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我与徐朔方先生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我从第六机械工业部6214厂先后两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唐宋诗词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专业。

6214厂地处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县下巢湖，是正在建设的军工企业（当时称三线），时代与环境均无书可读。其时我在厂办做秘书，适厂党委秘书王庭箴兄有一部《汤显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新一版，参见上图），遂借来攻读（后来庭箴兄将此书赠给了我）。

该集诗文部分即由徐朔方先生笺校，戏曲部分由钱南扬先生校点，这是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类学术原著，说徐朔方、钱南扬两位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也不为过，不要说后来我与两位先生都有着更多的交往。

我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工科（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4级），因为文科基本功欠缺，又是仓促应考，1978年那年初试成绩（政治44、外语47、作文81、专业72、基础64，平均61.6）不佳，被社科院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仍没被录取；1979年那年初试成绩（政治64.2、外语59、古汉语69.2、文艺理论54、文学史70，平均63.3）仍不佳，被人大第一方向转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参见下图），1979年10月7日接杭大函，虽过分数线因名额限制未能录取云。缘悭一面，否则就是徐朔方先生的及门弟子了。

后来我到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向从王进珊、郑云波先生读研，所作硕士论文是《赵氏孤儿剧目研究》。

此前研究《赵氏孤儿》杂剧的文章，不足十篇。真正算得上学术论文者，仅二三篇而已。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即为徐朔方先生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文末附注：1953年10月初稿，载其《戏曲杂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7月一版，参见下图）。

1982年陈多、蒋星煜、吴新雷、王进珊、郑云波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在答辩会上要我简述一下毕业论文的要点，计有：赵氏孤儿故事形成、发展与流传的梳理，《赵氏孤儿》杂剧主题的商榷，《赵氏孤儿》杂剧程婴形象塑造的分析，《赵氏孤儿》杂剧南戏改编的评议，《八义记》传奇性质的辨正，传统戏曲改编规律的归纳等。

我硕士论文的这几个要点，除最后两点以外，均不同程度得到徐先生论文的启发。

我在《〈八义记〉辨正》（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一文最后说“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以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三主角，并为英雄；戏文《赵氏孤儿报冤记》强调公孙杵臼；元明南戏《赵氏孤儿记》以及它的昆曲改编本《八义记》（《六十种曲》本、北图本等）突出程婴，徐元《八义记》则以韩厥为主，这大概是它们之间最有特征性的区别了。”

《赵氏孤儿剧目研究》这一最大的亮点，是徐朔方先生和业师王进珊先生启引教导的结果。这篇论文至今尚值得一提，原由盖在于此。

因为业师王进珊先生与徐州市文化局局长辛原过往甚密，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徐州市文化局工作。1985年1月，我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1985年4月12—18日，首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市召开（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十五人为徐朔方先生）。

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徐朔方先生当选为副会长。那次会议我和刘辉兄住一个标准间，我们曾同访徐先生。我告诉徐先生1979年报考研究生之事，先生说他不知此事，看来当时在杭州大学招生办就做了取舍。

徐朔方先生严谨细致，可谓无微不至。譬如，1986年10月21—25日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市召开，因为1985年6月8—12日在徐州市召开的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徐先生因故未能出席（参见下图），所以这次会议他坚持参加。

1986年10月18日他在写给我和刘辉兄的信中说：“昨日行政科电话通知，因有盛会25日前所有120车都已订光。当即再请他们设法，无论软硬坐卧皆可，须至今日下午分晓。届时三种可能：一、若有120硬座，仍可20日到徐州；二、20日自杭州到南京，如在南京顺利购票则21日可到徐州；三、连杭州到南京票也无有，那就无法成行了。目下看来，以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若第一种可能，不发电报；若第二、三种情况则必发电报，或在南京，或在杭州发。因恐电文不能详，先发此信，诸希鉴谅。”（参见下图）

徐先生不但参加会议并在大会发言（参见下图，第一排左起第十三人为徐先生），还偕同王利器、杜维沫、王丽娜、卢兴基、袁世硕、宁宗一、刘辉、王汝梅、周中明、胡文彬、周钧韬、张远芬先生等为同时举办的《金瓶梅》专题讲习班讲学。那期讲习班的学员，后来有不少成了知名学者，如赵治中、王恒展、魏崇新、赵建新、周双利、孟进厚先生等。

1986年10月23日晚，设宴徐州市中山堂咖啡厅，邀请部分师友小聚，王利器夫妇、徐朔方、刘辉、杜维沫、蔡敦勇、周传家、卜键、及巨涛等在座（参见下图，左起第四人为徐先生）。

