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彭新华：一座碑和一个人
去年十月的一天，是相逢或偶遇，我穿过黄河岸边的中原大地，走进开封，走近一座厚重的石碑，翻开了一本关于故都开封的历史教科书，也翻开了范仲淹的风雨人生。
湖边，那一株杨柳还在，像空中荡漾的瀑布，流泻一地的妩媚与娇柔，有如长发及腰的女子，顾盼生辉，在路上、在风中，等着一个人。来路或去处，浅唱低吟，欢喜与惆怅，都将是一首不错的宋词。在开封，时光总是心心念念，留滞在古城的辉煌岁月。我沿古城墙一路寻找，寻找范仲淹湖边种下的那一棵柳树。柳树下，系过从边塞归来的战马，也留下妻子送情郎上前线，依依惜别的倩影。
我被开封市博物馆《开封府题名记》碑深深吸引，碑文文密密麻麻，刊刻着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146年间183位开封府长官名录，以及他们的任职时间。是我国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时间较早、记载人名最多、时间最为详细、涉及官职最多的地方官员题名记碑。是开封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范仲淹的名字刻在其中，方方正正。青黑色的名字略显斑驳，千年风雨，流溢着历史的沧桑。他是北宋开封府第54任府尹，在位时间仅一年有余。
石碑被玻璃罩封着，看上去并不起眼。高214厘米，宽96厘米，厚24厘米。碑额和周边雕饰牡丹和蔓草，碑额篆刻“开封府题名记”六字，碑文为楷书，共21行。石碑上的小字，大部分可以清楚辨识，个别地方有风化剥落痕迹。
《开封府题名记》碑是破解北宋政治生态的密码。
183人，146年，像一场漫长的接力比赛。《开封府题名记》碑是一本厚重的书，183个人的名字只是目录，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北宋开封府，号称“天府”或“京府”。开封府影响之大，还因为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没当皇帝之前都曾在这里当过府尹。
京官难做，纵观历任开封府长官，真正做得好的只是少数。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先后主政开封，如范仲淹、寇准、蔡襄、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等。这些人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在北宋也都是政治明星。
文臣冒死建言，历代以来不乏其人，尤其在北宋，很多文官不畏生死，因为北宋从建国初就有一条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然很多时候皇帝对这些事他很讨厌，并且想杀他们，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杀成了，因为要遵循祖训。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师，任天章阁侍制、开封知府。他在任期内大力整顿京城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使开封府“肃然称治”。景佑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又上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指责夷简为汉之奸臣。夷简大怒，斥仲淹越职言事，且指仲淹荐引朋党，离间群臣，范仲淹被贬官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密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
明清时期，《开封府题名记》碑被人从开封府衙移到包公祠，相传历代参观者因敬仰包公，加之传统戏曲对包公断案的渲染，看到包公的题名时便不由自主地抚摸，日积月累，千百年来，居然将石碑磨出了一个凹坑。范仲淹的题名也较为模糊，他的忧国忧民、先人后己，永远受到百姓的敬仰。
题名记，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教化的方式。有口皆碑，民心烛照，足以激发后代官吏勤修德政。
我被碑后元代诗人王恽的题诗所吸引：“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诗人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把世上的贪官污吏比作院中柏树上盘旋飞舞的乌鸦，即使在千百年之后，其正气“霜威”，仍能予以震慑。
留名于《开封府题名记》183任官员，以及他们断狱行权的那座辉煌的府第，甚至当时那座堪称世界第一的大都市，都被埋在了绵绵黄土地下。
《开封府题名记》碑的命大。当年金灭北宋，没有毁它。明朝淹城，也没冲走它。开封历经多次水患，对开封都是灭顶之灾，碑幸存了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修人防工事，石碑被挖出，撂在大街上，无人问津。后来建防空洞时，看它结实，又把它垒到墙上，阴差阳错地保护了下来。它独立于时间之外，宛如神助般幸免于一切伤害，让一个个璀璨的名字成为这座过往的繁华都城的默默见证与守护者。
我漫步在夜色下的开封。市井的生活热气腾腾，扑面而来。西司桥下的夜市羊羔美酒，灌汤鲜包，御河两岸袅袅水雾、轻歌曼舞，悠闲垂钓，让人恍如隔世，是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的海市蜃楼吧？
这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城市，这也是一个风花雪月的城市。双龙巷中，诞生过赵匡胤、赵光义两个皇帝，两兄弟联手打下了大宋江山。一池清水波光粼粼，文人骚客不胜枚举。苏轼走过，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柳永驻足，吟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忧伤；李清照携手赵明诚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还有皇城里那个写瘦金体的皇帝，一边描摹丹青、品鉴官窑，得意处，他抬起头，想着了城外的李师师。
然而，风花雪月的背后是战争的杀戮，可以说，北宋的繁华与文明是文人打仗用命换来的。北宋的文人们不仅仅是运筹帷幄参与战争决策，而是走上前线实际统兵作战。皇帝让文人担任战区统帅，也就逼得文人不得不学会打仗。范仲淹一贯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希望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太平不自存”，古往今来，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他虽为一介书生，却钻研用兵之道。他的军事才能主要在仁宗康定年间第一次宋夏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五胡之一拓跋氏的后人、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王朝，开始策划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掀起了第一次宋夏战争的序幕。在战争开启之后，已经和平了三十多年的北宋王朝陷入了一片混乱，轻敌的指挥官加上根本不懂军事的地方官范雍，让北宋在战争初期连续吃败仗，损兵折将数万人，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仁宗皇帝在惊惧和大怒之下连续罢免了宰相张士逊和吕夷简，让晏殊担任枢密使，掌管军权。启用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副使，与韩琦一起临危受命，抵抗西夏大军。
