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彭刚谈通识教育：使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相
彭刚 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先后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曾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开设通识写作课程的举措引起了强烈反响，请您谈谈开设写作课的初衷以及为此做的相关准备。
彭刚：清华准备开设全体本科学生必修的写作与沟通课程，这个事情刚一宣布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反响总体上很正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高等教育界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此有高度的认同。我在清华任教多年，在不同场合听到很多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为什么最近几年在大学开设“写作与沟通”课程的要求变得更加紧迫？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弥补本科教育的不足。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有着庞大人口基数所支撑的最优秀的生源，也有着很好的教风学风和教学传统人才，本科培养的结果总体是令人满意的。但如果问在校师生和校友:“我们的人才培养里面有什么短板”，他们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在写作表达和沟通能力方面的欠缺。第二，这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讨论写作课程建设方案时我们提出：写作课应该是通识课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写作训练首先应该是思维的训练，这个提法得到广泛认同。我们写作课所要教授的，不是文学式写作、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学术论文（那是应该在研究生阶段或者高年级本科阶段做的事情），也不是一般性的教如何把文字写通顺流畅的课程，而是教授说理性的写作、分析性写作。例如如何产生一个想法、一个观点，如何寻找相关的素材，如何有效地、有条理地论证并把可能面临的各种质疑和反驳都考虑在内，如何把要表达的内容有说服力地、清晰地、甚至是优雅地呈现给不同的写作对象等等。此外，包括清华一些院系在内的国内兄弟院校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展过写作课的尝试，但总的效果不是很让人满意，需要进行升级和质量提升，所以我们希望下大力气建好这门写作课，力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建设高质量的写作课程，清华大学的主要举措就是成立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建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这门课将会成为清华所有本科学生共同的学习经历和学习体验。我们每年差不多有3400名本科生，而写作课要求进行小班训练，每个班不超过15人，教学成本投入是很高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所有本科学生唯一的共同学习经历也是写作课，但是他们的写作课很大程度上是靠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来支撑。这在我们这里不太具有可行性，因为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的质量不够均匀，不见得都能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也很难保持其稳定性。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要建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保证对清华大学的本科生进行全覆盖的写作教学。我们希望进入这支队伍的教师应该是足够优秀又足够热爱工作，工作本身能给他带来职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教师要有足够的资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够水准的写作者。我们将建立“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聘请25个教学系列的教师，主要任务是按照我们的设计来完成写作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同时开展教学研究。从已经进行的部分教师招聘情况来看，师资队伍的建设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乐观。今后，我们也会对这些教师进行培训，比如组织教师去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等等。
清华写作课的开设将以专职教师为主，也希望有更多的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来参与教学。2018年秋季学期的试点中就有计算机系的教授、首届清华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邓俊辉来开写作课。他是一名计算机专家，同时有很好的书法、古文的素养以及很好的写作经验。教授写作课的老师可以有不同学科背景，可能是生命科学、计算机、人类学的背景，更多的也可能是文学或历史学的背景。一方面，他们所讲授的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素材，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来说，不会构成知识上过高的门槛。另一方面，这样的课程又能让学生领略到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和魅力。我们希望看到，不同的学科老师既能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人生体验，又能按照相对统一的要求来开设写作课。
清华大学的写作课程具有什么特点？
