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平：看见月亮 望见故乡｜我的故乡

故乡就是游子的梦。置身异地他乡，我会经常感到难以割舍的乡愁与牵挂。

说起故乡，就会泛起乡愁，那是对曾经生长与过往之地的眷恋与牵挂，是游子寻觅诗与远方的执着和笃定，是心底滋生淡淡的孤独与忧伤，这便是漂泊多年过后，我对乡愁隐约的理解。

前些年读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被书中不断使用的“呼愁”打动并产生共鸣。伊斯坦布尔，这座弥漫着博斯布鲁斯海峡特有气息的奥斯曼古都，本身就是一团凝固的“呼愁”。在土耳其语中“呼愁”是“忧伤”的意思，这个词混合着阿拉伯文化和古波斯帝国的气息，是锈迹斑斑的辉煌印记，是对过往的情怀，是灵魂深处遥远的失落，它重重地碰到了我心底的“乡愁”。

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废墟之城，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他说：“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我自己的忧伤。”于是，帕慕克借用“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到外面感受的情绪”，将一座城的破败与衰落，辉煌与瑰丽，传统与现代，如相册般一帧一帧地展现开来，恍如几年前我身临其境。

从前的轻浮与现实的繁杂层层垒叠在心里，形成我对故乡朦胧的回味，陈旧的味觉熏陶着我的记忆，仿佛在帕慕克式的呼愁里嗅到了我的乡愁，那座阳光充足而可以嗅到尘土气息的边城——呼和浩特，我的故乡。

01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汉语意为青色之城，简称呼市，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塞外城市。呼市不大，背靠着大青山，记忆中只有新城和旧城，在新城的北边有座部队的大院子，夹在新城和大青山前平坦的泥土地之间。几乎倚在山前坡地上有一座部队医院，我就出生在这里。据说医院是苏联人设计建造的，三层灰褐色楼房，平面呈“王”字形，楼房的门楣顶上贴塑着鲜红的八一五角星。因为打小体弱多病，我对这座医院格外的熟悉和“亲切”。记忆里长长的水泥廊道上永远亮着橘黄色的灯光，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的气味，来来往往的都是身着白大褂、头戴白帽、捂着白口罩的医生，极少见到他们穿绿军装的样子。所有的器械和物品几乎都是在四个轮子的床或托架上来回移动。医院是年轻的，因为不论是医务人员还是病患者，看上去似乎都不及父母的年龄大。

父亲是军人，常年在外，儿时的我对他没有多少印象。记忆里母亲的脸通常是和蔼而敞亮的，在那栋居住过几年的老式房子的窗户前，期待的目光和黄褐色的脸颊永不褪去。

至今，不断浮现在眼前的依旧是儿时母亲忙碌着为孩子们准备饭食的身影，她总是在灶台前或穿梭在不大的房间里拾掇着餐具。偶尔听到一两句蒙古话，里边间杂几个汉字，这是她语言中标志性的奇怪特征，便于我们辨识、掌握和理解意思。到现在我还庆幸，那些年濡染在她蒙汉间杂的奇异语境中，奇迹般地使我们至今还掌握了一些蒙古语的听力能力。

我们都习惯于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灶台上蒸腾着热气，老榆木的方形餐桌上摆好了碗筷，等待着荤香味的大烩菜出锅时抢先尝一口。每当逢年过节的前几天，母亲会略藏偏心地带着我和弟弟上街买东西，过马路时，她左手拉着我，右手拽着弟弟，后面偶尔会跟着妹妹。母亲就是用她那不宽的肩膀，实实在在地撑起了整个家。

那个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母亲经常变着法给我们弄出好吃的，那莜面窝窝推得又薄又整齐，油炸黄米糕外焦里嫩。那时不管她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自己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姐姐和哥哥时常劝她：“妈，你也吃吧。”母亲的回答永远都是：“你们先吃吧，我还不饿呢。”或者干脆是，“我不喜欢吃。”到我们长大后才明白，母亲哪是不饿或者不喜欢吃啊，她就是为了把食物省下来，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母亲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在我眼里却是有大智慧的。我们的人生大半载过去了，却依稀记得幼时母亲在灯下教我们识字、给我们念传奇故事的情景。后来，我们长大了，很多心事已经习惯于藏在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情也不愿轻易讲出来。但母亲总能巧妙地“察言观色”，并设法为我们释放烦恼。

有一次，母亲看我唉声叹气、没精打采的样子，追着问我究竟怎么了。看我什么也不愿说，她干脆就不问了，直接说：“儿子，你就出去好好看看太阳，深深地呼两口气。完了回到这里来，我告诉你该咋办。”等我出去看看太阳、呼两口气，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唉声叹气了。

