不需要那么愤慨，抄袭是他自己的一个道德问题，但对你来讲是一个产权问题，就像你的一个东西被他拿走了，如果拿走了，这个东西对你没什么用处，他拿走就拿走了，而且他拿走了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拿别人东西的人。其实你的东西总是在被别人抄袭，只是有时候抄袭了却无人发现。低层次的人经常在抄袭。你要明白，如果有一个人抄袭你的东西，实际上是恭维你，是因为他认为你比他厉害，他自己做不出来这个东西。我现在被引用最多的那篇文章投稿出去就被别人抄袭，一开始我很生气，后来我想，既然你承认你不如我，那就算了。其实最后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总是去看别人的东西，他的学术就不会做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这种事。
第六是没有技巧是最好的技巧。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最不喜欢技巧的。我觉得实实在在地把具体的东西讲清楚是最好的。你的文字太好了，别人都搞不明白你在讲什么事，这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我在讲写作的时候，一直在把它跟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我讲的内容跟我们的写作课可能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间接的关系还是有的。
第七个是“物理最容易，其他都很难”，这是我从纽约时报上抄来的一句话。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拍过一个电影，讲的是黑洞理论最有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这个电影讲述他的生平，拍得还不错，但是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说“物理最容易，其他都很难”。他的意思是电影里讲到霍金怎么做物理的时候，一笔带过，讲到他生活里边的那些琐事却很详细。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讲，对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讲，你的学问才是最重要的，才是你花了最多的功夫的东西，那个才是最难的东西。但是在别人的描述、文学作品里边，你看见的总是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因为大家关心那些，其实大家不关心你的物理是什么，他们只要知道你的物理很好就行了。所以我也不喜欢跟别人讲我研究的具体的东西，除了跟少数的专家。对写作来说，你写作出来的东西，不管大家多喜欢多关注，其实你写作的过程才是最难的。你要经过很多次修改，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原来在改稿子的时候，一篇文章要改厚厚一摞的稿子，然后才能把它投稿出去，之后还要审稿，审稿之后还要修改很多遍。
最后一个是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其实所有的写作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些东西。比如上学期我在评审那些论文和报告的时候，我最看重的就是你有没有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或者你自己去找到的一些有趣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至于写作的具体的文字怎么样，一个报告如果没有经过多次修改，很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在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在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你才有事情去讲。其他的那些写作的技巧、文字都是可以慢慢来修改的。
这是我讲的一些个人的知识。第一点我讲的是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即使它最后有很长远的影响，你也一定要把它当成你个人的东西，因为它定义了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你是写一篇小文章，当另外一个人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他也从文章里面看得出你的特点，你这个人是谨慎的，是用心的，还是有想法的。所以你自己怎么定义你自己，这是你要去花功夫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学术写作里面有很多个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你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讲座现场的同学
【现场问答】
问
：
王老师，您好。您刚刚讲到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的严谨性问题，科学家拿氢气来做实验，因为氢气的纯度不够高，最后导致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其实这种问题似乎不仅存在于化学学科中，其它的自然科学中也有类似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很多学者或者科学家在做研究时出现的这种情况，他们失败在哪？是失败在不精准，操作技术不行，还是学术态度不够严谨？ 或者另有其他的因素？而且问题在于，可能这个人的做法是错了，但是他却激发了很多人对这个实验的质疑。从一个全局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也推动了这门学科向更加规范、更加严谨的方向去发展吗？
王鸿飞
：您这个问题很好，让我想起来先要讲一下这个事情跟写作有什么关系，其实它跟写作的关系非常大。当你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去检查你的数据的逻辑的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许多错误的数据被报道出来，实际上是在写作的时候没有用心，因为他没有想过我前面的这句话和后面的那句话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中间可能出现的问题。像刚才我讲的纯度不够的例子，实际上当他在描述这个纯度的时候，应当去想想这个纯度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对这些概念就会去想。有时候很多人犯错误是因为习惯上不严谨，他的思维和写作的习惯不好，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能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说成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事情你仅仅通过思考很多时候是不能发现的，只有当你把它写成文字的时候，去看文字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现。这是我刚才讲的时候漏掉的一个点。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是在写的时候发现的，不是在做的时候发现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工作你不坐下来写，你以为你已经做完了，但是在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漏洞百出。所以写作跟研究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的写作能力不好，实际上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当然有时候因为写作能力不好，他的习惯和对事情的严谨的程度也有差别。您说有时候错误的东西会引发出正确的、更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时候错误的东西只会引发更多的人去浪费更多的精力和钱去做那件事。这个态度实际上大多是下意识的一种态度，我们都知道墨菲定律，你越是觉得不会出问题的事情，他越是容易出问题，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不去看清楚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不会问那个问题。所以从研究的角度上来讲，很多问题是你在写作的时候发现的，你不写就发现不了。
问
：
刚才您提到信息过载的问题，以前知识少的时候老师可以给你指定一些东西，你去看就好了，但是现在信息很多，我也可以获得这些资源，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知道那些最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王鸿飞
：这个问题有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虽然有很多知识在那里，但是那些一开始做原创性工作的人，其实是知道哪些东西不太对的。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做博士的时候，我会去看我们研究组里以前的学生记的笔记，然后你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没有发表的结果。那些结果不是不好，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在这种研究组去学习的时候，其实不是从发表的东西里面学到东西，你从没有发表的东西里面学到东西，你知道他们尝试过什么，哪些没有成功。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也许你可以把他们当年没有做成功的做成功。所以研究的这种传承，也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默会”的那些知识，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才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知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自己要学会变得更critical。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是期望得到一个说法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文章都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之后，你去看一个文章，就会先好好看它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而你很容易看出来它中间有什么缺陷。经过一定的积累和讨论以后，你会逐渐知道这个领域里边究竟哪些是值得读的东西。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到你的领域里边比较好的会议上去跟大家讨论，光听报告是不重要的。开会的时候，大家私下的讨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往往发现在美国这种会比较多，现在在中国这种会越来越少了。开几天会玩几天的那种会，实际上收获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有好的科学家在的时候，因为你在玩的过程中会不停的聊天和问问题，最后你会把很多你做的工作里边弄不清楚的事情，以及他们文章里边没有写的完全清楚的事情弄清楚。因为有时候，特别是一些很好的科学家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大问题，他很多细节都不写了，因为他认为这个很简单。所以你去读他的论文，很多时候你是读不懂的，但是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这句话你去看哪篇文章，或者看哪本书的什么地方就行了。所以你刚才讲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知识是有一个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做原创的那些人，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足够critical，你还是可以找到源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学生读的文章很多，有时你跟他说这篇文章不要读，他说为什么不要读，它发表在很重要的地方，又是很厉害的科学家发表的，为什么没有价值。但是他把时间花在那上面之后，最后发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他把很多其他的东西给屏蔽了，因为他认为既然这个是对的，那么另外跟他不一样的就不对。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训练的问题。我观察我们国内的很多博士训练，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发表尽量多的文章，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和老师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琢磨清楚一个问题。但这种训练方式，至少在美国的比较好的大学里是不采用的，因为我和我的博士导师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完全是用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方式来讨论的。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一点点苏格拉底对话，虽然我看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种训练可能在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地方是缺少的，但那是必须要经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