这次会议是我与徐先生第二次晤面，徐先生与刘辉兄关系较熟，爱屋及乌，我们之间很快便亲切起来。席间，徐先生说他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是李梦生，梦生学长是著名出版家，后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收徐先生1987年10月9日函（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承赠大作，盛情甚感。因以前已阅，此次未通读。已发觉一二错别字，当是刊误需校，如P130丈（大）夫松、读竞（竟）复诵，P129曾向（问）余曰，P123地动（动地）来之类。只印一千余册，出版社可谓大方之至。顷接刘辉同志来信，明年讨论会改十、十一月间开，已致书浦安迪及一纽约人问如此安排对彼等可有困难。届时全仗大力，如能组织海外来客去连云港及山东一游尤佳，但他们中有一些人行色匆匆无暇及此耳。顺致

敬礼

徐朔方十月九日

信中所说拙著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一版，印数1650册。“未通读”即发现多处错别字，可见徐先生读书之精细。所说会议则指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原定七八月间召开，后因故改期于11月10—14日在扬州市召开。

收徐先生1987年11月19日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前上一信，想已收到。拙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已出版。已函请出版社订购，待收到后即寄您和纵山同志各一本请正。出版社办事拖沓，不知何时能到。但决不爽约。明年讨论会不在假期举行，国外来客将减少。已有人来信说正在上课期间不克与会。他们寒暑假长，春假也有半月以上。此事请您和刘兄斟酌。前次在徐州开会时，在街上看到苗圃广告，谓有猕猴桃树苗出售，但需在12月起才发行。家有小园，甚思种它几棵以作点缀，可否烦老兄设法购买三四株粗壮较大的，裹以稻草用木板包扎交铁路托运，或有便人来杭时带下，不一定带到我家，带到杭州任何地方，然后告诉我地址让我自己去取。请勿客气，示以价款，当即汇去。若不肯说，就寄以估计之数。我家地址是杭州西溪路杭大新村24幢51门楼下最西一套。若太困难那就作罢。平生爱游山水，爱种花木，辄以奉读，幸勿见怪。顺致

敬礼

徐朔方11、19

何时下种较好，请询问苗圃同志。

12月9日，我请徐州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苗艺明去杭州为徐先生送猕猴桃树苗，带回先生一册《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参见下图）。

扉页签署时间为“87年11月”，不知是误署还是早已签好。热爱山水花木，热爱生活，将自然与人体结合，让阅读与欣赏同行，徐先生的情趣意向可见一斑。

收徐先生1988年5月13日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您好。筹备会未能出席为歉。刘辉同志来杭一切当可了解。拙作《美欧游踪》即将出版，出版社怕订数不足，来信要作者设法。为此寄上征订单一纸，若得足下找贵地新华书店发行部门同志略事吹嘘，多多益善（出版后当另寄）。承送下猕猴桃，株株成活，长势甚好。其中一株即将开花，惜无雄蕊，未免落空。承情甚谢。顺致

敬礼

徐朔方5、13

信中所说筹备会是指1988年5月9—10日在徐州市召开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形成了“关于组成中国金瓶梅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意见”。

徐先生虽然没有出席该次会议，但筹备委员会由徐朔方、刘辉、吴敢、黃霖、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宁宗一、袁世硕、沈天佑、张俊、林辰、周中明、孙逊、彭飞、石昌渝、孙言诚、蔡敦勇、卜键、李荣德、邱思达、吴红、阎志强、及巨涛组成，徐先生领衔。

收徐先生1988年5月18日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感谢您的赠书和对拙作《美欧游踪》的有力支持。看大集序，杭州与足下似颇为有情，不知何日得来寒舍一叙。猕猴桃居然有一树作花四五朵惜只有未成年的少男，还未能结果。每日必往园中数次，每次都在心中想起徐州的盛情。我已函告出版社，万一订书单耽误，未能及时返回，可寄500册与足下，请费神在新华书店寄售。进价如同出版社的批发。千万别大肆宣传，也不要把钱预寄我。待明年6月在徐州开会时再算。即时如书未卖完，我将全部运回。我想这样不会使您为难，对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刘辉同志已于17日去沪，他谈及足下自澳大利亚返穗受了一场虚惊。现在回忆起来倒是一次难得的历险记，古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谨为足下贺之。国外学术会议都收一定的费用，太多近似敲竹杠，太少或全免则显得不懂规矩。以50美元为宜。请柬若发出，请示知日期.

专托顺颂

大安

朔方5.18.

