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风：渐次开阔的西和诗歌创作
西和地处秦岭以西、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流域，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魏晋时期建立杨氏仇池国，北接大秦帝国发祥地。诗圣杜甫过秦州，经西和仇池，由陇入蜀，咏诗致志；李白、苏东坡虽未到过仇池，在他们的诗歌当中却多处写道，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文化和淳朴民风，使处于西北边陲的小县，有了厚重的人文积淀。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西和在西汉水流域飘扬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片土地上的诗歌传统正是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经》的传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一贯表达着底层人民的劳动生活，歌颂美好的人生境界。其诗歌的语言，正是西汉水流域诗歌语言的一个分支，它融汇了苍茫的大山和潺潺的流水，因而在西北汉子式的情怀中多出一丝柔情似水。我无意为一个小县域的诗人们标榜一个“诗群”的称号，因为标榜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力推动的手段，并非诗人生存意识的自我觉醒，但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他们讴歌自然，将自己的呼吸与历史同进退，他们深入现实的根底，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呼唤回归，却终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仿佛早已在公元759年的那个秋天注定——成为追随诗圣杜甫的一大批现实主义诗人。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公元759年，当杜甫途径仇池，一路向四川方向行进的时候，他的心头，现实主义的色彩已经淡了，代替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是他无限的生命意识，他开始思考大自然的神奇，四季的更替和人之间一种恰当的互生关系——人终究有老去的一天，那么归宿又将是在哪里呢？“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这是他为自己设想的人生归宿，审时势，知天命，这是他生命意识的觉醒，“诗歌合为时而著”，这个多少有些将诗歌功能功利化的说法，降低了诗歌的文学性，因为诗歌终究是要穿越时空的，终究是要像大河一样流淌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
但无论如何，这个令诗人杜甫有所领悟的地方，正是仇池大地，兴许是因为诞生在这里的诗人们与生俱来的骨子里流淌着宛如西汉水一样的江河，也兴许是因为诗圣的诗篇多多少少被仇池大地的山风传唱，西和便有了源源不断地诗篇涌现，西和大地上便有了悠久的诗歌传承。
望斯人已逝，古风犹存。新时期各种诗歌的实验，将新诗推向了风口浪尖。有人说，新诗百年，是乡土诗的百年，在这一场有关乡土的诗歌实践中，黄英、宁世忠等老一辈诗人作为引路人，以新旧两种诗歌的形式点燃了这一片大地上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学识、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后人，为西和诗歌创作奠定了主要的基调：靠近传统，吸收现代，讴歌现实，关注民生。
