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孩 小镇青年和城市少女：三个孩子的折叠人生

现在想来，当年三次高考没考上大学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生活不给你一些反作用力，你永远不会调整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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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出路》中，马百娟在家门口的山包上读日记，她说，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受访者供图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郭利琴

在北京，央美附中的学生袁晗寒退学了，她一边在南锣鼓巷开咖啡厅，一边准备申请国外的艺术学校；

在甘肃会宁山区，小女孩马百娟正在只有五个学生、两个老师的学校里读课文，下了课，她要喂猪、牵着毛驴去收糜谷；

在湖北咸宁，小镇青年徐佳埋头书海、带着去世父亲的遗愿，备战第三次高考。

他们所代表的城市少女、农村女孩和小镇青年，以及他们被折叠的人生，在纪录片导演郑琼的镜头下相遇了。从2009年开机到2015年的六年间，他们在镜头下成长、寻找各自人生的出口。

48岁的郑琼说，这三个人身上都有她的影子，这部片子她其实拍的是自己。经历过三次高考失败，她也曾遁入人生黑暗的隧道，找不到出口。直到离开家乡，只身北漂多年后才发现，找到自己、找到信仰，才是出路所在。

6月8日，975万考生走出考场，等待命运宣判时，郑琼也马上要带着她的纪录片《出·路》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她看来，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

▲纪录片导演郑琼。

“这不是预言，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郑琼：2008年，我和袁晗寒妈妈的一次闲聊中得知，上了两个高一的北京女孩儿袁晗寒从央美附中退学了，她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班很多人都这样。在央美附中读书其实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很多外地家长辞职到北京陪着孩子考还不一定考得上。当时我挺讶异的，因为我是小地方出身，参加过三次高考也没考上大学，对我们那里的很多人来说，高考失败就只能上最差的大学，一辈子也不可能离开家乡。与之相对，北京的孩子高考分数不高，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他们比我们多了很多资源和选择。我想再找一两个地方的小孩，探讨出路问题。

新京报：片子的三名主角是特意选择过的吗？怎么找到这三位拍摄对象的？

郑琼：对。2009年清明节我正好回老家湖北咸宁，想去我当年复读的高中再找一个拍摄对象，本来找到一个小孩，家长也都愿意被拍摄，但后来再去就反悔，觉得复读敏感，不让拍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徐佳，他当时已经复读了两年，正在备战第三次高考。马百娟是我拜托一个环保NGO帮忙找的，她家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她12岁，才读小学二年级，她的学校一共5个学生，两个老师，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导主任。我记得第一次去马百娟家，从北京飞到兰州，第二天一早从兰州坐大巴到会宁，再从会宁到头寨子镇，再走16里山路到野鹊沟。马百娟的父亲说，2008年之前，他们全家一年开销不到50块钱，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在投行工作，年薪百万，还常抱怨工资低，对比下来，挺魔幻的。

▲2009年，徐佳正在备战第三次高考。

新京报：对他们三人最初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郑琼：袁晗寒有独立思想，能自由表达，自我很清晰，她就像暖棚里的一朵艳丽的花，兀自开放，引人注目。徐佳的生命力很强，跟爬藤一样，他有韧性，但没什么后援，只能自己野蛮生长。马百娟更像高原盐碱地上的野草，在石头缝里努力挣扎活着。

新京报：2009年开机时，是否预设过他们三个人的人生轨迹？

郑琼：不知道准确的轨迹，但会知道大概的方向。袁晗寒退学后已经在申请国外的学校。2009年我见到徐佳时，他正在准备第三次高考，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考上。第一次见马百娟时，我也不知道她以后将是什么样的人生，直到2012年再去拍摄，她已经辍学，我拍摄她哥哥工作的陶瓷厂时，看到有女工在流水线上工作，没有任何防护，我的感觉是，这就是马百娟们的未来。这不是预言，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马百娟们以后可能就会在这里，这是她们的命运。

新京报：拍摄时间是2009年到2015年，最初就确定以六年作为拍摄周期吗？

郑琼：没有。最初没有预算也没确定周期，2009年拍完之后素材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剪辑，后来意外入选了BBC的一档节目，之后我又陆续补拍了几次，直到2015年。

“习以为常的东西，会产生荒诞的效果”

新京报：断断续续拍摄的六年中，让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郑琼：马百娟一家人拉着驴子，走很远的盘山路，翻山越岭去收糜谷的场景。他们走在盘山路的画面是很美的，一下子击中了我，但拍摄时我真的觉得心碎，他们收的那点糜谷，不够吃一个礼拜，晾在院子里还要被麻雀分走一些，他们真的像蚂蚁一样在求生活。

还有马百娟坐在山包上读作文，说她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上大学以后要去打工挣钱，一个月挣一千块，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还要盖房子、挖水窖。听完我觉得很心酸。