范仲淹坚决反对之前的主动出击策略，坚持采用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修城寨，置营田，饬军队，募乡勇，选名将，抚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最终逼得元昊议和。西夏人最是忌惮范仲淹 ：“大范老子非小范老子可欺 ，大范老子心中有十万甲兵 ！”
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日落千嶂，长烟锁山，孤城紧闭，此情此景甚是令人怀念故乡的温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1043（庆历三年），由于群臣交荐，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副宰相）。范仲淹深知当时“官乱于上，民困于下，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严重危机，当政以后，力举改革政事。当时，他团结了韩琦、富弼、欧阳修、滕宗谅等一大批主张革新的新锐人物，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主张，想要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做到百姓安乐，国富兵强。但因触动了大官僚的利益，又因仁宗没有主见，遭到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以太后为首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在地图上比划，估量几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邓州到岳州，900多华里；岳州到开封，1400多华里。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注定是一个遥远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并没有阻隔二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一定来看你。同时代的苏轼作出过浪漫的回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史中抒写传奇，在现实里回味梦幻。提起范仲淹，我们都会想起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那耳熟能详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北宋做文官，幸福指数颇高。只要不造反，就不会有掉脑袋的风险，而且大多数惩罚就是贬官流放，虽然有点苦，但是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当官不好可以寄情山水，一样可以过得很有滋味，游山玩水、结交朋友、填词赋诗，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也是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家特别多的缘故。
然而，范仲淹显然是一个另类。公元1045年，范仲淹谪知邓州，为学风不兴而忧心忡忡，感到百花洲一带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学场所，于是在百忙中谋划，创办“花洲书院”。“未至岳州，亦描烟雨洞庭，一篇妙记传千古；甫临邓郡，便创芬芳书院，十亩幽湖泛百花。”
公余，范仲淹亲自来书院讲课，学子甚众，一时邓州文运大振。他在春风堂前植桂四株。中秋前后，桂馨满园，香沁心脾。“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在这里找到了最合适的注脚。
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滕子京致信于范仲淹。信中详述了岳阳楼重修情况，并附《洞庭秋晚图》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邓，求挚友抽暇为其作记。
范仲淹也始终惦记着老朋友滕子京。两人是同榜进士，做官后又同在御使台为谏官。滕子京因心直口快，上朝言责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得罪仁宗。仁宗怒斥他乱言宫闱之事不实，将其贬官出朝，放至凤翔府为知府。庆历改革之际，滕子京又被人弹劾私自动用小金库的资金。范仲淹宁愿辞官不做来为滕子京辩护，好不容易保住了滕子京，但滕子京还是再次被贬，到岳阳为知府。滕子京精明能干，善长经营之道，来到岳阳后，凭借岳阳地处水路交通要道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和实业，大搞招商引资，兴建公共设置，兴办学校，一下子推动了岳阳的经济发展，岳阳城内旧貌换新，他的执政措施深得人心，又募得资金重修了岳阳楼。楼成，极壮观。滕子京为自己的政绩感到欣慰，又为遭贬之事忿忿不平，心情十分复杂。
范公接信后，迟迟没有动笔，他看重朋友情谊，生怕滕子京忘乎所以再遭人嫉恨，闯出祸来，他想规劝滕子京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他在回忆往事，酝酿情绪，既不负朋友所托，又想寻找写景状物最佳的结合点。
九月十五日的夜晚，一轮明月朗照在花洲书院，柔柔的月光倾泻在书院，也倾泻在他的身上，沐浴一层神圣的光辉。他信步来到西岸水面一座亭台，月圆之时，俯视水中月影，水月净天，清风天籁。“明月诚为知音也”。范仲淹不禁想起好友滕子京的嘱托，他移步至春风堂，再次展开《洞庭秋晚图》，但见征帆初挂，暮景离情，千里晚霞， 一洲霜橘，湖锁烟岚，魂吊湘魄。他被洞庭湖磅礴气势所震撼，右手捻须，左手背后，心潮起伏，“庆历新政”失败，57岁的他遭贬邓州，心情可想而知，非常郁闷。一肚子不痛快的范仲淹如同醍醐灌顶，有什么比在文章中发泄更让人放松的事情呢？
他思潮翻滚，疾步走到书案前，展纸走笔，极乐、极悲、极忧、极愤，一气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他把自己对改革不成功的愤懑、受贬的屈辱、个人的理想、国家的担当，全部浓缩在这篇300多字的文章中，改革道路曲折，才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小人得志、忠臣遭贬，才会有“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他是有大格局与大胸怀的人，他劝慰朋友，也是鞭策自己：个人的进退，遑论庙堂与江湖，都要以国家与人民为重。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千古传咏。
范仲淹有没有去过岳阳，有没有登过岳阳楼，其实都不重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洞庭湖，都有一座岳阳楼，这湖与楼，或许永远在心里。在邓州，岳阳楼遇到了范仲淹，必然成为岳阳楼之幸，这湖这楼在华夏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腾空而起，无限铺开，高高矗立，逼人不敢仰视。
在布衣为名士，在文坛为大家，在学堂为益师，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名将，在庙堂为良相；时间可以消磨一切，但范仲淹这个名字却冲破了时空的阻隔，巍巍耸立，像一座丰碑启迪后人，像一面明镜端正自我，像一把标尺度量道德，像一颗恒星闪耀天际。
（原载《河南文学》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