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男神苏东坡 作者：丁胜如

不知从何时起，“压力山大”成了都市白领自嘲的流行语。“有压力时觉得累，没压力时觉得可怕”，“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更大”。当压力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人所感觉到的焦虑，就从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变成精神障碍疾病。如何应对“压力山大”背后的集体焦虑？其实，917年前的苏东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宋代苏东坡，至今越千年，然而却为中国人传颂，成为华人心目中的千年男神。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这样概括：“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有一首《苏东坡》这样概括苏东坡的一生：

眉州才子苏子瞻，年少轻狂震文坛。

金榜题名真才气，屈居榜眼怨判官。

前途无量招嫉妒，走马上任远君前。

凤翔签判多政绩，通判杭州难清闲。

疏浚西湖千秋业，苏堤春晓天外仙。

荒野山村能自乐，水光潋滟西湖间。

山河破碎图报国，密州出猎射胡天。

结发夫妻情似海，十年生死两茫然。

千里孤坟何为祭，泪湿青衫一梦牵。

手足情深深几许，水调歌头著名篇。

悲欢离合古难全，阴晴圆缺自婵娟。

乌台诗案遭谪贬，欲加之罪罪无边。

竹杖芒鞋轻风雨，一蓑烟雨天地宽。

东坡居士黄州始，赤壁双绝美名传。

自是一家创新体，诗文成就胜先贤。

大江东去风流韵，豪放词派谁比肩？

书法一绝人称赞，苏黄米蔡敢当先。

仕途坎坷常辗转，飘零儋州一路颠。

兴办学堂亲授业，珠崖破天有何难？

年过花甲逢君赦，北归常州行路艰。

漂泊他乡英魂断，追谥文忠愿君安。

苏东坡虽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经艰辛，屡遭迫害，但终不改其乐观的本性；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天才的多面性、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出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千年来始终闪耀在中国历史的星空。

对苏东坡来讲，命运的起落只是人生的教科书，宦海的沉浮是其中的作业和考试。苏东坡在进士考试和随后的礼部考试中都表现优异，是宋代最优秀的作家，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不走运的是，他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不仅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且也不同意那些敌视王安石变法并且力图废除变法措施的保守派。这就注定苏东坡一生命运多舛。久而久之，苏东坡练就了一颗非同寻常的平常心，可以不因宦海经历而自暴自弃，不因生活颠簸就怨天尤人。他永远以一份静心来面对世间的得失进退，永远以一份激情来化解人生的悲欢离合。

纵观苏轼一生，他确实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不论被贬到何处都能从偏远之地发现新的情趣。刚到黄州虽有“老来荒唐”之感，但很快发现此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开荒种地，得“东坡”名。晚年被贬到儋州，他还能说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苏东坡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开发出二十多道菜肴。北宋年间，“东坡帽”，“东坡酒”，“东坡饼”，“东坡羹”，“东坡肉”等曾一度成为众人的追求时尚。

苏东坡还在军事学、医药学、建筑学、水利学、语言学、音乐学、禅学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 任职惠州，见当地缺医少药就采集中草药，合成剂、丸，为当地人救死扶伤； 任职广州，引蒲洵水入城，解决了当地居民多年来饮水成苦的问题；任职徐州，率城民与水灾奋斗七十余日，终于使徐州免于水淹，后又组织修建徐州城堤；任职杭州，不仅兴建了苏堤，还发明了以瓦筒代替竹管之引水方法，使西湖免于成为一片水涸。

苏东坡一生足迹示意图

苏东坡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于其大量的文学创作，不在于其字画的功夫，也不在于其修筑了苏堤，而在于其经年修炼的苦中作乐的功夫，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人们世代敬仰他的根源所在。他的从“自得其乐”到“知 足常乐”到“助人为乐”再到“创造为乐”，快乐人生的丰富内蕴为不同经历、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多种可能性。

从历史的眼光看，苏轼的意义主要在于：首先，苏轼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尤其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人生审美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千年以降，人们不断地从历史典籍中爬梳剔抉，找到适合自己处境、符合自己心绪，能破解、冲决自己心中块垒的故事和传说。自从有了互联网，人们借助自媒体传播快捷的便利，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现仅辑录三则，来说明他的每遇大事有静心、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格局和担当。

学士和农夫

在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在参加考试的三百八十多人里名列前茅，很多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进士及第，可那年，苏轼才只有二十岁。

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赞赏不已，但是因为误认为是好友曾巩所写，为了避免闲话，把他列在了第二名。考中之后，考生要修书一封，感谢恩师，苏轼也不例外，欧阳修读完苏轼的信后，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甚至还对自己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之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欧阳修的推崇，让苏轼很快就名动京城，他一下变得炙手可热，人们争相传诵他的文章，私下里人们找他题字，宴会上歌女找他填词，人们以为东坡手里会一直握着笔，写他的锦绣文章。谁料想，不久之后，因为“乌台诗案”，他的笔被迫搁下、转而扶起犁头，从学士变成了农夫。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在一篇谢表中对新法多有不满，因此被新党构陷，寻章摘句，竟然被罗织成欺君罔上的死罪。幸得高太后求情，王安石声援，苏轼才侥幸逃得一死，被贬黄州。

