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上海的90年代：曾经的记忆 “辰光像停牢了一样”

少时写作文，涉及上海最常用的形容词是“日新月异”当时并无特别感受，只是觉得身边不断建起新的高楼、广播里越江大桥、隧道通车的消息越来越频繁。或许“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对上海的变化只以为是生活的日常。

时隔20多年，近日在中华艺术宫“2020-上海-你好”迎春系列展之“曾经的印记——馆藏上海风貌摄影作品展”中看到陆元敏、陈刚毅等拍摄于1990年代的黑白照片，忽觉时光悠悠。一代上海人记忆中的生活形态和印记，就在他们的冷静而诚实的记录中娓娓道来。

中华艺术宫“曾经的印记——馆藏上海风貌摄影作品展”展览现场

陆元敏和陈刚毅同为1950年代出生的摄影艺术家， “曾经的印记——馆藏上海风貌摄影作品展”中的展出作品或以严谨的认真的教科书式拍摄，或以先锋、前卫的观念摄影形式，以纪实的视角记录了世纪之交中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在这些作品中，远处已可看到矗立的高楼，但弄堂里的“老克勒”还保留着自己最后体面，城市和时代的变化在他们的照片中沉淀和凝固，而他们自己是用摄影记录时代的人，更是对变化的时代有深刻体会的人。

陈刚毅《刚出锅的生煎馒头》

陆元敏，“辰光好像停牢了一样”

1950年，陆元敏出生在上海襄阳南路一间屋子中，直至1990年代他拍摄《苏州河》和《上海人》时，他依旧居住在这间屋子中，不同的只是自己和兄妹均已结婚，屋子做了简单的阻隔。“1990年，我40岁了，人越长越大，但生活的关系还是老样子，我们住在老房子里，我每天翻过苏州河上的桥去普陀区文化馆上班。”陆元敏说。渐渐地，他那台摄影比赛获得的奖品——“海鸥300”相机配上35mm镜头对准了苏州河。

如今再看近30前拍摄的苏州河，陆元敏依旧清楚记得照片外的故事：

陆元敏《苏州河》

“这张是比较典型的苏州河上的运输船，与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前这条河流用来运输。现在用来观光旅游，这种船其实当时已经不多了。”

陆元敏《苏州河》

“当时船停靠的时候是互相挨着的，人可以从这条船跨到另一条船上去，因为有些船上还可以买东西，所以走来走去的人很多，我拿着相机去拍，大家也不干涉，还是依旧做自己的事情。”

陆元敏《苏州河》

“我的照片很少从高处往下拍，因为觉得人家不愿让你自由进到楼里。有次发现苏州河有一栋楼可以进出，所以碰到上海难得下雪，就马上到楼里去拍了。”

陆元敏《苏州河》

“这张是叶家宅桥，祖父母带着小孩玩耍，小孩总爱往高处走，家长就在一旁牵着。这座桥后来改建了，建了罗马柱，就和当时很不一样了。”

陆元敏《苏州河》

“这张是90年代末中远两湾城要开始改造了，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就抓住了这个有节奏感的形态。在文化馆的工作。可能就是拍一些舞台上演出的照片，但是我自己会带一个黑白相机，拍一些舞台的背后。”

陆元敏《苏州河》

在几乎拍《苏州河》的同时，陆元敏还拍了《上海人》，陆元敏说至今都是一个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所以拍摄的多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上海人》的拍摄也多集中在自己熟悉的襄阳路周边：

大冷天的襄阳公园，梧桐树叶已经落尽。“只有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新乐路上的东正教堂，这两个人，兴趣老好额，佝头缩颈在择象棋。我拍好照片的时候，手冷得来。” 陆元敏回忆起那天的冷，那么的清晰，似乎这张照片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却已经都变了。其实，以为不会离去的人，不会倒下的建筑，不会改变的关系，其实早已面目全非。

陆元敏《上海人》

陆元敏所拍摄的1990年代拍摄的《上海人》中，有一些就已经离开了，比如一位原本住在宝庆路三号的人，他叫徐元章。他曾经居住的花园洋房有5000平方，但后来因为家族原因搬离，不久也就走了。

陆元敏《上海人》

另外一位原本遛弯时常能遇到的老人，现在也走了，他叫贺友直。就像陆元敏所说的那样：“邻家的小孩突然变得比我都成熟了，弄堂口的老人突然消失了身影……”

贺友直和陆元敏的缘分，来自于崇明农场。“当时专业画家下生活和我们一起创作连环画，贺友直正好是我的老师。” 陆元敏说，“贺老人真是太好了，后来我们熟了之后，我们家也住得比较近，就因为创作连环画互相走动了起来。那时候我就和他学了几招。像是布局，贺老说‘每个画面都会讲故事，每个道具都有象征意义’我记得有次他一个板凳上画了两个人，他说代表这两人同流合污。但可惜没有继续画画，去拍照片了。贺老后来看到我还说，‘侬这把火么烊起来。’”

陆元敏《上海人》

正如陆元敏所说，他的摄影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贺友直的影子，摄影构图中，他也善于以一些静物讲故事，一个背光站立的人影中，左边是钢丝床、右边是一架钢琴，是其中包含着什么故事？一位抽烟男青年面前，饭罩子里的饭菜为谁而留？《上海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按下快门的一刻，那些心事被相机捕捉。“历史”落到他们具体的“生活”中，又如同吐出的烟圈穿行而过。