彭刚：“一个成功的写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读者”。清华写作课程的落脚点在“写”，但是写好一篇文章之前，先要知道好的文章是什么。我们要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写作究竟应该包含什么样的要素，比如人类学家背景的写作、生物学家背景的写作，还有物理学家背景的写作等等，我们要让学生有能力体会、品鉴到它们的成功之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了解：针对不同的题材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写作方式，成功的写作为什么是成功的等等。我想可以把这样的能力归结为：鉴赏的能力。
“如果学生能够有机会得到教师的个性化指导，他们的成长和变化真的是历历可见。”我们之所以在写作课程中强调小班教学，就是要保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密切交流，保证学生在整个课程中进行的写作和表达的训练能够得到教师及时反馈和指导。这个训练一方面可以根据老师的个人特点进行安排，另一方面也有统一的流程，比如应该包括几次训练、每次训练的侧重点是什么。同时，也应该有教师对学生的个别指导和反馈。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育人的很多要素应该在更多的课程、更多的教学环节里体现出来。比如说价值引领，有着深厚学术造诣的教师的言传身教、学术风范，本身就是最好的价值引领。思维的训练、写作的训练其实也应该是这样。清华的学生足够优秀，80%的学生只要教师对他写的文章改过一遍、讲过一遍，他下次一定会写得不一样。通过配备专职教师、开展小班化教学、实施个性化指导，我相信这门写作课程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不强制使用统一教材，重要的是整个流程上训练要求的一致性。”我们的写作课不强制使用统一教材，即便有教材，那也可能是一本操作手册。一开始会要求设置几个单元，单元训练的主题可能主要是针对一个问题收集各种相关的素材；或者在某一个环节的训练中，更强调写作者必须要明白自己的阅读对象是谁。至于选什么素材，可以老师自己来灵活掌握。一个生命科学专业的老师完全可以围绕转基因问题，生命科学的相关问题来组织教学；同样是讨论气候变化，一个老师可以讨论的是专业知识，向别人解释这个世界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另一个老师完全可以将它变成伦理学议题，看下人们彼此之间如何负有责任。发现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对学生来说很重要。要会写，先要学会思考，学会有条理、有层次的思考，这也是我自己期望的最高标准：写作课程在锻炼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同时也是一门让学生“开眼”的通识课。
您认为清华的通识教育如何彰显清华特色？
彭刚：世界顶尖大学的通识教育，既有共性，也各有其特色。各个学校自身的学科构成、学术传统和教学资源也各有不同。清华在高水平通识课程的开设方面，也要更加注重切合自身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注重发挥自己的特色。写作课程要建设好了，也会成为清华通识课程的一个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识课程，都是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体，清华当然也会是如此。但当代世界，智能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给人类社会的当下和未来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我们所要培养的能够带领不同领域应对这些变化的领军人物，需要在受教育时期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而清华在这些学科方面的师资队伍和学科力量的优势，完全可以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通识教育的优势。今后我们要动员更多的院系和教师，开设出更多能够面向更广大学生的高质量通识课程，包括要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开出更多以跨学科的眼光来讨论现实世界重大问题的课程。理学院院长宫鹏教授下学期即将领衔开设的《全球变化》，就是一个可喜的尝试。
清华大学通识课程建设的具体思路和举措是什么？
彭刚：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也是一代接一代做了很多努力，有很好的基础，当然还要再往前推进。我是最纯粹的基础文科的背景，特别希望清华能够开出更多的以工程学科和基础理科为基础的通识课。但是客观上来说，全世界最好大学的通识课程中，绝大部分是以大文科作为背景的。虽然清华已经是综合型大学，但和北大、复旦相比，整个文科队伍还比较小、师资还不够，而且用甘阳教授的话来说，还缺乏文科大牌教授“以上通识课为荣”的那样一种文化。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清华大学第25次教育工作讨论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讨论通识教育如何往前推进，现在也有了一些想法和可行性的做法。第一，动员更多的教师参与通识教育，开出更多高水平的通识课程。比如动员理学院的院长开设“全球变化”的课程，生命学院院长开设“演化”的课程等等，我们将一门门地来建设高质量的通识课程；第二，建立激励机制，学校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并吸引校外、国外的资源，从制度机制上促使更多的、更优秀的教师开出高品质的通识课；第三，建立课程评估机制，保障通识课程的训练量、含金量、高品质。我们目前已经有通识课程300多门，我们要对这些课程再重新梳理，比如说现在的课程体系里能够满足我们预想的、有挑战度的、有训练量的通识课程要占多少比重，哪些课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进入，学校如何进行激励、如何监测等等。
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生毕业总学分偏高、单门课程的学分数又偏低，导致学生学习负担重、成效降低。您如何看待通识课程的难度和深度？
