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散文学会」袁峰：母亲的脊梁是我心中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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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咸阳散文学会主办

（文001）

公安作家袁峰原创

母亲的脊梁

(编者注：作者母亲留下的一张照片，取于五十年代末拍照的全家合影照里母亲的头像）

母亲很消瘦。

从麦场到我家，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

母亲放倒背篓，双手用力地把麦糠往背篓里搂刨。背篓里装有一大半的麦糠时，母亲扶起背篓，再用手掬起麦糠，将背篓装满。然后，用手在顶部缛几下，直至背篓里实在装不下了，她才半蹲下来，一只胳膊伸进背篓的背带里，用尽全力站起身来。

关中这个地方，背篓大而高。身材矮点的人，背篓顶部会齐到脖颈处。设计制作背篓的人估计也只考虑了背篓的容量，却全然不顾人的承受力。

从麦场到我家的那段土路，虽然没有沟沟坡坡，却也因雨天人们的踩踏，路面也坑坑洼洼。

母亲穿着快要磨穿鞋底的黑色条绒面布鞋，弯着腰，背着装满麦糠的大背篓，来回多趟，步履蹒跚地行走在这凸凹不平的土路上。沉重的背篓压得她直不起身来，远远看去，只见背篓一点一点的地向前移动，却看不见她的人影。

已是三伏酷暑，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那些活蹦乱跳的鸡鸭也挤到了树荫下，作伴打着盹儿。半天了，也没有听到三叔家那条大黄狗的吠声。

母亲转过身去，让背篓一边靠住门外榆树的树身上，然后，慢慢落下，倒掉背篓里的麦糠。

母亲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她取下头顶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常年累月地在日头下劳作，母亲的脸庞晒得黝黑黝黑，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却显得更加神采奕奕。

看着汗水淋漓的母亲，年幼的我竟向母亲提出了疑问：为啥要在烈日炎炎下背那麦糠，而不等天阴或者天凉了呢？

母亲笑着说：“等天阴或者天凉了，麦糠就会受潮，垒成垛儿就发霉了。到了冬天，我们拿什么去煨炕烧饭啊？”

放下背篓，母亲又忙着去做午饭。她穿着几乎湿透了衣背的灰色长袖布衫，一头扎进低矮而昏暗的灶房。

那会儿，家里儿女多，一大家子人吃饭。姐姐哥哥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家里做饭洗衣磨面喂猪的活儿都摊在母亲身上。到了晚上，其他人都“呼呼”入睡了，母亲点燃那盏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补衣裤鞋袜。有时，小油灯“嗞嗞”地映着亮光，母亲却手里捏着针线，发出了香甜的鼾声。

母亲太累了，为了这个家，为了她的儿女。

把母亲唤醒，让她早点休息。母亲睁开眼睛，抬起头：“啊，我睡着了？呵呵，打个盹就好了。”说完，她又忙起了手里的活儿。后来，我常这样想，母亲打盹时，不唤醒她该多好！她可以多睡一会儿啊。

有一年夏天，我五六岁的样儿，一连几天，身体发困，倒头就睡。这个样子，让母亲万分焦急和担心，背起我就去大队的医疗站，找大队的赤脚医生看看。医生给我量了体温，又用听诊器听了半天，让我张了张嘴，喊了几声“啊”，又翻看了我的眼睛，最后，摇了摇头：“检查都好着，没有什么病啊。”

我却还是那么地困乏，还是一点路都不想走，还是倒头就会睡着。

母亲格外心急，一大早，她决然地叫着大姐，背起我就往县城赶去。她知道，县城的地区医院医疗技术好，会看好我的病。

村子离县城十五里的路程。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是架子车也寥寥无几，就这，集体的劳动一刻也离不开。母亲和大姐轮换着背起我就往县城走。

去县城走西兰公路，路并不宽，两辆车会车时，几乎占满整个路面，行人就要跨过排水沟避让。还好，那会的车不多，会车的场面特少。即就是要会车，司机都会远远地降下速度，鸣响喇叭，等行人躲让开来，才慢慢驶过。

早上，西兰公路显得空旷凉爽，日头升起来以后，路面上的柏油就开始散发出异样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更加刺鼻难闻。还好，路边有两行茂密葱郁的树木，母亲和大姐累了，就在树荫下歇息片刻。喝口水壶里的凉开水，咬口带着的粗粮馒头。

母亲和大姐轮换歇息的片刻，我还是脚不沾地，脚一挨地就会跌倒去睡。母亲不敢让我下来，不管她有多累，她都默默地支撑着。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太阳正午的时候，母亲和大姐背着我才到了县城。等找到医院，医生已经下班了。母亲让大姐先去挂个号儿，她在医院院子的台阶上找了一块空地，放我下来。我一着地，顺势就躺倒在水泥台阶上，也不管台阶上的脏净。