信中所说赠书是指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该书序为刘辉兄所赐，徐先生所说杭州与我有情，是在我为该书所拟后记之中。

从猕猴桃与《美欧游踪》事中可以看出，徐先生处事认真，交往讲究，凡事用心，凡举有规。会议则指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学会尚未成立，先生已经耳提面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职尽责。

1988年春节前后，徐州市文化代表团应邀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展出汉代文物，返回时遭遇强气流飞机迫降广州白云机场，信中“历险记”云即指此。后来每乘飞机，都能想起此次事故和徐先生、刘辉兄的关爱。

内容与用意大体相似的还有1988年7月10日（参见上图）、1988年9月27日（参见上图）、1988年11月1日（参见下图）、1989年5月9日（参见下图）的信函。

中国《金瓶梅》学会1989年6月14日于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在江苏省徐州市成立，选举刘辉为会长，吴敢、黃霖、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为副会长。

在学会筹备过程中，关于会长，徐朔方先生是第一人选。但徐先生坚辞让贤，他在1989年2月12日写给刘辉兄的信中说：

希望您认真考虑我的建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不适合担任学会会长的职务，而足下则与此相反。当然到了一定年岁，也会有同我一样的情况，但目前还远得很。旧思想一定要打破，这是目前改革中的一个阻碍。我是心平气和地真诚地提议，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

（参见下图）

学会理事会尊重徐先生的意见，特聘请徐朔方、吴组缃、吴晓铃、王利器、冯其庸先生为顾问。

徐朔方先生不是顾而不问，而是为学会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譬如，在前信（1989年2月12日）中，徐先生接着写道：

冯至译歌德，杨绛译塞万提斯，先后受到德、西政府的勋章，感谢他们为弘扬本国文化作出贡献。我们的政府还无暇顾及此，《金瓶梅》的代表性也不及哥和塞之于德及西。因此我提议由学会出面给芮效卫、雷威安、李福清和小野忍四译者授予荣誉证书，文示如下：‘美国芮效卫教授翻译并出版金瓶梅英译本，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特此表彰。’日、法、俄仿此。左下角附以英语译文。篆文‘荣誉证书’前盖以学会大印，这个大印是有用的，赠书上也可盖。印文为：‘中国金瓶梅学会之印’。可为方形，约三公分见方。您看在徐州、北京，抑在杭州刻制，如在杭州刻制，请早为示知。请和吴敢同志商量。也许早就刻好了，不必重刻。

收徐先生1989年6月6日挂号，是提交会议的论文《论金瓶梅的性描写》的打印件（参见上图），在论文最后，先生附言云：

昨上一信想已收悉。晚上接上海来电，亦告以情况非常不宜外出。此君告以有上海—青岛车可购徐州票，但秩序甚乱，奈何。刘兄不知能准时到徐州否？又及。

6.6晨

不知为何，我没有接到徐先生6月5日的信。

徐先生还是来徐州参加了1989年6月14—19日召开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参见下图，第一排左起第九人为徐先生）。

那是中国《金瓶梅》学会主办的首次会议。1988年8月10日发出预备通知，1989年4月15日发出正式邀请函。其后，国内人士争相与会，国外人士踊跃回执，一时收发繁忙，令人振奋。

截止1989年6月4日，海外人员已有近10个国家（地区）30余人确认准时到会，如日本的清水茂、尾上兼英、大塚秀高、日下翠、荒木猛、须藤洋一、铃木阳一、池本义男，美国的芮效卫、浦安迪、马克梦、史梅蕊、陆大伟、柯丽德、黄琼璠，法国的雷威安、李治华，俄国的李福清，加拿大的米列娜，波兰的胡佩芳，台湾的魏子云、朱传誉，香港的梅节、苏赓哲等，且多已预订好机票、车次。

朱传誉、梅节、芮效卫、胡佩芳、波多野太郎、魏子云、柯丽德等还向会议筹委会提供了用作“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著作、资料展览”的书刊。

大塚秀高、史梅蕊、李福清、芮效卫、陆大伟、须藤洋一、柯丽德、铃木阳一、浦安迪、清水茂、韩南、雷威安等并提交了个人小传。

国内人员表示与会的更有150人之多，其中王利器、徐朔方、郭豫适、朱一玄、袁世硕、魏子云、卢兴基、王进珊、张学峰、穆广彬、及巨涛、陈诏、于凤树、傅憎享、张远芬、张兵、陈昌恒、张惠英、刘辉、胡文彬、黄霖、陈东有、薛汕、吴敢、田秉锷、周钧韬、郑庆山、吴红、胡邦炜、陈珏、叶桂桐、阎增山、马征、鲁歌、卜键、王丽娜、阎志强、吕红、蔡敦勇等向筹委会提供了用作“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著作、资料展览”的书刊。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外人士未能与会（仅池本义男一人意外到会）。国内人士则基本到会，会议实到人员177人，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101篇。

