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对华强硬的深层内因

英国路透社9月4日发表长篇深度报道，揭示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从此前在中澳贸易关系与美澳防务同盟之间采取平衡路线，转变为针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不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惹麻烦的原因。文章采访了两位澳大利亚前总理以及19位现、前任政府官员，将澳外交战略转变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经济上，澳认为中国对铁矿石存在依赖；人事上，大批有国安和情报背景的人员进入澳政坛；外交上，澳有意将自己树立为中等国家反华标杆；内政上，澳商界丧失话语权。

文章称，多年来，澳大利亚政商两界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扩大对华出口，将澳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快速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出口产品主要有铁矿石、煤炭、天然气、葡萄酒等。在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暴发前，澳经济已借此实现连续29年的增长。但现在莫里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中国对澳“民主体制”和国家主权构成威胁。两名澳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现在莫里森政府关于中国的讨论基本围绕两点，一是维护澳主权，二是抵抗“中国动摇澳政治体制”的行动。

澳对华立场的转变始于2017年，而非今年年初澳突然响应美国节奏要求调查疫情起源。那时中美关系还未急剧恶化，而澳中关系却已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群具有安全和情报背景的澳官员造成的。在议会层面，自由党和工党都存在反华鹰派，他们自称“金刚狼”（注：该称号原本是电影《赤色黎明》中一群反抗苏联入侵的西方年轻人的绰号）。这些议员于2019年正式在议会中结成一股势力，但目前还没有人进入内阁。在“金刚狼议员团”中，最著名的是前特种兵、自由党议员、现任澳议会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2019年8月，哈斯蒂曾将西方对中国的鸽派态度比作二战前法国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在政府层面，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2017年指派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编写了有关“中国通过当地商人的政治捐款，渗透澳大学，干预当地中文媒体，直接影响澳政客决策”的报告，并向议会提交了《外国干涉法》。在ASIO报告出台后，澳国防和安全机构成为时任总理特恩布尔的主要顾问，接管了澳对华政策，澳外交部的鸽派意见则被搁置。

特恩布尔政府于2018年8月首先对华为发难。澳是第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进入5G电信网络的国家。特恩布尔本人是澳第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共同创始人，他认为华为5G将使中国拥有“破坏澳经济的能力”。同时，时任澳最高技术情报机构通信管理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局长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表示，无法降低华为所带来的“技术风险”。伯吉斯此前在松峡澳美联合国防设施（Joint Defence Facility Pine Gap）就职，该基地位于澳沙漠地区，是美国保密级别最高的卫星跟踪和导弹发射监控站点。澳大利亚不仅带头封杀华为，其情报官员还和美国一道，积极游说英国参加封禁行动。当时，英国认为重点应关注俄罗斯干预，但安德鲁希勒（Andrew Shearer）等澳官员坚持表示，英国必须了解中国带来的风险。希勒于2016年至2018年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工作，2017年在美国众议院武装委员会听证会上称，中国“有意破坏自由世界秩序及其根基”，2018年从国家情报局（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调任莫里森内阁秘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希勒已成为当前最能影响澳对华政策的人物，其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与亚太国家结成同盟，协助美国通过这些事务阻滞中国的发展。希勒敦促澳总理与日本、印度展开更密切的接触。今年6月，澳印达成战略伙伴关系，使两国能够相互进入对方军事基地，并允许澳向印提供重要的稀土资源。

澳大利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毛德（Richard Maude）主导了2017年澳政府《外交政策白皮书》的发布工作。该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是澳在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世界中该如何进行规划。毛德于2013年至2016年任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主任。他表示，在当前环境下，与本地区及全球其他大国和中型国家合作对澳意义重大，这有助于向中国表明“我们并不孤单”，也可以很好地反驳中国宣扬的澳依照美国指示行事的观点。文章称，澳正与中国对抗，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发生更多事情，因为世界上较小的国家正对日益强大的“亚洲经济超级大国”做出回应。

澳大利亚拥有铁矿石这一独特优势，愿意押上中澳两国每年1720亿美元的贸易额和自己每年5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来对抗中国。莫里森2017年任财政部长时曾访问过中国，那次经历为其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奠定了基础。当他听到中国官员向他介绍澳大利亚铁矿石在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时，莫里森确信澳中贸易是一种双向依存的关系，而澳大利亚铁矿石对中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莫里森曾表示，这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国可以从澳获得高质量的能源、资源、农产品和越来越多的服务，使其经济更强大，澳也可以从中国获得高质量的制成品，使澳更强大。特恩布尔则表示，不管中国如何“吹牛”，最终还是离不开澳大利亚。正是其2015年至2018年任总理期间，澳中关系开始趋于冷淡。特恩布尔表示，如果中国突然发现大量品相适合的铁矿石，且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开采，那么中国就会对澳讨价还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国公司之所以会购买澳商品或服务，不是因为他们想对澳做好事，而是因为澳产品物有所值，品质优良。文章称，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将铁矿石作为报复澳的潜在目标，原因是澳占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60%，对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现在正试图在疫情结束后恢复生产能力。但澳对华强硬路线是否能为其他中型国家提供范本还有待观察，因为澳有中国很难找到替代来源的铁矿石，而其他国家缺乏这种影响力。