波眠，九十年代西部乡土诗的代表诗人，主要著作有诗集《黄雪地带》、《黑树上的花色》、《波眠乡村诗选》、《波眠儿童诗选》，散文随笔集《夜声与花色》等，“其诗歌唱土地，摹写田园，洋溢着大自然的清新（《诗前沿》）”，其先后获得《诗刊》优秀诗集奖，两次获得黄河文学奖等国内知名奖项。出版于1998年7月的《黄雪地带》，是其早期乡土诗的集大成者，它将西和新诗创作推向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他的诗歌一直洋溢着浓浓的赤子情怀，他对语言独到的开掘和对诗意的发现，对西部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和在诗歌史上被再次载入乡土中国的史册。其诗《致一位乡长》赢得诗坛广泛关注，因他的诗歌关注当下，讴歌乡村而获得“乡村之子”的称号。2015年，波眠儿童诗集《最好的奖品》由长江少儿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更是在陇南诗歌圈掀起一场有关儿童诗的大讨论，无论来自网络还是来自其他媒体，波眠儿童诗，都成了一个比较热议的关键词。数十年来，波眠的诗歌创作不断精进，他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乡土西部从农村到城市的演变，这是一场未完成的演变，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版图在城镇的交界处，才显出经济大爆炸时代的后遗症，环境问题、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信仰和道德、文明与愚昧，这些问题和这些冲撞，使诗人深陷迷惘，他试图在诗歌里呈现出一种状态，却无法对这种状态做出价值评判，只能用一个儿童的眼光，用一个纯洁的心灵去坦然面对。在诗歌艺术的道路上，波眠的儿童诗是他诗歌艺术上取得的最大成就，至少目前是。因为《最好的奖品》在表面上涉及到儿童，但他却不是一个小儿科的作品，出版一年多来，虽然它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它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最好的奖品》只是披着儿童外衣的诗歌（这里说儿童诗也许太狭隘），在文本上，它是以很多的属于儿童视觉下的意象来写成的诗歌，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把它从儿童类的书架上搬到诗歌类的书架上，也许才是它应有的归宿。《最好的奖品》之于波眠，正如《鹿鼎记》之于金庸一样，最后的这一部集大成者，却是看起来“无招胜有招”的轻量级作品，实则，是一个重量级的超级作品，一个有艺术自我觉醒的诗人，他一直不愿意重复自己，永远将自己置于大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这样，他才能体悟到那怕是最细微的浪花，折射出的大时代背景下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样，作品才能为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存在。
陇上犁这么多年一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多是小镇，这让他有了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自在，但作为公安，他却要与这世上复杂的人心做斗争，基于此，作为诗人的陇上犁便开始紧握尘世中那怕是最小的幸福，因为生命的卑微，他愈加尊重和敬畏。他对生命的体悟可以说远比一切诗人领悟的更加透彻，正如杜甫诗歌中“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一样，陇上犁虽然也有着关注当下的诗歌书写，但他更多地是在诗歌中流露出一种生命意识，2004年陇上犁诗集《每每有雪降临》出版，他在诗中写道：“简单的人简单活着/复杂的人复杂活着”（《洛峪小镇》），“面对陶罐/犹如面对美人的遗骨/昔日的美丽/使今天倍觉苍凉”（《陶罐之光》），陇上犁的诗歌直接、简单、凝练，他的早期诗歌直写人心、直面历史的沧桑，这是对人世悲苦和苍凉的描摹，体现了诗人内心的善良本性。2016年其第二本诗集《尘世的幸福》出版，“尘世”这个词作为陇上犁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浮现”在人们的视野，在此之前，他的很多诗歌都与这个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仿佛是在寻找一个词来表达偶尔的意识清醒中挣脱不了的世事的羁绊，相对正确的价值判断中那飘忽的一丝的偶然，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尘世”。他寻找的尘世，仿佛就要在混沌的已经不太明了的时光中耗费掉这一生的光阴。因此，陇上犁终于找到了一种“浑浊”中的凝重感，天地初开，宇宙洪荒，似乎是比曾经更明了，更彻悟了。