徐先生和与会人员6月15日晚观看了由江苏省梆子剧团演出的向自贡市川剧团学习剧目徐州梆子戏《潘金莲》（参见上图，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徐先生），6月16日晚观看了徐州市京剧团演出的新编京剧《金瓶二莲》，6月17日晚观看了丰县小凤凰梆子剧团演出的传统折子戏专场。

收徐先生1989年6月22日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徐州盛会，得贤劳主持，深以为喜，并致谢意。学会成立是大好事，但不是近忧，至少我有远虑：一哄而上，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成气候的文章太少。理事人选未能少而精，可能以后贻人口实。《金》的出版也有过甚之嫌。以上是老朽不合时宜意见，除老刘外，幸勿与外人道也。否则，大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嫌，将为人所共弃也。顷接江西出版社来信，说书已发寄。但不知是300或500.根据他们的规定，因是邮寄较铁路托运为贵，因此只能八折。但钱是我收的总不能使人为难，八折、七五折我不计较，请随意斟酌。赠书20本一定题签后挂号寄上。但26日为人强邀去沪，有几天耽搁，可能比出版社直寄的略迟，先此说明，谢谢。顺致

敬礼

徐朔方6.22.

巨涛、艺明等同志均此不另

从信中看出，徐先生对本次会议是满意的。会议的筹备与组织，在徐先生等师友和徐州市人民政府的敦促下，确实堪称一流。

虽然会议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但会议的筹办，通过全体承办单位、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确实显示出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层次，并且锤炼出一支精良的会务队伍。

之所以如此评价本次会议，可以从会议文件的精细得到说明。

中国《金瓶梅》学会章程（草案），中国《金瓶梅》学会组织机构与工作人员建议名单，《金瓶梅学刊》创刊征稿倡议，关于建立国际《金瓶梅》资料中心的倡议，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登记表，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日程表、会议注意事项、国内人员报到须知、签到簿、返程车票预订单、住宿一览表、乘车一览表，关于公布“《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著作、资料展览”展品征集结果的说明，会议人员通讯录，会议人员小传，论文目录，大会发言建议名单，分组讨论建议名单，宴会座次表，专场文艺演出节目单，专项书画展览目录，书画晚会专用信笺，工作机构与人员一览表，专用名片夹，会徽，专用资料袋等，已经是殷殷实实、林林总总。

这些还不包括大会工作人员内部使用的活动总表、车辆调度表、会务提纲、资料分发单、接送站表、参观游览线路、开幕式程序、闭幕式程序等，外人看了简直是眼花瞭乱。

徐先生的担忧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十几年后，金学已经跻身显学之列，但内囊也尽显现。徐先生和吴小如先生是当时唯一两位希望《金瓶梅》研究适度降温的大家，中国的金学也确实是一波三折，波浪式发展。

不久，即收到徐先生挂号所寄《美欧游踪》（参见下图）。

收徐先生1989年8月9日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您好。适自外地归，家人告以足下来电，并汇下书价420元，盛情甚感。但经销人或单位例有折扣，何可徒劳？按劳取酬也为社会主义原则。今若迳自寄回佣金，恐生误会。可否请告出力诸同志姓氏，以便寄奉别书，以申寸意。若人多，恐无同样的存书，那也只得算了。此事殊令人不安。金瓶梅会海外应邀而未至诸君纷纷有信来，前云会议提交论文将择要寄与，想已付邮。此是足下盛德所至，心感不已。匆复

顺颂撰安

弟徐朔方8.9.

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后，会务组即将会议材料寄奉海内外所有确认与会者与提交论文、提要、小传者。

1990年4月徐州市对机关人员（公务员）实行职称评定，我拟申报研究系列正高级职称，请王利器、徐朔方、冯其庸三位先生作专家鉴定。

4月23日收徐先生为写职称评定专家鉴定（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从事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有年，主要成就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及论文集《张竹坡与金瓶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欧美十来种《金瓶梅》译本均以张竹坡评本我依据，而张竹坡生平如在五里雾中，人莫知其底细。吴氏年谱一出而真相大白，法国Andre Levy（雷威安）、美国David Tod Roy（芮效卫）的猜测始为确凿有据的考证所代替，影响深远。此亦为解放后国内学术界的可喜成果之一。根据这两部著作以及其它论文，本人认为吴敢同志已达到研究员水平，乐于作鉴定如上。