前工党政府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接受采访时，既表达了支持对华强硬立场，也质疑现政府如此处理对华关系是否妥当。他表示，中国很难对付，莫里森政府对华制造“持续性危机”并不明智，而这实际上已成为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的竞选武器。中国绝不会对澳采取任何损害其自身利益的经济措施，但澳不要觉得高枕无忧，中国可能会将除铁矿石之外的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作为反击目标，这将迅速增加澳对华政策的经济成本。然而，当前澳大利亚的政治气氛无法让人就对华关系展开理性讨论，因为人们很容易因此而被定义为对华鹰派或亲华人士。

陆克文所描述的这种气氛造成澳商界的沉默。当中国4月份威胁对澳展开“经济报复”时，各产业的主要人物开始致电澳政府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对此事的担忧。但在公开场合，澳大利亚商界领袖仍对中澳关系急速下滑保持沉默。一方面，铁矿石商人没有太多抱怨，因为其唯一竞争对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因疫情停产，中国没有其他可靠供应商。6月，澳大利亚铁矿石对华出货量达到创纪录的99亿澳元（72亿美元），使年度铁矿石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澳元（732亿美元）。西澳大利亚矿产与能源商会（Chamber of Minerals and Energy of Western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保罗埃弗林汉姆（Paul Everingham）表示，中国需要澳商品，澳确实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处于强势地位，但铁矿石行业对最近中澳间的对抗气氛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中国2018年停止对澳高层访问后，澳国家安全机构和外交部就为与中国有贸易联系的行业高管组织了情况通报会。一位农业行业的消息人士表示，高管被告知，如果他们抱怨就等同于“向中国提供弹药”，中国会以此反制澳政府，因此建议各公司与澳官方合作，提供自己在中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证据，揭露中国“对澳贸易报复的企图”。澳政府还告诉行业高管们，正在为其寻找替代市场，已准备进入印尼市场，并正与英国、欧盟、印度展开谈判。文章称，澳商界此时的沉默与2018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抱怨特恩布尔政府与中国的争执会损害两国贸易，并劝其修复中澳双边关系。特恩布尔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表示，以前一旦中澳之间出现不满或意见分歧，澳商界中的许多人就会把屁股坐到中国一边，但现在商界开始“觉醒”了。

太和微评

路透社这篇深度调查文章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中澳关系急转直下的内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选择对华强硬政策，并不是其政治高层头脑发热、一味“随美起舞”的结果，恰恰相反，澳、美在作出该决策前，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评估和考量。对于文章所反映的相关情况，需予以重视并加以深入分析。

其一，从文中可见，澳大利亚政界推动反华立场的官员普遍与美国主导下的澳情报机构有很深的渊源，而且澳政界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势力渗透和操控。因此，虽然澳执行对华强硬政策早于其他美国盟友，但这有可能并非澳政府的自主选择，而是澳美双方的联动。鉴于澳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必须要拿下的一个“外围要点”，在应对澳挑衅时，就需要站在超越双边关系的更高战略格局上进行考量。

其二，从文章中被采访人员口气看，澳政界对与中国对抗充满信心，坚信澳既可以继续从中国捞取经济利益，又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澳大利亚，双方若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在出让核心利益与打断自身发展进程之间做出“双输选择”。我国需要制定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石依赖的中长期计划。

其三，此前曾为中澳关系改善发出正面声音的澳大利亚商界现已彻底陷入沉默。其原因到底是他们产生了“反华觉醒”，还是暂时观望局势？对此，我们尚待观察。改善中澳关系的根源在澳方，我国需要思考如何激发澳商界对澳政府当前对华政策的不满与反对。是通过进一步向其开放市场，以共同发展的远景进行善意引导，还是对其施以严厉惩罚，迫其倒逼澳决策者改弦易辙？当然，我们也还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不论中国怎么做，澳商界都不再有能力参与澳政府决策，因为在美澳极右翼势力操弄下，澳已经成为了一个由“五眼联盟”情报体系控制的对华攻击堡垒。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澳大利亚成为反华“急先锋”是其内部政局变化与美国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其动力是反共反华的极右翼价值观，底气是中国对澳铁矿石的依赖，其行为直接关系着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及其他国家的态度。中澳关系绝不是两国输赢那么简单，我国在对澳斗争中显示出的态度和最终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面临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