在诗歌艺术的发展道路上，《尘世的幸福》更进一步，他的诗歌犹如色彩丰富的油画，更善于使用强烈的对比，给人以巨大浓烈的冲撞，陇上犁“视野开阔，目之所及，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的诗歌不炫技、不深沉，朴实真挚，他紧握尘世的幸福，但他的心早已走出来俗世凡尘，有了一丝空灵的禅性！”（拙著《禅悟与诗醒》）。作为西和新诗创作的第二代诗人，陇上犁曾是《星河诗报》的发起者，更是新媒体《西汉水文学》的主编，他以身示教，在西和文化和诗歌的氛围的建设中，在为西和新一代诗人的挖掘和诗歌艺术的推动中，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直以来，魏旭老师担当者两种角色，一是作为一位抒情诗人安静地生活着，一是作为一位教师在热情的布道。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的诗歌就已经在《诗刊》《飞天》等刊物发表。创作上，他是当之无愧的抒情诗人，“他的抒情颇有些势如破竹的陡峭，他试图在努力寻找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意境，朦胧而美妙，温柔而多情。他在诗歌感情中爆发式的宣泄，又突然流露出强烈的隐忍”。他的诗歌向往自由，向往美，有些仿佛雾里看花，有些诗歌又如波光粼粼的明镜，土的掉渣的东西和美到极致的东西他都有，有时候他也愿意流露出一种锋芒，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努力燃烧一把，但他又无比的谦卑，这是魏旭诗歌里最有艺术创造的部分。正因如此，他成为西和本土诗人中诗歌读者最多的诗人之一，因其诗歌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的独到认识（他一再强调：活着就好），对生活中的无奈和超越诗人生活范围的压力表现出的强烈隐忍，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爱是持久的忍耐），又因他怀着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成为西和诗歌版图上最重要的诗人。魏旭已出版诗集《燃烧的绸缎》和《感恩与朝圣》，每一本诗集的出版都会引起校园和诗歌圈不小的轰动，西和的第三代诗人中，有很多都是受他直接影响走向诗歌创作之路的，年轻时期，才华横溢的魏旭已把诗歌和自己融为一体，如今，他依然作为蜡烛的形象，默默地点燃着下一代，作为诗歌之火的传播者，他诗歌创作的意义，一定还有着挖掘不尽的丰富性和泽披后世的力量。
章寻早期的诗，隽永恣肆，意境的开合之间，自成一体，情感内敛，浅吟低唱。90年左右受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两次影响，其诗多有捉摸不定的感觉，但不乏有如“但是/我看见你/还是双眼充满了泪水/你究竟能说清春天和秋天/哪个更让你心疼”，这样直抵人心的作品。他的诗歌大抵也可以用“苍白”来概括，此苍白不是语言的苍白，是世事无常、光阴不待少年时的苍白、疼过之后的苍白。“河水不必去打，河水已够累”，这是多情的少年一颗多情的心！浪漫温情，伤感多变。他的创作严谨，多以小见大，内容饱满，视角独特。再加上诗人伟岸高大的身躯，其人其诗，很有魏晋高士风骨。 归来后的章寻，诗歌的视野豁然开阔，诗风转而“飞扬跋扈”，情感悲悯、深沉、醇厚，似陈年老酒，最具代表性的是《悼亡妻》，其诗一改青春少年的游侠风格，转而书写世态苍凉、悲欢离合中生命里一丝永恒的闪光。在西汉水流域的诗人中，章寻的诗歌创作，看似是视野和文本的尝试，实则是胸襟的尝试，他将整个生命的“清明上河图”打开，将屏障在西汉水流域的山峦沟壑打开，他让诗歌有了除却尖锐的纵深书写之外的可能，诗歌开始呈现一种广阔的横断面，让这个人间更大可能地看到有关生命的年轮。
杨天斌老师，陇南诗歌版图上最早在《诗刊》、《星星》发表诗作的诗人，其诗风纯朴，干净明朗。曾与陇上犁等共同主办《星河诗报》，有力推动了西和本土诗歌的创作。近年来，他将艺术的追求着力于散文和书画方面，但依然不能忽视他对西和诗歌创作的史学贡献，正是有了如他这样无私的大力推动，点燃了这片热土上诗歌的激情，也才让西和诗歌能够在第一时间进入当代诗歌创作的洪流中。
牧野的诗明朗清新，不晦涩也不刻意雕琢，透过他的诗歌看他的写作状态，多是情之所至语言之所至也。牧野曾活跃于90年代的中国诗坛，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比如《最后一个苹果》，让人在每读一句的时候，都有非常深的感触，仿佛一把锤子，一下下敲疼着人心，诗作背后透着的巨大的感伤和让人历历在目的失去，都是非常能打动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有最大可能将文本与情感结合的最好的写作状态，这又是很多诗人不具备的。