彭刚：我觉得通识课还是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硬梆梆”的，就是说通识课对人是有训练、有提升的，是对人的整个生活历程和心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胡适有一句话，符合我心目中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他说，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就是让你戴上一副眼镜，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让你看见从前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个学文史哲的学生，通过了解生命科学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世界观，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比如一个学环境、学能源的学生，通过学习一门伦理学课程，突然发现原来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很严肃、有着复杂伦理学意味的问题，开始思考“如果大气层藏污纳垢的能力也是一种资源的话，它如何应该在不同的人群和世代之间分配”等这类问题。这就是通识课的作用：它使你开眼，使你认识到不同学科是有智识尊严的，使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相。而这样的训练必须要有足够的思维和智力的含量才行。仅仅让学生听的高兴是不会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至少一部分通识课应该是有挑战性、有训练量的。以前有种说法，不要让通识课变成“甜点”，要以专业课的精神来建设通识课。这话当然也对，但是通识课永远不是专业课，比如说我去给学经管的学生上一门哲学课，学生要很费劲地读书，才能够进入其中，但这毕竟和专业学习有所不同。比如一门量子力学的课，老师最好有办法让学生不做题而能够了解量子力学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至于学生学业压力的问题，不同的学校虽然有不同的情况，但有很多是高度相似的。例如在复旦、北大、清华这样一批高校中，一方面总的学分数比较高，课程门数多，但总体而言，课程的挑战度和训练量不够。如果每门课的挑战度和训练量都足够的话，面对这么高的学分和这么多的课程门数，学生是吃不消的，所以这是不现实的。这两者必须相互配合，即：课程体系应该更加凝练，本科教学不是强调学得多、学得全，而是学得深、学得宽。我这里说的“宽”和“全”是两码事，指的是超出学科之外的视野，“宽”和“深”两者应该是相互配合的。如果对学生要求的学分很多，要求学得很全，课程必然注入更多的水分。
邱勇校长在6月份的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清华大学对本科培养方案进行了重构”，请您具体谈谈相关的举措。
彭刚：我们的确面临本科教学要重新定位的问题。社会、经济、技术行业的发展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现有的专业领域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前，学生在清华学五年，毕业就能承担起一个工程师该做的所有工作，所以本科培养比较强调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的完整性。现在很大一部分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和他原来所学的专业没有直接关联，而且本科教育也已经不再是绝大部分学生学习的终点，例如清华80%以上的学生本科毕业后还要继续进行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那么我们如何来确定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对于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终生学习的能力和志趣，而不是现成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这涉及到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应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如果课程体系求全求多，量大，学生就难以深入学习，不能保证相当一部分课程有足够的挑战度和训练；如果同一类课程对学生的要求不均匀，学生的选择最后可能导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从2014年开始，清华进行综合改革时就已经提出：整个本科教育的教学体系应该是一个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体系。从去年开始，我们着手重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核心是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重新梳理课程体系，控制总的课程学分数，设置一些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提高学生的选择空间，支持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志趣选择学习成长路径。
另外，很多高校都在开展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在现有中国大学体制下，院系和专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推行大类培养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清华是去年才开始。国内高校一般都是第一年为共同学习期，第二年进行分流，之后大类就“一拍两散”，而且一年级共同学习的课程基本上也是一个“联席会议”，不同的专业各出几门课程。我个人理解，大类培养一方面是让学生在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志趣和不同专业的特性之后做出更加理性自主的选择；另一方面，应该是能够让学生突破原来的专业视野的限制，即使在专业教育的层面也真正能够做到宽口径厚基础。所以，一方面应该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理关联和发展态势来梳理和建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即便共同学习阶段结束，进入各个专业之后，大类培养的理念和课程也要相互开放，一些教学环节的安排也应该贯穿整个本科全学程。
来源：复旦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