人常说：三岁孩子记到老。隐隐约约，听到旁边有人问母亲：“娃得了啥病？”母亲说：“不知道，就是带娃来看病的。”那人说：“看娃病的不轻呢。”母亲没有言语，听得见她轻轻抽泣的声音。

不知哪位好心人看到我沉睡在满是黄土的水泥地上，把自己带的空麻袋铺好，让母亲把我挪在麻袋上躺好。

昏睡的我刺痛着母亲的心，汗水和泪水搅在一起，顺着母亲的脸颊流下。

下午，医院上班后，医生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却还是没有检查出什么病来。

母亲背着我走出医院门诊部，正好碰见从家里急匆匆赶来的父亲。原来，父亲忙完大队的事务，借了辆自行车，连忙赶到了县城。父亲听了检查结果，没有多说什么，只说道：“都这个时候了，该找个地方吃点饭去。”

找了一家国营面馆，父亲要了一碗哨子面，还是素的，好像是五分钱。然后，父亲拿出粗粮馒头，用手指费劲掰了一块，嚼了起来。饭店职工见了，端来三碗面汤。父亲连忙道谢。

说也奇怪，吃了那碗哨子面，我竟不觉得困了，绕着饭桌跑来跑去。大姐说：“你看你把人害得，早知道你吃一碗哨子面能好，咱跑这么远到医院干啥呢！”

见我没了啥事，母亲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了母亲焦急的缘由：原来，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哥哥，都已经两三岁了，发烧感冒，没有及时就医，竟夭折了。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母亲咋能不着急呢！

母亲走了，留给我最多的就是她身背重物的情景，不管是背着苞谷杆棉花枝，还是背着粮食口袋，母亲都是佝偻着身躯，把那个身影永远地定格在夕阳的余晖中。

那时，家里非常贫穷。到了春夏之交，往往会出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光景。有时，政府拨下来救济粮，却轮不到我家。因为，父亲是老党员，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人后己，是共产党员的准则。但是，人不吃饭不行。于是，有人偷偷找到我的母亲：“人家都趁夜晚去偷生产队的苜蓿吃，你也跟着去，不至于饿肚子。”母亲拒绝了，她一听到这个“偷”字，就感觉恶心反胃，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她对劝她的人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去做那些。”只是，苦了母亲的姊妹们，现在想想，几个姨和舅，哪家没有给我们接济过？！

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做的端正，不要让别人戳脊梁骨。

闻说那个年代，好多人都趁劳动的空儿偷采过生产队的苜蓿，采摘过生产队的棉花。我们却想也别想，哪怕母亲要把老棉花团子用针线串在一起，缝进被子，也不让我们去摘生产队的一辦棉花粒。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骂过人，更没有和别人吵过架。村里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的事儿，都会请母亲去帮忙。剪窗花，蒸花馍，母亲样样都会，而且做得漂亮好看。

多少年过去了，才听说了母亲唯一一次骂大街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天早上，母亲打开院门，看到院门两边贴了一幅对联，对联是用白纸写的。谁都知道，哪家有了丧事，门口才会贴白纸对联。

母亲一下子气懵了，她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对联的内容是针对父亲的，意思是父亲虽然是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参加了郴州剿匪，按理，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组织不会让他退职返乡的。那人推断，是父亲犯了什么事儿才退职返乡的，应该接受批斗。

母亲对父亲退职返乡的原因非常清楚，她是反对父亲退职返乡的。可父亲坚持着他的理由：国家在三年困难时期，党号召职工退职返乡，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另外，还要尽做人儿女的孝道。无奈，父亲不顾单位领导和同志的极力阻拦，也不管母亲的反对，硬是退职回到了家乡。为此，母亲生了好久的闷气。现在，有人竟用父亲退职一事煽风点火，怎能不让母亲恼怒？

气晕了的母亲从村子西头骂到东头，又从东头骂到西头，却没有人接茬。见骂街的是我的母亲，乡亲们都惊呆了：平日不大声说话的母亲咋就骂起大街来了？等大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都义愤填膺地咒骂起那个小人来。

母亲病倒了，她的脊背再也担负不起任何的重量。疼痛，让她的面部肌肉抽蓄的几乎变了形，她却不对任何人说，也不会痛苦呻吟。直到那个冬日的午后，她抛下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离开我们的那年，母亲仅仅只有五十七岁。不管我们怎样呼天呛地，也留不住母亲匆匆的脚步。或许，那个世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也没有尔虞我诈的丑恶嘴脸。

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对母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想念母亲，想念母亲在世时我那快乐的童年少年时代；想念母亲，想念母亲的音容笑貌，想念母亲有些弯曲的身影；想念母亲，想念母亲消瘦的身躯，却坚强的脊梁。

母亲的脊梁是我心中永恒的丰碑，指引着我做人的路。

2019年5月12日（母亲节）

【作者简介】袁峰，男，1965年11月出生，汉族，陕西省礼泉人。系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咸阳市公安文联副主席。先后在国内多家杂志报纸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60余万字，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刑警手记》、散文集《往事心痕》。

作者 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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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雷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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