河苇鸿是一位重文本的诗人，他的诗歌形式整齐，思想深邃，能够把个我生命的感受与历史中的山河大川更好的融汇，他的诗歌耐读，宽阔，情绪平缓，把深沉的大爱深埋在语言之下，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却有着旷古的风起云涌。其诗歌吸收大量古诗词及民歌、民谣传统，他多以当下城市生活之外（边缘）的事物为意象，体现诗歌的无限张力和思想深度，从他的诗歌中，能够最深入地了解“如何让一只芦苇思考起来”，曾发于2017年元月《醉春风》（网刊，李春风主编）的组诗《十枝水莲》可谓厚积薄发，灵与物互相交融，有传统民歌的深邃意蕴，又不失现代性的上乘之作。曾于2012年出版，后又获得黄河文学奖的诗集《低语的芦苇》，以重物、重灵、重理性，以近乎于苛求的诗歌写作，寻找新颖的意象，有意识地接受《诗经》传承，并把民歌、谣谚融入其中，便有了淳朴的香气。因此，他每每呈现出的文本，均有着穿透时光的厚重感。
同样是来自于西和马元，胡家全较之于其他几位同乡诗人，近年来则显得低产一些，或者准确的说可称为“慢工出细活”，他的诗歌以精致轻盈见长。少年时就有大量作品发表，2013年又出版诗文集《唱词里的河流》，在诗歌创作之路上，均有较高质量的作品呈现。在此前不久读到的一组诗歌里，多次见到“纸”“火焰”“揉皱”等词，表达着一种书生的骨气，他的诗歌有宋词的韵味，同样在努力回归西汉水流域诗歌婉约抒情的民谣传统。
董治明常年在外，百忙中不忘诗歌创作，他的诗歌精致、耐读、深沉，他以“渭南”为题材写了大量诗歌，在这些诗歌中，他不轻易点透他内心对故乡的那段感情，他把打工在外的苦痛写得令人捉摸不定，他诗歌中意象重叠，正如他感情的杂乱，一位诗人，内心无比杂乱时，他的情结只会指向故乡，把情感和思绪合二为一，正因如此，我能读到他的诗歌正在寻求变化，寻求回归，寻求更多的可能。当我看到一弯月是他“在哪一年的冬天/把半块吃剩的玉米面饼/使劲丢在渭南的天上”时，诗人的率性便真实流露，那不仅仅是月的寂寞，也是一个奔波在外的人的寂寞。当然，也是故乡的寂寞。
诗人田文海，脚踩现代和传统两只船，就像他游历般生活在西和的边缘一样，他的诗歌也在尝试着突变，他容易接受新事物的洗礼，他独到的眼光也似乎发现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困境，他意欲从口语诗里找到一些赖以挣脱束缚，从而抵达自由的东西，他努力让一首诗出现更多角度的解读，或者去追求一种博尔赫斯般无限延展的深意，他包容又独特。
吕敏航的诗歌语言紧促，情感直接饱满，意象繁杂，对文本也比较考究。其诗歌当中的乡村情结，使他有了对诗意进一步开掘的可能。
“张静雯的诗书写青春，在一种近乎麻木的人心中掘出一种隐忍的疼痛。”（《诗刊》2017年2月下半月刊），这是我初读张静雯诗歌时写下的一段话，这个80后的大女生，身上可贵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跟自己较劲似的每天写一首诗，这样的训练使她在诗歌创作上的技术日趋成熟。除此之外，她是身边的80后诗人中极少数的写存在的诗人之一，不为写诗而写诗，让她从很多平庸之辈里脱颖而出（如若在技术上成熟而缺少一颗诗心和诗人的品质，在诗歌创作上也只能沦为平庸之辈。）发表于《诗刊》2017年第二期的《如果我爱你》是张静雯这一阶段创作中一首相当重要的诗，她是把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活的琐碎、童心和静谧的诗意一点点流露，她一气呵成，层次分明，节奏错落有致，戛然而止时留给人的空白断层，让人恍然若失。我觉得她这首诗里还有隐藏在角落深处的“盐”和“疼”，她把爱情的信仰举过头顶，举过树梢，举得更高，从而让你看到那残忍的爱是那么沉重，那么真实，那么不顾一切。很少有一个人的诗能够这样的让气韵、词语、思绪和呼吸协调一致，中国当代诗歌，自舒婷《致橡树》以后，恐怕没有人敢用“如果我爱你”，而恰恰张静雯用了，她用的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自然流畅到毫无刀斧的痕迹。2016年，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联合多方机构举办的“破壳计划”，张静雯以绝对的实力得到胡续冬、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当代实力诗人评论家的一致认可，2017年张静雯诗集《365首：未完成》即将由理想国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陇南的80后诗人，终于打破了自费出书的历史（这是极其低调的说法，事实上，自60后诗人起，陇南这片土地上由出版社签约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也是凤毛麟角），我们有幸看到，诗歌还能在这个物质社会里与时代发生细微的共振，这是诗歌之幸，也是诗人之幸。