徐朔方：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

收1998年12月22日徐先生信（参见下图），云：

吴敢同志：

徐州之会，阙然不赴，幸先生不予计较。今又承贺卡远颁，不胜雀跃。人云六千张贺卡，即需砍去大树一株。为此不敢仿行，幸祈鉴谅。顺颂

新年如意

徐朔方12月22日

此“徐州之会”，是指1998年10月19—21日在徐州召开的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研讨会，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选本。

该会由徐州教育学院、中国文化报社、文化艺术出版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承办，郑琅、卜键、吕薇芬、李伊白、吴书荫、孙崇涛、刘辉、么书仪、张国星、宁宗一、吴新雷、俞为民、陈美林、王星琦、苏位东、黄仕忠、顾聆森、车文明等与会。

因为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风波牵动我过多的精力，1991年以来与徐先生联系较少。尽管如此，徐先生仍与王利器、冯其庸、吴奔星先生领衔60位专家学者发出《一份呼唤公正与清白的声明》（载《世纪末的黑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予以声援。

“徐州之会”是1995年我由徐州市文化局左迁徐州教育学院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很希望能藉此见到徐先生，但徐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中国邮政发行贺年卡是那些年新年的一道景观，徐先生虽说不敢仿行，翌日（12月23日）他还是寄来一卡（1992年、1994年也有贺年卡寄来，参见下图），而且正是这张卡，使我中奖获得300元（在我多年收到的几百张贺卡中这是唯一一次中大奖）。

“徐州之会”决定，自1999年起，由徐州教育学院、中国文化报社在中国文化报上联合开办“古代戏曲论坛”半月专栏。

1999年1月2日—2001年2月13日，实际开办了30期，分别由吴敢、杨胜生、吴新雷、齐森华、么书仪、郑传寅、周育德、黄天骥、黄仕忠主持，约么书仪、马衍、王馗、王汉民、王永健、王学泰、王星琦、车文明、车泫定、毛小雨、仇江、邓黛、邓绍基、石育良、田松、（日）田仲一成、申智瑛、史春燕、 冯俊杰、刘辉、刘彦君、刘烈茂、刘致中、孙霞、孙崇涛、李平、李玫、李晓、李双芹、李占鹏、李延贺、李忠良、李金松、曲六乙、朱万曙、朱伟明、齐森华、江巨荣、许祥麟、茆耕茹、杨晓云、吴真、吴敢、吴书荫、吴新雷、邹元江、季国平、沈敏、陈多、陈大志、张静、孟晓莉、赵山林、赵天为、赵兴勤、赵汶修、赵美娟、罗斯宁、易栋、金宁芬、金英淑、周华娆、周育德、周锡山、郑传寅、胡忌、侯虹斌、倪彩霞、俞为民、郭精锐、戚世隽、顾聆森、钱茀、徐子方、翁敏华、陶建昕、黄蓓、黄仕忠、黄竹三、康保成、梁淑安、韩军、董上德、蒋星煜、程芸、曾莹、谢涌涛、鲍恒、解玉峰、谭帆、廖奔、蔡敦勇、黎国韬、魏崇新等94人为撰稿人，共发表论文92篇，后结集出版《古代戏曲论坛》，由吴敢、杨胜生编，澳门文星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

徐先生虽然没有出席该会，但欣然为古代戏曲论坛题签（参见上图）。

2001年10月29日上午在“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徐先生讲话只说了一句客气话，便开口大讲封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春秋战国即已结束，秦汉以降，乃宗法家长制度云。

忽又说自己系“捣乱分子”，并说到王国维戏曲研究的不足，《西厢记》研究的新发现等。心存感激而言它，明知庆典只谈学，纯真无暇的徐先生实乃大彻大悟之人也。

10月30日上午乘青莲号船游西湖（参见上图）。

10月31日上午，我偕刘辉兄去徐先生府上拜访（参见下图）。虽有博士徐永斌夫妇住在徐府照看，但先生的起居已经不够便捷随意。我请徐先生赐序给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先生慨然允诺。

最令我难忘的是2001年11月5日孙秋克兄发给我的徐先生一封传真，内容即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序：

我与吴敢先生在徐州结缘，与《金瓶梅》研究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我因故未能到会，只发去一纸贺信，但从此留下了吴敢、徐州和《金瓶梅》研究三者相关的印象。后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听说吴敢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学工程的同时又喜好文学，最终弃工从文。他的文学研究始于戏曲，成名则由于具有突破意义的《金瓶梅》研究。他不仅由工科入于文道，又由文道入于仕途，在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和徐州教育学院院长的职位上，为《金瓶梅》研究的开拓和研究者队伍的集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些情况皆为金学界同仁所熟知，毋庸赘言。

