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老师们

我记忆中的老师们

陈庆华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教过我的老师人数众多，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比如我们上教育学院时的许多老师，他们上完课就走人，只要考这门课时成绩合格，我们对老师是谁毫不关心。但在众多的老师之中，有这么几位让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陈静恒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是我读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她年轻时身材苗条，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让我一见就觉得很亲切。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去报名读一年级时只有五岁多一点，个头又矮。那时读小学规定年龄要满七周岁，报名的老师看我太小，就一再问我今年几岁，开始我还能按照在家里大人教的说“七岁”，但经不起老师的多次询问，最终说了实话。这样学校就不收我了，我便在报名处大哭起来。这时一位女老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要是能数一百个数我们就收你。我上学前已经跟着当老师的六姑学了不少汉字，不要说数一百个数，两位数的加减法也难不倒我。于是我一口气数到了一百多也没有停下来。报名的老师破例收下了我，但声明如果开学后跟不上就回家。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上课的第一天，走进我们教室的竟然就是报名时替我出主意的女老师，我喜出望外。由于一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早已经驾轻就熟，所以陈老师和其它老师对我都十分喜欢，我也很听话，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陈静恒老师只教了我一年，我读二年级时虽然换了别的老师，但在学校里我还是经常见到她，每次我叫她时她总是习惯的摸一下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学，将来上中学、上大学。没有想到的是我高中毕业也当了老师，而且还和陈老师在一个辅导站工作，经常在一起开会。再后来我的妻子又和她是一个学校的同事，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她退休后我们还经常见面。遗憾的是她几年前在西安的大儿子家去世了，我没有得到消息，没能给自己的启蒙老师送行。

说来也巧。我姓陈，遇到与我同姓的老师也多，像陈泽玉、陈皎、陈世炎、成亭丹、程汉良等，他们都对我的人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先说陈泽玉老师吧，她既教过我的小学，也教过我的初中，是个教学的多面手，语文数学好像什么都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那双深邃的眼睛，她只要看你一眼，似乎就能够透视你所有的秘密，在她面前你不敢说一句谎话，班里的同学们都既怕陈老师又十分敬重她。我们上初中时，陈泽玉老师又改带我们的数学课。在她的数学课上，再难的问题都被她用幽默诙谐的语言简化了。我那时几乎就没有感觉到做数学题有什么困难。陈泽玉老师现在还健在，住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小区不太远，在路上碰见她，我总会亲切地叫她一声，有时还和她交谈一会儿。她身体还很硬朗。前不久在西安工作的同学田建国还和我说等他回石泉要一起去看望陈泽玉老师呢。陈泽玉老师给大家的印象非常好，同学们现在提起她还都念念不忘。

陈皎老师刚来我们学校时还很年轻，他老家是湖北竹溪的，据说父亲是大资本家，所以他高中毕业后被发配到边远的山区来“改造”。 陈皎老师知识丰富，是个文武全才，别的不说，就凭他当年每年都取得石泉县武装泅渡汉江的冠军就够我们佩服的了。他游泳的技术很高，能够躺在水里看报纸。我们打陀螺用鞭子，他却能用脚踢。他会拉手风琴，唱男高音。一米八几的个头，五官端正，用现在的话说“帅极了”。我读小学时他教过我的体育课，到初中时他又教我们的化学课，还做过我的班主任。我工作后还与陈皎老师同过事，我一直很敬重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陈皎老师一家回了湖北老家，后来我在银龙小学工作时他的夫人（也是老师，还是我的远房姑姑）到银龙回娘家，我还特意请到家里招待她，顺便问了些陈皎老师的情况，知道他在竹溪县的教研室工作。后来很多年我们没有了联系，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回忆陈皎老师的文章发在《十堰吧》里，请知道老师情况的人给我提供联系方式，还真有十堰的老师给了我老师的电话号码。一个月后，陈老师的夫人打来了电话，我们终于联系上了。现在我们经常在微信里交流，知道老师夫妇都很健康，现在住在十堰，心里很高兴。等有机会了，我会设法去看望老师。

陈世炎老师也是我初中的老师。这人的多才多艺让人惊叹，他什么课都能带不说，还写一手好毛笔字，文革时学校附近哪个单位写大标语都请他。他会拉二胡和手风琴，会敲扬琴、吹笛子、打快板，他对舞蹈也十分在行，学校排练文艺节目时他既是导演又兼教练……总之那时候我对陈世炎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曾经暗暗的下过决心要赶超他，甚至狂妄地发过“活到三十三，赶上陈世炎“的誓言。但非常羞愧的是我至今年近花甲也跟不上陈世炎老师的一根脚趾。陈世炎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他。