何培牧是从《飞天》大学生诗苑走出来的新一代校园诗人，这个内心有着清新尔雅和孤芳自赏的年轻小伙子，天生具备了诗人的气质，他温暖柔和，与周围的生活和睦相处，做到恰到好处的淡定和从容。他的世界有着江南的小镇，小桥流水，诗意盎然。《小镇系列》是何培牧在洛峪关坝任教期间写的诗，与其说是语言的表达，不如说是他营造出来的小镇。读其诗，方知小镇早已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很难走出来，但他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他的小镇使人沉醉、迷恋。让人忘却短暂的忧伤和不快。也许是源于一段浪漫的爱情，也许是源于其它，他生活在荒凉的西北，却把诗留在了江南，因此，他与甘肃很多的诗人不同。很多年前我读某位诗人的诗评，他说读甘肃诗人的诗，往往要多准备那么一碗水，来稀释诗歌里的干燥和沙子。何培牧的诗歌里有三月的细雨蒙蒙，窗外的世界变得湿漉漉温润，村庄宁静，万物初苏，思念消瘦，发丝变长。我想起他曾在关坝教学的那几年，依山傍水，以书为伴，他的小镇从那时候醒来。然后他让诗歌飞起来，读着读着，你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朗诵，他有着对诗歌整体的把握，不拼凑不间断，一首诗不到最后一个字永远不完整。他能把一丝情绪从零写到一，再写到一万，最后变成一个无限不循环的数字。 他的诗歌不深沉不颓废，唯美到极致，评他的诗歌，只能以一个相当不专业的角色介入，因为很多的溢美之辞在他那里都会黯然失色，很多的专业术语在他那里都会风吹尘散。
魏全民的诗，总是给人一种紧迫感，死亡、刀子、白骨森森的现实世界，或者任何一种黑暗的东西他都要让它曝光于青天白日下。基于此，他的诗歌总是比别人“暗黑”一些、独特一些。但是独特不是他诗歌的关键词，“暗黑”或许是。这个曾流行于网络的词汇，意在表达一种叛逆、不流俗、不盲从，撕扯固有的价值标准的状态。吃进去的各种食物与激素、喝下去的各种美酒与毒药，他都尽可能的让它们透明，它们无序杂乱，要穷尽所有的令人呕吐的词汇才能接近它们，因而显得无比真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真实，但他总是把自己写的痛快淋漓，却让那些追求唯美意境的读者感到无所适从。他批判现实，“在批判中，诗人得以看清世界的容颜和生存的真相，并借着批判超越黑暗，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信’，抵达梦想的彼岸（谢有顺《恢复诗歌的精神力量》）”，在魏全民诗歌一系列“暗黑”意象的底层，是他一颗火热的心难以与现实世界达成妥协，他敢于表达的一切愤怒，在他诗歌中沉淀成“一地鸡毛”，虽然他的诗歌尚未定型，但他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贡献已初见端倪——他彰显诗歌创作中的探索精神，他独立人格中总有着“杀开一条血路”的冲劲，这在反对当下诗歌圈只谈成就，不谈创作过程的在场性这一怪现象，又有着深远的意义。
按年龄来说，王亚亚的诗歌创作不算太晚，二十多岁，正是诗歌的年龄，与她的年龄不符的是，她的诗歌多出一份从容和生活的底色，我相信，这是天才诗人所拥有的品质，就如初春融动的河谷，那清晰的寒冷与清新的草叶萌动都让这天地呈现童真与诗心。发表于2017年《西汉水文学》（网刊，陇上犁主编）的组诗《亮出浅浅的蓝》是一组非常不错的诗歌，童话般的爱情，纯真而澄澈的情愫，又有着少女情结与沧海桑田、覆水难收的冲撞，让她在同龄人的诗歌当中脱颖而出。在诗歌地理上，她来自马元，这是西和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之乡，马元的山水人文熏染了她，造就了她，她的诗歌创作，一出手就显示出不俗的诗人的特质，她很容易就找到了诗歌之门。在之后的创作中，她的诗鲜加雕琢，像一块尚未打磨的璞玉，质地纯粹、干净利落。王亚亚成为西和新生代诗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王银霞，这个一贯低调生活，仿佛淡出热闹的诗歌圈的诗人，曾写出了《草海湖》、《轨迹》等一系列优秀的诗歌，她细腻敏感，感伤而真诚，波澜不惊，平淡从容。完全无法想象行动不便的王银霞还能写下这么多跨越地域的诗歌，在她的诗歌中，我从没有读出对生活的埋怨，反而是一贯的美，一贯的轻盈，诗歌丢失自我难以成诗，但要克制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王银霞，她愿意给世界一颗灵动的心，一束过滤掉阴霾的阳光。