上月末，浙江大学举办“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吴敢先生回母校带来了这本《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拜读之后，感到作这样文章的作者，非此君莫属。至少有这样两条重要的理由：一是他是20世纪最后20年颇有建树的中年金学家，二是他参与筹办了20世纪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且一直被推选担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金瓶梅》这部曾经声名狼藉的著作，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得失作出全面详实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吴敢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金瓶梅》研究状况的熟悉，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力度。

一百年的学术总结，必得广泛地占有材料。这部研究史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搜罗扒梳，用力甚勤。吴敢先生的勤奋，早已为人称道。这一点在此书著述中的体现，仅举一例即能显现。我曾经陆续写过一些研究《金瓶梅》的论著，但到底有多少，发表在什么地方，在我是一笔糊涂账。但吴敢为了写这部研究史，把我历年来的《金瓶梅》著述依次辑录出来，我自己读此目录，倒真有恍若隔世之感。他要辑录多少人的著述才能写出这部研究史？这样的“笨事”如今有多少人肯做？

一部研究史，应对所述对象作宏观的把握。吴敢把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比较客观且清晰地勾勒了这个世纪金学发展的轨迹。吴敢总结的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具有国际性，他把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皆纳入其视野，称之为《金瓶梅》的“四大研究圈”。如此，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

宏观的把握来自微观的研究，吴敢先生对每一阶段诸种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的综述，多建立在一一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

学术史主要是“述”，但综述诸家，绝非不下断语。断语要下得确切，撰述者须有精审的辨别力。我认为吴先生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一般说来是经得起推敲的。另外，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对《金瓶梅》研究各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提示，也必能使研究者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

当然，“史”是客观的。然而，见仁见智，总还有其不可否认的主观性。吴敢先生对于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究竟如何，更多的，还是留待同仁来批评。

至于《金瓶梅》研究，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主张适当降温以冷静探索。在新世纪第一年写出《再论金瓶梅》一文后，我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即告结束，也算是对吴敢先生和《金瓶梅》研究同仁的一个交代。

该书后来由文汇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收孙秋克兄2001年11月16日信（参见下图，信封为徐先生所写），云：

吴先生：

您好！大札奉读。“指正”云云，是您谦虚，我自不敢作真。倒是拜读而受教益，该谢谢您！大札改动之处，是徐先生一字字读来让我代笔。他要我转告您：一是文章写得很好，但赞美他的地方一定要删去；二是不知改动处可合尊意？若不合尽可不理。徐先生一切均好，勿念！即颂

如愿以偿

秋克2001.11.16

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徐先生改动竟有20处之多。简直是批改小学生作文，汗颜的同时，也深为先生的一丝不苟所折服。

2002年5月9—11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省邮政局、临沂市政府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徐朔方、袁世硕、程毅中、宁宗一、沈天佑、刘辉、吴敢、王汝梅、杜维沫、王丽娜、杨扬、王平、孙秋克、王汝涛作为专家出席会议，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山东省邮政局局长徐建洲、临沂市市长李群等近50人与会。

会议就《金瓶梅》邮票选题可行性进行论证，初步确定了1套14枚邮票的表现内容，其具体篇目为：

兰陵笑笑生画像，《金瓶梅》书名的由来，《金瓶梅》中的戏曲演出，《金瓶梅》中的宴饮场面（以上第一组）；杨姑娘气骂张四舅，武都头误打李皂隶，吴月娘春昼荡秋千，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以上第二组）；逞豪华门前放烟火，常峙节得钞傲妻儿，西门庆痛苦李瓶儿，春梅姐游旧家池馆（以上第三组）；运河文化带，狮子楼一条街（以上小型张）。

与会专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2003年发行<金瓶梅>题材邮票的建议书》，会同有关文件上报国家邮政局。该邮票后来虽暂未获批准，但不失为一次《金瓶梅》美术活动的有益尝试。

2002年5月8日6：28徐先生与孙秋克兄乘1366次到徐，我去车站迎接，即宿市府二招。14：30，偕徐先生、秋克兄等驱车去临沂出席《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即宿东蒙山庄。

5月9日9：00，论证会开幕（参见上图）。15：00，举行论证会，我与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主持，徐朔方、宁宗一、王汝梅、袁世硕、杜维沫、程毅中、沈天佑、杨扬、王平、王汝涛发言。

