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曾为范仲淹做碑文 却因这个细节被范仲淹儿子强烈拒绝

与文体的复古与变新相联系，欧阳修对于碑文的文辞也有自己的衡定标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处理好尚真与求工的关系。这在《跋尾》中亦有较多表现。欧阳修特别强调碑文的真实性。他称赞《唐于复神道碑》云“其文辞虽不甚雅，而书事能不没其实”。由于碑喝多为当时所立，史传记载多是后世追述，欧阳修常以碑证史，补史之阙或证史之说，这在《跋尾》中俯拾皆是。不过欧阳修并不盲从碑志，对于碑文中说误之处，他亦能分析辨明：“据碑言，刺奸、司命为光武时宫，盖碑文之谬矣。”

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敏锐地认识到碑喝多为碑主门生故吏所立，碑文中所记勋绩功德，多有不合事实处，不能一味信以为真，在《跋尾》中他多次指出“自古碑喝称述功德，常患过实”。对此，他选择去取的方法是“惟取其世次、宫、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欧阳修认为，碑志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准确，“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他对碑志内容真实性的提倡还贯穿于自己为他人撰写的墓志中。

宋仁宗皇站四年，范仲淹逝世，欧阳修受命作《范文正公神道碑》，碑中记述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之事，引起墓主家属的强烈排拒，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断然删去范、吕和解的一段文字，“即自刊去二十馀宇乃入石”飞欧阳修在此压力下却不为所动，毅然坚持纪实的创作原则，并阐述其纪实创作的深远意义：“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能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因纪实性强，“欧碑的很多内容为李焘著名的编年体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用。欧碑的主人公近四成《宋史》有传，《宋史》亦多采用欧碑的内容。”

另一方面，欧阳修还非常重视碑文的文辞，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力求精工。在《跋尾》中，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力避俗语，追求古雅流畅。《跋尾》中经常能看到欧阳修对碑文文辞粗浅的批评和以此为憾的感叹：“碑文辞非工，而事实无可采。”“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对碑文中出现的可爱文辞不禁心动不己：“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如果仅是为文工巧而失其事实，是欧阳修所要摒弃的。

他在跋《唐卫国公李靖碑》时说：“唐初承陈、隋文章衰敝之时，作者务以浮巧为工，故多失其事实，不若史传为详。”但对于但俗之语，怪异之事，事涉君相儒道者，亦颇有采录。如其跋《唐万回神迹记碑》云：“其事固己怪矣。玄宗英伟之主，彦伯当时名臣也，而君臣相与尊宠称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传道士骂老子云：‘佛以神怪祸福恐动世人，卑皆信向。而尔徒高谈清净，遂使我曹寂寞。’此虽鄙语，有足采也。”其二是崇尚笔力，追求老成雄健。欧阳修是著名的史家，善于以史笔作文，长期的集古活动和以金石证史的学术活动让他在某种程度上视碑史为同质，二者纪实传世的性质没有差别。

这种观念使欧阳修以史之标准律以碑志，尤其是具有纪传色彩的个人之碑，欧阳修认为它们有为逝者立传的功能，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传世意义，笔力的轻重高低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墓主其人其事能否流传后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碑文的写作要求就不只是简单的求真求信与文辞华美，而要在更高层次上具有笔力独扛波澜老成的雄健气势。我们举跋《唐田布碑》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右《田布碑》，庚承宣撰。布之事壮矣，承宣不能发于文也，盖其力不足尔。布之风烈，非得左丘明、司马迁笔不能书也。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里抠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

这篇跋尾议论精警透辟，指出历史有真实与建构两种，真实的历史己随时间消亡，流传后世的皆为建构之历史，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笔力在建构历史中的作用甚为关键，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显赫之伟人须仰仗班马之巨笔才能著于后世，因此，不是史无伟人，而是如橡之笔难得。文辞的雄健、笔力的老成在这里被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为历史上负绝学之士涅没感慨的同时，欧阳修非常重视碑志文的垂世价值，这是对刘腮提出的“属碑之体，资乎史才，…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章法，必见峻伟之烈”文学理想的实践。

这个观点对其门生也产生了影响，如曾巩就明确地论及“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飞而欧阳修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自觉秉承《史》、《汉》传统，用雄健之笔发时人之“风烈”，使之流传后世。如在《桑悻传》中他即忐忑地提出希冀：“悻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其所作碑志文，如《石曼卿墓表》、《黄梦升墓志铭》、《洗冈肝表》等都是传世名篇。后世论者也大多注意到了欧阳修继承太史公之处，并予以高度赞扬。明艾南英即云“试取欧阳公碑志之文及五代史论赞读之，其于太史公盖得其风度于短长肥脊之外矣”气清古文家方苞更是盛称欧阳修的碑志文“摩《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