李婷婷的诗轻盈，有犹如“针尖”一样的感伤，意象清晰，但情感朦胧，这样的对比，使她的诗歌有一定的张力，也具备了别致的美感。后期的诗想象奇崛、鬼魅、大胆，虽多写瞬间的感受，但均有很好的把握，有一定的厚重感。
王娜的诗歌多呈现较强的说理性，关注时事，多以典入诗，她喜欢用拷问的方式来展开诗学较多的维度和可能，她对诗歌的把握，和她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不可分割，因而她的诗歌也多“学院”一些，考究一些，这一时期她的创作多探索性，弱化个我生命体验，多呼吁与伤叹，是她诗歌的一个特色。乔荞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阅读、探索和尝试后，诗作清清新、精致，像三月的雨夜，淅淅沥沥，《四月的风》、《春暮》有丝丝青春少女的聪慧与灵动，她有一颗善于观察的眼睛和一只灵敏的鼻子，早春的树木，河流和花香都是她宁静时一个人写进诗歌的另一颗心，这诸多的心共同构成了她的诗歌世界，小巧一些，小女人一些，但紧紧握住了“自我”。王娜和乔荞，是西和新生代诗人中不断尝试、开拓的两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赵君平多写散文，在诗歌创作上也呈现不凡的气质，一组写甘南的诗耀耀生辉，不仅语言打磨的相当纯粹，其思想和文本也呈现出优秀的诗歌质地；杜富桂的诗平实、温暖，情感细腻饱满，于平静中娓娓道来；吕敏讷的诗歌作为散文创作的点缀，竟也如园中小花，自成规范，气象万千；钱三强诗承大家，作品气度不凡；何伟伟的诗歌多从现实生发，情感驳杂，宛如旷野荒草，但也不失率真；马跃军的诗歌以精致短小见长，诗歌兼有哲理性和缓慢抒情，严谨而不露声色，敦厚而小巧玲珑；还有秦枫、王建利、何芳、邵勋、姬宜修、姬彩娟、暮行、周文龙、魁子、阿冷、王小金、王秀芳等，其中部分诗人诗歌创作均初见端倪，部分诗人已有诗作发表，因文本所限，读他们的作品较少，构不成评说的基本要素，此处不再一一提说。
生活在西和的诗人，他们在这片大地上汲取诗歌的养分，并把诗歌作为对故乡的感恩回报给西和。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西和只能作为他们遥远的故乡，诗人和杏黄天和草川人这些年一直工作在外，他们取得的诗歌成就已经悲声中国诗界，他们诗歌的眼界和对他们诗歌的定位，已远远不能限于一个西北小县。除此之外，在外生活的诗人庞彩芹，其诗歌厚重，实力不凡，徐小英、赵慧娥、李林芳、赵小文等都已有较多诗作发表，他们的诗写已日趋成熟。
总之，西和这片大地上，蕴含着取之不尽的诗歌素材，有古老的诗歌遗风和优良的诗歌传统，这是一片诗歌的沃土，虽然当代新诗的创作还依然是“在路上”的状态，虽然毫不回避地说，他们的诗歌创作还处在懵懂的、摸索和开创阶段，诗歌和着时代的脉搏，未来尚不可知，我们虽处在的时代的风口浪尖，却不可能让诗歌飞起来，但关注当下，钟情诗意，热爱生活，感悟美好，却是全人类一致的追求。因而，西和诗人的诗歌创作正是与时代合拍，与灵魂接近，与山川大地和飞鸟灵兽相媲美的创作。为这片热土，他们讴歌，为内心，他们坚守，西和诗人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渐次走向开阔。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诗歌，人类最高的精神语言形式，它孤独的占领着文学的高地，“有些寂寞，但往往不失自尊（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为诗歌说一点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为物质文明奔波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西汉水流域的众多诗人依然闪烁着灵魂的光芒，这是诗歌的胜利，也是精神的胜利。
愿西和大地，富庶颐民，诗风长存。
——该文系诗刊社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西和《仇池·诗歌专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