5月12日21：00，徐朔方、刘辉、孙秋克自临沂到徐，仍宿二招。

5月13日9：00，陪徐先生与孙秋克兄参观徐州市兵马俑博物馆、徐州楚王陵、徐州市汉画像石艺术馆（参见下图）。

在汉画像石馆接待室，徐先生拿出一本《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参见下图），说：“客中无以为赠，这本我带在身边随时检读的小书，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午即宴请于御苑酒楼风水厅，徐州汉画像石馆馆长武利华，徐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许一伶，徐州教育学院副院长孙洪安、孙淑君等在座。

5月14日上午在徐州教育学院第一会议室，给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和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开了一堂关于道德文章的讲座。（参见下图，正面左起第三人为徐先生）

5月14日下午由吴敢、孙秋克陪同到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查看古代戏曲小说藏书。临沂《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是徐朔方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

徐州教育学院的讲座是徐朔方先生的最后一次学术演讲。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是徐朔方先生最后一次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徐朔方先生与金学和徐州有不解之缘。

徐朔方《说戏曲》书中有不少墨笔改动，看来徐先生真的是“随时检读”。譬如，其《我和小说戏曲（代序）》关于王实甫的生活年代，在历数隋树森、孙楷第、王季思说法后，新补入一句：“最近我查出他们三人都以王国维的《新编录鬼簿校注》为依据”（参见下图），而论定“王实甫是金代杂剧作家。”

在本书《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后记”中，徐先生说：“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这篇文章不得不一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研究古代戏曲，要跳出王国维的框框，同样需要跳出《录鬼簿》的框框。”

徐先生以学问为生，以读书为乐，80高龄，旅途劳顿，竟然随时检读旧作，不囿于前贤，不困于师长，并随手作出修订，其治学的严肃认真，永远值得吾等后生效法。

该书扉页上有徐先生的英文题赠（参见上图）：“最好的祝福送给Flint夫妇，徐朔方，2001年7月27日”，近日徐永明兄告知此“Flint”是一美国人，中文名字傅东坡，曾拜访过徐先生。书中另外还有27处修订和标注。

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召开之后，因为“非典”和其他社会原因，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地点迟迟未能落实。

经过孙秋克、曾庆雨、刘辉、吴敢的努力，该次会议计划于2003年10月在昆明召开。

徐朔方先生一如既往关心金学事业，2003年3月12日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金瓶梅会议秋间在云南举行，我打算乘飞机附会。但我无独立行动能力，为此请求院长给一印信完备的空格邀请书一纸，因谁去不能定，希望能如愿，若没有用了，则在云南奉还。吴院长可谓对我金瓶梅论文深有研究，为帮助我进一步提高，希望不吝赐教。”（参见下图）

2003年7月3日徐先生给我写信说：“因有非典干扰，人心浮动，云南之会甚望能如期举行。若果如此，最好现在就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参见上图）

这封信他写了两遍，同一信封发出。其第二封信说：“因非典干扰，人心浮动，鄙意云南之会如有举行，若果如此，望即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浦安迪有小文请正，已写就。”（参见上图）

当年朔方先生81岁高龄，身体欠安，字写得歪歪扭扭，文字也有重复，但头脑清醒，思维正常。

23天后（2003年7月26日），徐先生在杭州古敦路中兴公寓门外摔倒而长期昏迷不醒。此信成为我收到的徐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函，行文至此，不觉唏嘘不已。

2004年3月4日8：00，借到杭州与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大校友、徐州老乡马世晓兄参加一个书画活动之机，自华家池乘出租车，经钱塘江三桥至萧山浙江省武警总院住院部8楼植物人治疗中心看望徐朔方先生，先生昏睡无知，仅一保姆护理，旋其主治医师来，无望恢复云。

旋乘出租车经南山路、杨公堤、杭州花圃至杭州植物园，改步行经117医院、浙江医院至母校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小走。旋乘出租车至古墩路三墩紫荆港浙大紫荆校区小走。旋再乘出租车经灵溪隧道至杨公堤，步行沿曲院风荷、苏堤、岳坟、孤山公园、白堤至断桥。

一路行来，往事如烟，历历在心，信步走去，思絮纷纷，自弱冠求学到与徐朔方先生的交游，自土木工程到古代文学，自三十而立到耳顺之龄，好一番人生的省悟！

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一版，参见上图）是明代文学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徐朔方先生是最具学术个性、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学者，可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首席代表。

《明代文学史》这座大厦，徐先生树立好主旨，奠定起基础，浇灌成板块；而后孙先生据此构建出框架，修整齐配套，完成了装修。

2006年8月21—23日，“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四届年会暨2006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我提交给会议一篇论文《以小说戏曲为例看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的史学价值》（载《燕赵学林》2008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4月一版；又载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明代文学论集》），效徐朔方评王季思、王季思评陈中凡笔法（参见前文），对《明代文学史》具体评议曰：