我必须特别说说梁长海老师。他在我读小学时从安康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古堰小学，曾经是我的数学老师。好像是1968年下半年吧，我家穷得实在拿不出兄妹几个的学费了，父母只好无奈的让我辍学回家。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在家里不知道哭了多少场。1969年的春天开学后的一天，梁老师突然来了我们家，他对我父母说，你们的孩子学习这么好，不读书实在是太可惜了。母亲听了梁老师的话，把家里留作种子的一升黄豆拿去卖了，让我又回到了教室。可以说没有梁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后来梁老师当了学校校长，再调任县剧团当领导，再后来还当过我们县文教局的局长、信访局局长等。退休后梁老师回到老家安康市定居，去年我给学校写校志时想办法联系到了他，他热情地托人给我带来了所需的资料还有照片。

1971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升入高中，那时也不知教育局是怎么安排的，石泉城里的学生到后柳中学，古堰、银龙的学生都到池河中学。我在池河中学只读了半年书，1972年春天有20个转入石泉中学的名额，我知道后立即找到当时的校长刘培高老师。他文革期间住“三号学习班“时长期在我们生产队劳动改造，和我们家很熟。我说了我的要求后他立即就答应给我办转学手续。可是等到宣布转学生名单时，我的班主任魏继延老师却偏偏不念我的名字。我急了，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魏老师：“不是说好了的吗，怎么没有我？”魏老师说：“你非要走不可吗？不走行不行？”我一听有门，抓起书包就冲出了教室。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魏老师，他一直对我那么好，我临走时却那么急促，连句道谢的话也没有。我读高中时年仅14岁，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在学校里吃不饱，住宿也很差。是魏老师看我学习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很是偏爱我。秋收劳动时怜惜我个子单薄，特意让我留在家里写广播稿，还自己做小锅饭给我吃。平时在班里经常表扬我，从各方面都很照顾我，让我在离家的第一个冬天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魏老师退休后回了老家宝鸡，几年前他回了一趟石泉，我和一些同学还特意请他在金典火锅店聚了一次。分别时说好有机会去宝鸡看他，可这些年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兑现自己的诺言。

我1972年春天从池河中学转入石泉中学的高一二班，我们的班主任是年轻的张友学老师。他是四川人，从延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阳安铁路工地锻炼了几年，刚刚分配到学校任教。他是教物理课的。张老师人虽然年轻，但是心却很细，对我们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早上去宿舍叫我们起床，早自习、早操都陪着我们，那个同学有点伤风感冒了，他都亲自带着到住在学校的解放军医疗队去看病。平时一有空就找同学谈话，和大家的关心非常密切。我工作后有几年与张老师的夫人文桂秀老师共事，在文老师那里见过几次张老师。后来张老师夫妇调入安康铁路中学，张老师还在那里当了几年校长，我们之间偶尔有些联系，记得文老师还到石泉来过几次。再后来他们退休住到儿子那里去了，我们就没有了联系。

在石泉中学读书的两年里，使我受益最大的是鲁立人老师，他教我们语文。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语文课时的情景：他让一些同学到黑板上去写“旅、游、旋、疑“这几个字，那时大家的学习基础都比较差，上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全写对的。轮到我时，我却把这些字全写对了。从此鲁老师对我很是器重，特别是他看了我的第一篇作文后，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后来我的作文经常被他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使我不得不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更好。鲁老师的课也讲得好，循循善诱中把知识讲得既浅显又易懂。这里最要一提的是我在鲁老师那里读到了那时很难读到的许多中国和世界的名著。那时正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小说几乎都被叫做“毒草”。鲁老师有两大棕箱的藏书。他见我学习愿望很强烈，就悄悄的让我去他宿舍看书。两年下来我囫囵吞枣地看完了他几乎所有的藏书。这些书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现在鲁老师还住在石泉中学家属楼里，我们还经常见面。每次见了他总会问起我的工作、家庭情况，我们还像当年一样是一对亲如父子的师生。

众多的老师为我的付出如春雨般滋润了我的心田，对我的关照如春风温暖了我的心灵。他们像园丁，培育了花儿般的我们；他们像蜡烛，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他们像粉笔，把爱洒在讲台却无怨无悔。

老师们，感谢你们对我的谆谆教诲！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好老师。你们对我的教导，我将一生不忘！我在这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正是时刻以你们为榜样，学着你们的样子去对待学生。我虽然没有你们做得那么好，但我觉得自己能够像你们一样做老师是很幸福的。

老师们，活着的，我祝你们长命百岁；故去的，我给上香你们祷告：祝你们在天堂里一切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