苏东坡带着一家老小在黄州落脚，黄州是一个穷苦的小镇子，过去优渥的生活自此绝缘，从云入泥，心理落差之大，外人着实无法想象。

因为生活拮据，他不得不开垦荒地，自己种粮食吃，自己建房打井、移栽树苗、筑造水坝，俨然老农一般。

这是苏轼这一生第一次下地务农，他顶着太阳耕田、插秧、灌溉，以前手里拿着精致的毛笔，书写的是众人传诵的文章，如今却是扶着沉重的犁把，在山野中耕田。

他写道：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但是，他却并没有被生活打倒。他很快接受了现实，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农夫。

看到地上冒出麦苗，他会欢喜得像个孩子，看到稻穗饱满，他会得意满足。

东坡田里耕作，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他甚至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一首歌，然后教给一起耕作的农人来唱，他自己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大家一起唱，一时间，山野之中到处是欢声笑语。

“国家不幸诗家幸”、 “诗穷而后工”，说的大体上是磨难之中出华章。那个宰相坯子、志大才疏的苏轼，他的生命的起点是眉州；而这个文坛巨匠、光彩照人的苏东坡，他的生命的起点却是在黄州。当然，苏轼是一只蛹，而苏东坡是一羽蝶。这种蝶变是在黄州完成的，而促成这种蝶变的，正是那次贻笑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有研究者指出，“苏轼最出色也最为知名的词创作于被贬黄州时期（1080-1084）。在当时，如他的书信和各种序所示，苏轼对音乐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其早年。”（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第321页）苏轼模糊了诗和词的界限，直接将诗和词作为了个人抒怀的工具。苏轼似乎将颠覆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别视为己任，他有十篇难以确切分类的作品既收录在词中，也收录在诗中，可见苦难并没有挫伤苏东坡的创作激情，相反却激发了他无尽的创造力。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羊肉和猪肉

宋代宫廷规定：“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宰羊280只，到宋神宗时虽引进猪肉消费，但一年仍要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不及羊肉的零头。至于一般的士庶贫寒，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宴请贵客的时候，才能咬咬牙买来尝尝鲜。

猪肉因为寄生虫和味道的原因，不受大家的喜欢，只有下层劳苦人们才会买来吃。

苏轼在京城时，无论是皇家的赏赐，还是宾客宴请，吃的都是上好的羊肉。

在黄州，由于甚是贫穷，苏轼根本买不起羊肉，没办法，他只能选择吃猪肉。

他说：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因为当时猪肉并不好吃，所以苏轼煞费苦心，开发了新的做法，他饶有兴趣地写下《猪肉颂》：

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如今，东坡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美食，而东坡那份乐观的精神，也鼓舞着在逆境中前行的每一个人。

砚台和书房

苏东坡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诗词绘画无一不精，在艺术上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正因如此，他自己对砚台十分讲究，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名贵的砚台，比如，苏轼曾经用的一方端砚，呈瓦形状，色如猪肝，中有冰纹，敲击有铿锵之声，犹如石磬，正上方雕着一个独角兽，面如狮，下巴有须，五爪登云，二目观日，可谓精美绝伦，并且还有藏宝篆书小印，可谓价值连城。

曾经的苏轼，写诗作文一定要匹配最好的砚台，他在这方面的讲究也是当时大部分文人不能比的。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以62岁高龄被放逐到海南岛，海南地处蛮荒，文教不兴，在历史上从未有人科举及第，于是苏东坡身体力行，办教育、开学堂。很多人听说苏东坡在海南授课，不远千里追到海南，跟随苏轼学习。

而当时，苏轼的砚台大多都已经遗失，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书房也没有，很多书都只能靠他自己手抄，当地又闷又热，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抄书，一抄就是大半天，汗水浸透衣裳，他也毫不在乎。

他能用最好的砚台，却也能用最坏的书房。

在他离开海南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兴奋地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对于一个蛮荒之地，完成了科举的零突破，确实称得上是“破天荒”了，时至今日，海南依然留存着东坡村、东坡井、东坡路、东坡帽甚至还有东坡话。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成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

这就是苏轼！他可以是挥毫泼墨、名动京城的苏学士，也可以是早起晚归、扶犁耕田的东坡居士。能在京城享受羊肉，也能在黄州做他的猪肉。他能对砚台精益求精，却也能在简陋的书房完成对海南的文化开拓。

海南三年流放结束，苏东坡回到内地，在江苏镇江，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他回首往事时，在他的内心深处，曾先后担任过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之类，则都无足挂齿、不值一提。

黄州、惠州、儋州是三次巨大的创痛，且一次比一次艰难。但人格的自尊和优雅，人生态度的超拔，却是苏东坡留给后世的最大财富。他既很讲究，也能将就，既能享受命运的馈赠，也能承担命运的打击，无论好坏、穷达，他都能变成生命里的风景。这大概就是苏轼的魅力吧，难怪林语堂先生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文艺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