02

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几乎就是一个穿绿军装的敦实而敏捷的影子，不苟言笑，反倒是他腰上别着的手枪，更生动地印记在我孩童时的脑子里。父亲偶尔回家吃饭或休息时，他腰上就露出一个棕红色的牛皮壳子，黑呼呼的手枪把露在外面，皮壳上插根黑色钢条，上面扎着红绸布条子，是用来擦枪管的。男孩子们就会偷摸着去碰碰那把手枪，触到皮肤上冰凉的感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那时绝不曾想到，后来我自己也有扛枪的机会。14岁这一年，因为在学校惹了事，被母亲关在家里，无奈的父亲把我送进了军营，当了4年光荣的边防战士。

部队磨砺了4年，我回到家乡，发现从前的同学和伙伴已经上了大学或奔了事业，而我还漂着，等待安排工作。于是，我立马开始了备考大学，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

我是真不了解这个专业，尽管全身心地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但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真正热爱并投入到这个叫考古的有趣工作当中。那时的我们基本上每年在野外至少待六七个月，有时在外泡个十个、八个月的都是常态。记得有一年春天不到3月份就奔了野外，直到来年元旦的前一天才回家。那时候20岁出头，意气风发，只想在外面闯荡着有所发现和收获，基本上没有家或家乡的概念。

我们家兄妹5个，我排老三。印象里父亲第一次流泪，是我这个老三工作间隙的一次回家，我有大半年没回家了，推开客厅的门，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褶的老头。当即我愣了一下，没有言语，父亲瞄着看我半天，然后缓缓地问道：“你是亚太，还是平平？”因为我哥叫吉亚太，我叫吉平，而他那时却分不清我们兄弟俩。当时我鼻子发酸，而父亲的两行热泪也涌出来了。这是曾经没有表情的军人父亲第一次在儿子面前示弱。

03

对故乡，对家的思念，是在离家的成长中渐渐涌现并且越来越浓厚起来的。

在东北那些年，有个连续发掘多年的大型考古工程，工程的生活基地里伫立着一座很大的辽代古塔。这座古塔为十三级密沿实心砖塔，宏伟壮阔，方圆几十里均可望见，我在这儿主持了多年工作。古塔本来已是个令人触景思迁的景物，若是朗夜里升上一轮明月，白月映塔影，更是让人遐想翩跹。记得那年我们连续工作了8个多月，白天繁忙工作，只觉身上的劳累，到了夜晚，那种浓稠的思乡之情便涌上心头。

那是一个夏末的夜晚，收工吃完晚饭，天还没有黑透，大伙便三两个相邀着出去散步。我喜欢独自一个人走，思考些问题，无论我们背离古塔向外走出多远，一回头总能看到铅灰色的天幕上映着灰白的塔身，又恰好看到半个月亮挂在塔顶，再继续往前行时，心境就会不一样，好似塔顶那半个月亮，被蚀了半个似得空落落的悬着，那是一种描述不清的滋味，可以嗅到一种来自辽远的日子里的孤独和牵挂。

我知道，我是想家了。在古塔院子里那些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闲下来时，远远地绕着古塔走几圈。尤其到了月圆之夜，月光把塔身照亮之时，塔影静静地投射到地面，这种遗世独立的孤独感被放大，反而给人一种平静的喜悦。这种喜悦如小溪般静静地流淌，仿佛耳朵里也能听见叮咚叮咚的声音，让你来不及细想生活的单调和枯燥，我想这种喜悦的根源就是乡愁吧。

如今，我的人生里程已走过大半，在呼和浩特满打满算也就生活了15年左右。由于当兵和读书，以及野外工作的原因，我一直是在外边漂泊着生活，对家的渴望和知觉倍感真切。我始终觉得，人只有离开过家，才能真正消化那种乡愁的感觉。

岁数渐长，我已不再适合长期在外奔波，这几年回到呼和浩特工作，就等于是回了家。现在工作稳定，生活像机器一样，我常想自己再年轻点该有多好啊，我还会出去漂泊，我还要去找对家的美好祈愿和追求。

这些年来，我还没有气馁过，有条件经常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再过两年多我就退休了，退休后我选择的生活还是去漂泊，去追求，去找寻。去找寻什么呢？我觉得不是去找个人爱好和兴趣，而是离开这个地方，去找寻对家的那份依恋，找寻那份所蕴含的遗世独立的孤独感吧。

是呀，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寄托，是最终的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家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升华。多少年前，看见那座屹立的高塔，看见高塔旁挂着的月亮，我就想着我的家就在这月亮上。我觉得那时，自己与诗里描述的那些心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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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天兵

统筹 | 黄琪晨

口述∣吉平

文∣《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