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孤寂良心
今天，是翻译家、作家傅雷的忌辰。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社会良心的寂寞和悲凉。”
2008年，傅雷诞辰百年，Lens杂志曾刊登一篇他的专题文章。
现今重读这篇文章，以示怀念。
傅雷：孤寂良心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梅里美，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傅雷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如今这些著作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作为“社会良心”的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 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 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他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他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 音乐、出版、少儿读物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走进位于上海南昌路的大杂院里，在幽深的巷子尽头，一个门牌号为“39”的铁门旁挂着“傅雷故居”的牌子。2005年，这里被列为上海卢湾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36弄39号现为一处私宅，从外面望进去，里面堆满了杂物。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从巴黎回国后，就住在136弄39号（原环龙路花园别墅39号）。在这里傅雷开始了《美术名作二十讲》的写作。当时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的刘海粟，聘请傅雷为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语。《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雷上课讲稿中的一部分，部分曾在当时的《艺术旬刊》杂志上发表。书的一稿，就是在当时讲稿的基础上，对世界美术名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成于1934年6月。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 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 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 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1956 年 9 月，傅雷(左)与傅聪在西湖上坐船游玩。这一年，22 岁的傅聪开始了首次钢琴欧洲巡演。两年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决定出走英国，飞往伦敦的班机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已发出了傅聪出走的电讯。傅聪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如果我回国，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上世纪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 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使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
书生报国无他物
唯有手中笔如刀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中，傅雷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而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中，傅雷的文章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三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进行了翻译，并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 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他不能赞同“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就是亲美，反苏的人必定亲美，必近于反动，甚至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谁”；“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作左右袒。”
傅雷的文章刊出后，即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评，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距离不远了，并给他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对周的批评进行反驳。
“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轻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隶，倒是活该！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识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顽固至少是 classic 的”
知识分子傅雷的魅力，来自他对国家与国民的关怀，更来自他独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说：“他外文好，又关心时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肃反清党的内幕，还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而且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断。”
黄苗子在一篇回忆傅雷的文章中，曾写到傅雷对别人说他“顽固”的态度——“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日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1953年4月，傅雷夫妇与作家柯灵等同游天台山。山上夜寒，惟有细心的傅雷带了毛线衣。登山过程中，大家力乏腹饥，傅雷打开白瓷口杯里的猪油黑枣请大家来吃。早在半个月前，他就让夫人把一层猪油、一层黑枣铺好，用慢火天天蒸，作为自制旅游点心。同年 6 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整套书终于出齐。
他的清醒与理性，正是来源于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内心执著。他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一生不党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
傅雷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这一党派的成员。1956年8月17日， 在回复徐伯昕（民进领导人之一）的邀约信中写道：“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1954年11月9日，傅雷夫妇赴杭州拜访画家黄宾虹。傅雷说：“连续在他家看了两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之后，傅雷还游览了杭州白堤小景，并拍下这张风景照片。从杭州回来的第二年，黄宾虹与世长辞。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念叨：“傅雷是我生死知己。”然而，此时的傅雷却因腿摔伤瘫卧床榻，未能亲自赴杭吊唁。他在给傅聪的信中说道：“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从30年代初识，傅雷与黄宾虹20多年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黄老每有得意之作即题赠傅雷。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画作，多达五六十件。然而，这些作品大多在“文革”抄家时散失了。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傅雷提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许多翻译谬误的例句，结果触怒了许多人，他们大骂傅雷狂傲。
1949年后，傅雷是中国文化界除了巴金惟一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经天津到北京。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晗有意请他去教授法语，请钱钟书夫妇从中说情，但傅雷没有接受邀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职上海美专的经验教训；二来也是因为他对新生的政权还存有疑虑。
1947年与周建人的那场辩论，周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部分影响到傅雷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在反击文章中，傅雷曾写道：“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 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 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这种可能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这场笔战，为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伏笔。不过那是后话了。当时，他选择回到书斋，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相处。
天下可忧非一事
书生无地效孤忠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从政”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市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始，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终。
有研究者发现，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
这样的情形，持续到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0月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傅雷有一阵喜欢摄影，这幅照片拍于 1956 年，在他去黄山文殊院的途中。为了拍出山中的晨雾，他清晨带着照相机开始登山。回到上海后，自己动手放大了照片。傅雷自备有天平，自配显影剂、定影剂。
1956年4月14日的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
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一时期傅雷写的各种报告、“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开政协会议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年3月， 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道：“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岂料风云突变。5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8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的“诤友”，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往来，是他惟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从1954年1月18日，送走傅聪出国留学不到24个小时，傅雷就动手给儿子写信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父子之间鸿雁不断，从而形成了一版再版的《傅雷家书》。这本蓝色封面的书，由画家庞薰设计。一本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集，成了中国的畅销书。这也是一部很特殊的书，这些写在纸上的家常话，成为傅雷先生思想的折光。图为傅雷用毛笔手书的英文家信原件，这在傅雷的家信中难得一见。1966年8月12日，傅雷口述、朱梅馥打字，给傅聪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在等凌霄两周岁的照片，假如能寄一张他的正面照片，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傅雷夫妇至死都在等待着孙儿傅凌霄的两周岁照片，然而他们等不到了......
1960年11月26日的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我在这个孤独的环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一天天地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年2月，傅雷致楼适夷信：“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翻译家的离去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但因为“右派”的帽子，译著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了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一惟一的生活来源。傅雷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傅雷爱花，也经常用相机拍花。他在上海江苏路住宅的后院花园里，种了50多种月季。他听说在晚上嫁接月季成活率高，常让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1966年8月30日夜，一群红卫兵根据一份《傅雷夫妇深夜打着手电在后花园里埋什么》的小报告来到傅雷家，拔掉了月季花，掘地三尺，当然什么也找不到。三天后，傅雷夫妇饮恨离开了人世。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一天，距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发来的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 傅敏回忆说，“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从1949年12月20日至1966年9月3日，傅雷居住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这是一座1936年建成的三层联排式住宅。这里是傅雷先生住得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取得成就最多的地方，他在这里翻译(包括重译)过 34部世界名著，其中就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还有几十万字的“傅雷家书”。这张照片拍摄于 1964 年，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处抽烟斗，后面的铁窗也是他最后自尽之处。在经历了“文革”中四天三夜的红卫兵大抄家后，傅雷夫妇不堪酷虐，决定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1966年9月3日晨，夫妇二人从一块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露台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被，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上吊于卧室铁窗两侧。中国译界一代巨匠，在漫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这一天，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傅雷夫妇之死，成为“文革”中最震撼人心的悲剧之一。
这座住宅里现在共住有四户人家。这个门上贴个“福”字的底楼房间，就是当年傅雷夫妇的卧室。如今底楼已被外租出去，房间内部的模样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住宅的外面挂有“傅雷故居”标牌，几行简短的介绍中没有说明傅雷夫妇在这里愤世而去。
1964年8月，译毕《幻灭》后，鉴于当时意识形态形势和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重估，傅雷于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称“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故 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介绍研究资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说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而且身体百病丛生，“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傅敏说 :“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复。
傅雷研究者罗新璋认为，此时的傅雷已臻无书可译的地步，“翻译家的社会生命实际已被结束。”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遗书，决绝而去。
1979年4月26日上午，傅雷夫妇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在上海举行。经邓小平特别批示后回 国的傅聪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图为追悼会完毕后，傅聪(左)和他的弟弟傅敏手捧父亲的骨灰和遗像，乘车前往上海龙华“革命干部骨灰室”。
重温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社会良心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 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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