▲马百娟放学后帮家里放羊。

开机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我也印象很深。我去徐佳他们教室看到的教室和我二十多年前的高三教室一模一样，一样的复习资料堆成的书山。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很多，城市也发生了变化，但高三教室的画面二十多年都没有变。教室其实是个隐喻，我们社会中有些部分是没有变的，比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

▲在郑琼的印象中，高三教室里复习资料堆成山的场景，二十多年没有变。

新京报：片子中有两个镜头有很大反差，徐佳快大学毕业时到处找工作，在武汉街头的人海里徘徊，下一个镜头是，袁晗寒正在德国街头和朋友参观歌德和席勒的雕塑。

郑琼：片中讲过袁晗寒丢了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几张银行卡，她跟妈妈视频说钱包找不到了，她妈妈开玩笑说“那太好了”，要是换成徐佳，他妈妈肯定疯掉了。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东西，放在一个拼盘里，就会产生荒诞的效果。

新京报：拍摄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郑琼：我和徐佳聊到过他的梦想是什么。他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他高考是为了完成去世父亲的遗愿，毕业后找工作是为了把妈妈接到武汉来生活，结婚是为了给校园恋爱的女友一个交代。德国观众看完说，在你们中国，结婚难道不是因为爱情吗？我有点心痛，其实徐佳活得很辛苦，他的自我被他背负的各种家庭角色给压制了。

新京报：马百娟辍学后，她父亲说，女娃娃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这么个出路。作为女性，你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心情？

郑琼：我不认同，但我很理解他的想法从哪里来，他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把他带到了那个地方。我对他没有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权利保持和表达他的这个想法，我也没想过要去改变他。我只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用镜头呈现了，观众自己会评价。

新京报：距离你拍摄结束已经三年了，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郑琼：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快毕业了。徐佳第三次高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找了工作，现在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武汉工作，小两口买了车。马百娟辍学后不久嫁给了表哥，就住在当年她上的小学附近，现在在她哥哥当年工作的陶瓷厂上班。

新京报：这六年，他们三个中，变化最大的是谁？

郑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变化吧，都是按照他们的生活逻辑在做改变，他们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走向，我尊重它。

新京报：你还会继续跟拍他们吗？

郑琼：那是大家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说，这部片子已经结束了。我要做新的片子了。

▲袁晗寒在德国留学。

“把相信的东西活出来，才是每个人真正的出路”

新京报：有人通过这部片子看到了不同人各自精神上的困境。作为导演，你想通过这个片子表达什么？

郑琼：三次高考也没上大学，这种羞耻感我背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我并不需要背负这么多羞耻感，没有必要，它触动我拍了这部片子。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从马百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最开始我来北京是为了生存，徐佳也是我曾经的一部分，现在我有了一些自由，袁晗寒是现在的我的一部分。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我自己。

我是希望他们能看到彼此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促成交流融合而不是隔阂。

新京报：但有的人就是生在终点线上，我们要怎么接受这件事？

郑琼：我觉得徐佳的想法就挺好。我给他看过袁晗寒和马百娟的拍摄素材，他说，他也接受这种不公平，但他要努力，他的下一代就不会像他一样，可能就会有接近袁晗寒的这种机会。袁晗寒在片子里也说了，她出生在她现在的家庭里，是她不能选择的。

新京报：你的高考经历是如何影响这部片子的？

郑琼：1987年到1989年，我念了三次高三，参加过三次高考，最后还是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考上大学，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手里毫无社会资源的父母和当时惶惶然的我都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压抑的黑暗隧道——待业、找工作、到工厂上班。其实当时我连为什么要考大学这个问题都没有想清楚。后来家人找各种关系让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我每天都带着一本书和一支笔，这两样东西就像一堵墙，把我和周围的环境隔开。我想离开那个地方。当时就好像在和迎面吹来的黄土抢速度，你要不停地试着站起来，不然就被黄土给埋了。

后来看到北京有英语培训班招人，我来了北京。学完课程之后依然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我回家跟家里人说我要去广东打工了，但其实偷偷把行李留在北京。之后又回到北京，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求生活。从销售做起，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我才彻底克服了生存的恐惧。之后我也做过很多份工作，也创办过自己的纪录片发行公司。

家乡其实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都想飞出来，但她们可能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没能离开原地。在某种程度上，我变成了她们内心隐秘希望的蝴蝶，飞了出来。我其实是很多人的缩影。现在想来，当年三次高考没考上大学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生活不给你一些反作用力，你永远不会调整坐标系。

新京报：你证明了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郑琼：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徐佳，高考前，他觉得高考是唯一的出路，上了大学后，他再回头看，又觉得不是，他可以打工、可以创业。但在之前的那个时刻，他是看不到这些的。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已经在沟壑里的，好好走过去，对小地方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公平的渠道。如果错过了，再努力寻找别的出路，一定是有的。高考其实和人生的其他关卡是一样的，只是一个选择，不是所有人都要通过它寻找出路。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出路？

郑琼：袁牧有首诗叫《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出路的答案。我在很多地方说过，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信仰，找到你是谁，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左右。把你相信的东西活出来，才是每个人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