该书以戏曲小说为例证，构建成“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理论。这一理论由事实出发，以多数立论，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鉴别，抓住规律，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与最突出的贡献。明代文学的代表是小说戏曲，“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明代小说戏曲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也就可以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是明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其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只是该书的主调之一。此外，该书不乏真知灼见,令人一路读来,如行山阴道中,移步换景,心旷神怡。即以戏曲为例，诸如“所有的南戏和文人传奇都是南方各声腔的通用剧本”、“南戏的起源”并不“局限于温州一隅”、“直至晚明，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仍在变化中延续”、海盐腔“成为公认的南戏主要声腔”、“《五伦全备记》出于无名的书会才人之手，不可能是邱濬的作品”、“海盐腔、弋阳腔从来没有在各地绝响，它们与昆曲在竞争中同存共荣的局面可能延续到数百年之久”等等，真是散金碎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但该书戏曲部分虽然用了五章多的篇幅（在所有文体中最多），但亦有重要问题值得商榷，譬如“南杂剧”。笔者甚至认为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似应至少有一章来专题讨论南杂剧。

根据明清杂剧传奇化与明清传奇杂剧化的实际存在，对于明代中后期批量性出现的新体杂剧（传奇）必须作出界定。

所谓新体杂剧指戏曲音乐为南曲或南北曲（含南北合套、联套、复套）或北曲，剧本体制打破四折常例，少至一折多达十几折，演员演唱更为宽松自如的杂剧。

戏曲音乐、剧本体制、行当演唱是声腔剧种的主要象征，明杂剧的主体，已经非复金元杂剧面貌，把他们独立出来，已是水落渠成，而另取一词称谓他们，也是众望所归。

所谓新体传奇，指剧本结构由数个（以四个为多见）大体均衡的独立板块组合而成,总出(折)数一般在二十以上；戏曲音乐以南曲为主,但南、北曲亦可随意使用的传奇。

此时的新体传奇，已经是体制率意、排场随便、行当自如、音乐混杂的姑妄称为传奇的传奇。明清传奇的一部分，尤其是晚清传奇的主体，已经不是宋元明南戏与明清传统传奇的面貌，把他们独立出来，也是瓜熟蒂落，而另选一词称谓他们，当是呼之欲出。

于是而有郑振铎“南杂剧”一词出现。但此所谓南杂剧，要赋予完整的含义，即明清(含民初)新体杂剧与新体传奇的总和。就是说，南杂剧是杂剧、南戏（传奇）之外的又一独立的戏曲样式；换句话说，明清雅部戏曲由杂剧、南戏（传奇）、南杂剧三大部类组成。这一杂剧、南戏（传奇）、南杂剧的三足鼎立，不但应是当时雅部戏曲创作的客观实际，而且当是后人对雅部戏曲研究的科学区分。

而南杂剧正是首先出现于明代，且在明代产生批量作品，已经引起当时戏曲家的关注，并在清代继续发展，至晚清竟成戏曲主体，又被现当代学人所重视的重要戏曲部类。该书对其缺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出席“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四届年会暨2006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期间，2006年8月21日下午，偕孙秋克、铃木阳一等近十位徐门弟子去萧山武警总院探望徐朔方先生，众人报名呼唤，先生似有所闻。

2007年2月24日上午收浙江大学徐朔方治丧委员会讣告，即口占一绝，以为唁电：

道德文章相连环，

世代累积半边天。

说山曲海游仙处，

弟子私淑亦可传。

此诗虽多处忤律，却是我的心声。其后我一直以忝列徐门为荣，并视徐先生的博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为同门。

2016年11月24—29日，在浙江大学出席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去世400周年暨徐朔方先生去世10周年纪念会”。

11月27日上午，偕孙秋克兄与拙荆李芳荣去杭州南山陵园翠艺苑11区24排32号徐朔方先生仙居扫墓。一座普通的墓葬，同周围幕友几无二致，里面却安息着一位国学大师。因为不是清明时节，先生墓座、墓碑上都有落叶、尘土，我们为之清扫干净，恭恭敬敬奉上花篮，并默立祈愿。

徐朔方先生仙游虽然已逾12个年头，但其音容笑貌仍生动地活在人们心中。朔方先生刚正淳朴，清肃严明，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为人师表，可圈可点，可亲可敬。不知何时能到钱塘，再去看望敬爱的朔方师长？

2019年6月26日于彭城预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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