陆元敏《上海人》

2000年左右，陆元敏搬离了住了50年的襄阳路，如今的陆元敏住在上海虹桥地区的一处公寓中，一只被他称作“黑脸包公”的博美“晶晶”成为他每天街拍的伴儿，在陆元敏给澎湃新闻记者展示的近期照片中，几乎家附近的拍摄都有“晶晶”的影子。

陆元敏和他的小狗“晶晶”

他也经常乘10号线到市中心，上海图书馆、新天地、南京路、豫园是最常下车的几个站点，不同于2000年之前拍了照片迫不及待地去暗房自己用简陋的设备洗照片，现在几乎都用数码相机拍摄，但幸运的是当时配在海鸥300上的35mm镜头，在安装了一个配件后可以和数码相机适配。陆元敏带着这套设备走街串巷，拍下了当下的上海。有地铁中的上班族、有夜幕下弄堂深处的依然亮着灯的烟纸店，还有顺昌路上解放前上海美专的内部。

陆元敏的海鸥相机，如今35mm的镜头安在了一台数码相机上

“我觉得近期的照片，可能因为现实距离还是太近了一些，不会有太多信息，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大家才会感兴趣。” 陆元敏说，“和过去一样，我现在拍照片还是选择了比较体面一些的画面。当然照片也就不怎么自己印了，很多都存在电脑里，技术上我是拍出来怎么样就怎么样，PS我用不来。”

那间陆元敏和兄弟姐妹住了50年的襄阳路的屋子，目前正面临翻新改造，楼里的老人们在欣喜之余还有一丝愁绪，他们都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岁月累积下了很多东西，留下什么舍弃什么，让他们发愁。而陆元敏已经离开那间屋子20年了，但至今做梦无论好坏，都还发生在那间屋子里。

近日，陆元敏用数码相机配

35mm的镜头拍摄上海夜幕下的小店

陈刚毅，“一进老城厢，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与陆元敏的照片中，始终保有“体面”不同，陈刚毅的摄影记录了另外一种上海市民生活。他们拎着马桶穿过街道，蹲在地上斗Zhan Jie（蟋蟀）、以及风光不在的“老克勒”。

这些照片同样拍摄于1990年代，拍摄地点多为上海老城厢（大致在过去的卢湾区和南市区），这一带被认为是上海历史的根，比外滩、西区租界更早，拥有七百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过去居住此地曾是当时的文化人和精英家族。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带成了需要旧改的老城厢。

但是，老城厢却保留着很多上海的传统，尤其在1990年代。摄影家陈刚毅自己就出生在类似的环境中，对董家渡、小南门等地的弄堂都特别熟悉。“一进入老城厢，好像所有的记忆都拉回来了。” 陈刚毅说。

陈刚毅《挂角处的老房子》

2011年，陈刚毅的作品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很多上海人走进展览，看到这些照片，回忆如潮。当时看这些照片，虽然只过去十多年，但已经是上个世纪，感叹光阴消逝太快。

如今照片中的景象和事物，大多已经留存在记忆中，也许很快记忆也将模糊。距离拍摄过去20多年，距展览过去近10年，再看这些照片。尤其感叹1990年代变化之快，去老虎灶泡开水、箍马桶、修伞，很多延续了一个世纪的生活，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都变了。

陈刚毅《修锅》

在这些照片中，陈刚毅记忆最深刻是一位殷先生：“这个地方是梅溪弄，因为有个老虎灶在，所以一直人来人往。现在这些人估计都搬走了。我那时偶尔经过这里，发现每天早上会有一大群养鸟的人带着鸟来喝茶聊天，这位殷先生便是常客。

陈刚毅《“老逸客”》

殷先生在那群人显得德高望重。后来我们熟了，他告诉我，他有一套香云纱的衣服。我们就相约第二天他穿来，我给他拍照。第二天殷先生穿来了那套咖啡色的香云纱，戴了一个硕大的手镯来了，此外他还把家里的水烟斗、雪茄都带来了。” 陈刚毅回忆说，“我感觉他的装束、口气、养鸟、和旁人的接触方式很像老城厢里的‘老克勒’，但又和梳大背头，穿背带裤的‘老克勒’不同。他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我觉得他能够代表在过去时代中，生活的比较悠逸的过来人。”

陈刚毅《何处是家园》

此外，照片中新天地太平桥动迁尾声，一位少女在废墟中望向未来的眼神让人难忘；在董家渡地区小普陀街，一个小胖墩、一个小女孩和一位老先生一起展示肌肉让人忍俊不禁。

陈刚毅《肌肉乎 肥肉乎》

“从拍摄者来说，我不想去解答任何问题，我把照片的许多故事和问号留给读照片的人。但是照片中的那些生活和我们的居住环境不能分割的，如果把这些东西切断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陈刚毅说。

在1990年代，照相机对普通市民而言是稀罕物，而且拍摄成本很高。很多人都背着相机去外地拍名胜古迹，陈刚毅还因为拍生活中的老城厢被人嘲笑。

陈刚毅《一门两户》

如今名胜古迹还在，陆元敏、陈刚毅等用相机记录的城市曾经的风景却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在温暖之中饱含着上海的性格、上海人的品格。当我们回到现实，这些远去的历史将成为上海城市巨大进步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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