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是早期中国电影史家创作轨迹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硝烟弥漫的军阀混战中，专注于教育事业的梁启超自筹经费供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游历欧洲的建筑与艺术，并屡屡书信指导他们要“兼顾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而梁思成在建筑与艺术研究中的交集也的确“推动了近代中国艺术史的发展”。(1)可见，艺术史研究在近代中国已经被提到了重要关口。(2)然而述及电影史，境况却大不相同。虽然电影业已经在20年代上海的市民娱乐领域拔得头筹，但年轻的生命和尚未被认可的艺术性却让其难以登上“史”的高度，更难以入得艺术大师和正统教育家的视线。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深陷其中”的人，因为坚信它终会在各门类艺术中挤出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因为不安于让这门刚刚诞生的艺术形式悄然发生并随之被遗忘，所以拿出了“摸着此成为了中国电影历史的第一批书面“见证人也因石头过河”的姿态，记录了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来源于网络

一、电影历史的“见证人

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早期电影艺术从材料和重要性，上来讲，都不具备长期保存的可能，经典的形象、绵长的故事都将如幻影一般消失在银幕之外，市民阶层见证其成长，继而又将其抛诸脑后，在诸多的评论者中少有社会精英或学者。第一批以书面形式见证其成长的人，有电影从业者、作家，也有在报刊上一语惊人却从此消失的“迷影人”。

来源于网络

就笔者目前搜集的史料来看，专门研究电影发展史的文献120份有余，从1914年的《活动影戏滥觞中国与其发明之历史》《进步》和《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新剧杂志》)开始，对于电影发展历史的记录和研究逐步具备了影片史、传记史、地方史、通史等撰述类型的雏形。随着作者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还融入了溯源意识、分期意识、社会史研究视角，以及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文献中，数万字以上或有连续性的并不多，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作者只有程树仁、徐耻痕、谷剑尘、郑君里、徐公美五人，其余都是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其整体性和史料价值都参差不齐。

来源于网络

在这样一种非官方、非学术的氛围中，电影史研究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系统、全面，以及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电影史在当时既不能获取大额利润，也不能作为一项职业，因而在所有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中它都只能算是兴趣，或者副业。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作为电影历史的第一批见证者，他们却对自己的“副业”投注着极大的热情和理性的思考，使其在短短十几年中壮大起来。对于他们的贡献，今天的研究者应当心存感激。早期电影史学史的发展历史虽短，但变化惊人，其整体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3)外在形势与环境的急剧变化让电影史“见证人”的思路颠簸起伏。事实上，历史从未为早期电影史写作提供一个纯粹和稳定的学术空间，但正因如此，早期电影史写作才呈现出了不同于此后的独特面貌。

来源于网络

20世纪20年代，电影历史的发展处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之中，商业目的驱使和对于利益的角逐使其带有更加明显的、写作者个人“喜好”的表述。随后，伴随着30年代西方社会思潮与中西历史研究方法的交锋，电影史研究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思维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但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1937年之后，使电影的历史开始与时代、社会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关于电影史的研究自然也就跟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发生了转向，政治成为了历史撰述的场域。因此，早期电影史学不仅仅见证了电影历史的发展，也见证了电影艺术作为这一特定时期历史与文化注脚的价值与意义。二、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边缘”书写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史研究，电影史研究没有沉淀已久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可供参考，记录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也“五花八门”,似乎缺少艺术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基础。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不失为一个优势，比如民国时期的画史研究者治史时通常“需大量援引古代画论为其研究思想与资料依据，因而，其史学方法还不可能完全脱去传统画史的影响”。

来源于网络

从这个角度来讲，生于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社会思潮急剧变革时代的电影史研究，自诞生以来便没有特定的“束缚”与“限制”尽管微弱却饱含生命力。惊人的是，在客观存在的电影历史、初出茅庐的电影史家都还如此稚嫩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研究却已经涵盖了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与此同时，作者身份的丰富和迥异，甚至“非专业”,还为其赋予了诸多个性化的笔触，为整个中国电影史研究留下了绚丽多彩的开端。他们的价值正在于感性的神韵和多元写作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