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论创作思维（中）
这儿应该指出，刘勰固然颇为强调地说到了创作思维中主观与客观的密切关系，但他所说的“物”是有限定的，也就是只限于感性事物，首先是指自然景物，也包括人工制造的具有形貌声色之物，如宫殿等等。他所说的物并不等于今日所谓客观外物，不包括人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方面的事物。刘鳃论创作思维中心与物的关系，实偏重于自然风物与作家情志之间的关系。《文心雕龙》还专设《物色》一篇，论述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该篇中也论及作家主观方面与客观景物的关系，可与《神思》篇互相参照。《物色》一开头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硅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认为自然景物、季节变迁能够触发作者情感、引起创作冲动。刘勰觉得此种触发力、感召力非常强大，他用了美丽的语言去礼赞这种力量。篇末又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同样可说是对于物色之促进创作，表示感叹和歌颂。唐宋以后，人们动辄说诗人得江山之助，都是受到刘F热情的感染吧。《物色》赞语又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作家热爱大自然，带着情感观照自然山水，而山水也就引起了创作冲动(兴指兴致、兴会，其中包含创作欲望)，似乎大自然以此回报作家的关爱。这也是多么亲切的描述!(《诊赋》云“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其意与此亦有相通处。)景物引起作家的情感激动，推动作家的创作，这也可视为《神思》篇所说的“神与物游”的一种表现。
如此重视创作中自然风物的触发、感召作用，可说是文学发展进入自觉时期之后的一种新现象。传统文艺理论本已有感而后作的说法，《乐记》说音乐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的产物，“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但所强调者在于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对于情感的作用。《毛诗大序》以其说用之于诗，例如说“变风”、“变雅”之作，乃由于诗人“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因而“吟咏情性”，发为篇章。《汉书·艺文志》云“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何休《公羊传解沾》宣公十五年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都偏于社会生活方面。而到了魏晋时期，情形便大为不同。陆机《文赋》论创作冲动的发生，便说:“遵四时以叹逝，赡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不难看出《物色篇》开头“春秋代序”一段话，几乎可说是对陆机这四句话的发挥引申。汉末、魏晋诗人中表现出对于自然景物变化和四季推迁的敏感者，可谓比比皆是。至齐梁时期，强调自然景物的感召引起强烈创作冲动的观点，已是屡见不鲜。《物色》的论述，正是时代风气的反映。
应该说明的是，刘勰、陆机和其他论者虽然强调自然风景对于作者的触发、感召作用，但他们并不是说作者的感受仅仅限于自然景物。实际上，作者既是社会的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则其胸中种种郁结归根结抵还是来源于社会。强调自然风景的作用，只是将这种作用视为一种诱因，认为自然景物具有引发作者情感的强大力量而已。《物色》篇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意谓《诗经》作者感于自然物而发生联想。“联类”，即联想到、联系到同类事物，由自然“联”至同“类”即相关的人事(如由灼灼之桃花联想到女子及时出嫁，由呆呆之日出联想到所思之人不归)。《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忘，莫非自然。”其感由于“应物”，即受自然风景感召;而所吟之志，却是关乎人事。刘勰将物(自然物)之触动引起吟咏视为必然的、自然而就的事。
《物色》篇除了强调自然景物感召作者、引起创作冲动从而使作者进人创作过程之外，也还说到在创作过程之中心与物的关系: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观察外物的同时，作者内心世界里也展开了积极的情感活动。写作中既贴切人微地描绘外物，也必定会抒发内心的种种感触。这与《神思》篇“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的意思相同。这儿还没有鲜明地提出情景交融的问题，但却已肯定作品中应是既有物貌，又有情志。二者当然是有联系的，因为其情志正是在观物的同时产生和展开的。这样的作品，写得好的话，便能做到“味飘飘而轻举，情哗哗而更新”，耐人寻味。
刘勰论创作思维，再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探讨了如何保证此种思维的通畅活跃的问题。构思、写作时，有时“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泪泊滔滔，快意流畅，有时却“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如枯木涸流一般。这种现象，每一位作家应都深有体会，但亦觉难以解释和解决，陆机便是如此。
刘勰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归之于作家的“志气”和“辞令”两个方面。他说，在写作中，“志气统其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所谓志气，指作家临文之际的精神状态，也包括写作欲望在内。若精神健旺清朗，对于所欲表现的内容充满情感或自信，具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则易于做到思路通畅而明晰。气是生命力活跃的标志;而“志者，心之所之也”.是具有方向性、目的性的气，亦即在某种想法统帅下的健旺精神，称为“志气”。《养气》篇屡言“志盛”、“气衰”、“精气”、“神志”等，可证“志气”乃指临文之际的精神状态。至于“辞令”，当然是指作者运用文辞的能力。如果写作时志气饱满，具有“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的昂扬的精神状态，但却语言能力薄弱，期期艾艾，那也是无法做到神思畅通的。语言是作家的工具，不但是表达情志、描绘物貌的手段，而且也是思维的手段。刘鳃称之为“枢机”，与“志气”并列，表明了他对于作家语言能力的高度重视。刘勰提出解决文思通塞的办法，也就从这两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