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做客深圳分享写作与阅读：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躺在灵魂里的

苏童

日前，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中国当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先锋派代表作家苏童做客诚品生活深圳，以“对话苏童，阅读经典”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难忘经历。苏童在文学创作与阅读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他表示：“读书是我最大的积累，没有第二种选择。”

钟情中短篇小说，就是一种“天然的追求和野心”

“每个作家都有野心，但很少有作家的野心是想写好一部中短篇小说。”苏童钟情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曾凭借《茨菰》斩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玛多娜生意》斩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等。他将这种偏好归结于一种“天然的追求和野心，没法解释，我就是一种生理性的喜欢。”

1985年，苏童在《收获》第五期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令他一举成名，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很多人向他求取灵感的来源之道，他说：“每个作家的天赋和才气都不一样，但灵感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它们似乎来无影去无踪，但其实，灵感‘来有影去有踪’。”他认为，灵感的溯源，可能来自于生活中的某一个平凡的瞬间，但又因平凡而琐碎的日常冲散，这不是淡忘，而是一种“搁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被记忆封闭的东西突然打开，这就是灵感。”

当被问到，创作对于天赋个性和生活经验哪个更为倚重时，苏童答道：“我会倾向于55%的天赋，加上45%的个人努力。”停顿一秒后他立刻笑着说：“如果是面对孩子们，（这个比例）我就倒过来说。”

当“写作的回应”变得容易，写作者更要找准自己的创作方向

进入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渠道和写作者的发表渠道都更加丰富，这进一步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也激发了更多年轻人的写作热情。对此，苏童不希望以自己的经验树立真理的标杆，指出一条所谓正确的道路。 “人要有旅程。路都是蹚出来的。在出现三岔口、五岔口的时候，走哪条路往往要凭借自己的直觉与知识，也可以各条路都试一试，寻找到最适合自己方向的创作旅程。人生也是这样。”

“写作用不着把自己的目标算清楚，因为算不到。卡夫卡对自己从来没有过信心，他认为没人看，也没人看得懂。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大家都能明白他笔下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讽刺的是什么。”如今，多样化的阅读和写作渠道，让“写作的回应”变得容易，苏童认为不管出于何种目标，这份倾诉都应该被好好保留。“我是老派的，我总归是要发表纸质书，再转化为电子版。”

阅读经典，精读几本也未尝不可

苏童曾与阿来、麦家等文学大家联袂出版《好好读书》，书中推荐了20本优秀作品，为年轻人上了一堂读书课。“经典作品是一生的、永恒的陪伴，不是用于消遣的。真正的经典作品是可以躺在灵魂里的。”

“我也不认为什么书都要读，读时间挑选出来最好的、最亮的钻石。”与其泛泛过目，不如精读几本。苏童举例：“如果觉得《战争与和平》太庞大，精读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就可以了；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不一定非要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读读《白痴》也是可以的；在讨论契诃夫的时候，每个时期的小说读过几部精品也未尝不可。另一方面，写作者也有自己的喜爱和偏好，有其局限的部分。”

对于经典文学和流行文学，苏童反对将二者进行非黑即白的主观对立，但经典文学的确有无可替代的魅力。“阅读马尔克斯，你会知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能够瑰丽到什么程度，读契诃夫，你会知道作家的文字能够像手术刀一样细腻精准到什么程度。”

文学创作与影视化改编是两个范畴

作为同时期最早接受自己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的作家之一，苏童把二者的性质分得十分清楚。并把作家和影视方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供货方和采购方”。在他的多部影视化改编作品中，就包括由《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妇女生活》改编的《茉莉花开》，以及由《红粉》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等等。长期以来，苏童称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进可退的坦然心理：“我会很关注我的作品改编后的状态，它们很大几率上是被搞砸了，也很有可能‘大红灯笼高高挂’，我都很愿意谈。”

传统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苏童称其为一种“邂逅”，而如今涌现的IP剧、IP电影则是一种工业化的“产品设计”，并称自己在这方面是门外汉，也不会受其过分影响。“每个作家的生存状态不同，现今有人是出于一份工作来从事，而我们那一代的写作始于茫然和狂热，‘红舞鞋’穿上就脱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