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益人的突围 一场公益节的背后

前两天，有条关于“99公益日”的视频在全网疯传，其中有一个镜头：一名中年男子步履匆匆地走在街上，语气急促地打着电话：陈总，您先别挂，您先别挂，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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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36岁的梁海光为99公益日拍摄的宣传视频的一个画面，也是他10年公益生涯的真实映照：谦卑，热爱，坚忍，不放弃。

多年以后，当他再度为准备99公益日起早贪黑时，不会忘记自己公益路上的两个重要节点。

2010年，因为刚开始做公益他入不敷出，为了养活自己，只能一周去职业学校教商务英语两天，然后晚上再去做家教。混沌无光之时，结识了在花旗银行工作的Cherry，两人一拍即合，“满天星公益”诞生。

2015年，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知道了腾讯刚刚发起的“99公益日”。只要机构带项目顺利入场，不仅能获得网友捐款，还能得到腾讯和企业数额不菲的配捐。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从一穷二白的单纯热爱，到几经辗转建立专业机构。从夸父追日般的孤军奋战，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公益发展壮大。梁海光的公益故事，其实是相当比例的一批公益人，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样本和剪影。

公益在发芽

“因为长得略着急，加上年纪较大，学生时代他们都叫我光伯。”

梁海光向我解释外号的由来，咧开嘴发出爽朗的笑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周一原本是“满天星公益”的休息日，因为采访，创始人梁海光一大早便来到了办公室——他在广州海珠区小洲村租的一栋二层民居。

不上班的办公室，人稀稀落落，但书却随处摞叠。梁海光随手拿起一本儿童绘本，指给我看背后的条形码，表示所有的赠书都是有编号的，借阅次数可在系统查得到。

眼前的书，正是“满天星公益”的主要载体。梁海光通过建立图书馆等形式，在乡村地区进行针对儿童的阅读推广，这一做就是7个年头。

与许多公益人一样，梁海光的儿时家境并不富足。

他出生在广东茂名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小时候父亲就因车祸去世了。为了养活家庭，母亲带着姐弟两人，去城里做了炊事员。

梁海光与阅读结缘，就发生在城里。在村里生活时，他从未没读过教科书之外的书，到了城市后，他发现同学几乎每人都有课外书看。他买不起，就找同学借，感知到阅读快感的梁海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头扎进了书籍的海洋。厚着脸皮找同学借，偷偷摸摸在书店里看，到最后，他看的书比城里的孩子还多。

书给梁海光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一方面眼界开阔了，另一方面表达也越来越好。他的作文屡次见报，英文成绩也名列前茅，高考顺利考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进入大学后，他去图书馆做了学生管理员，又在大学里推动成立了读书社。书籍贯穿了梁海光的整个求学生涯，他认为“阅读改变了他”。

按照普通的剧本，接下来毕业进入外企，在职场打拼几年成为高管，似乎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但梁海光没有这样走，他有个心结：由于家庭贫困，他要么是被帮助扶持，要么会遭到歧视或欺负，一直以来内心都很自卑，直到他第一次参加一个公益项目。

那是在大一，他作为志愿者去阳春一所村小义教，短短的几周，梁海光发现自己也能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而自己又是如此的快乐。在孩子的身上，他看到了儿时的自己，他想帮助他们改变命运。公益种子在他心中发芽。

从此，梁海光每年都去支教，甚至在本应找工作的就职季，他也把时间交给了乡村里的孩子。母亲和姐姐不理解，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在做公益时，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2008年毕业后，他先是去了一家水产科技公司，工作之余并未放弃公益。后来，他渐渐发现无法两全，加之来自内心全职做公益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一年后决定离职，一心走向了公益事业。

坦白说，没有工作做公益，颇有点“泥菩萨过江”的意思。

前两年梁海光过得很辛苦，又去技校教英文，又去做家教代课，靠着每月1800块的收入，就着榨菜白米饭过活。

好在后来，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2010年他结识了在花旗银行工作的Cherry，两人都热心公益，认同阅读价值，并专注于乡村儿童。观念相近的两人相见恨晚，Cherry拿出了一笔钱，同时也分享了她的渠道和资源。

两人在2011年正式创立了一家公益组织，就是今天的“满天星公益”。从最初抱有一点”救世主“情怀，希望到中国各处最贫穷的地方建图书馆。到之后转变观念专注于县区域支持，在广东省、贵州省等地，携手当地学校共建公益图书馆，提供教师培训，开发阅读课程，让阅读成为当地孩子的一种习惯。

截止目前，“满天星公益”已经在全国建设了90所以上的公益图书馆，总受益师生超过20万人。

纯民间的公益组织，一路走来，充满坎坷。谈及创业初期的最大困难，梁海光直言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公益环境的缺失以及公益理念的滞后。

在行善捐助指数全球排名中，中国长期处于倒数行列。根据方德瑞信发布的《首份中国大陆公益行业月捐人调研结果》，中国大陆只有0.002%的人以月捐形式支持公益机构。而不远的香港地区，约有10%的居民参与月捐。

“满天星公益”最初收到企业捐款时，企业甚至指定需全款用于公益项目，一分钱都无法用于组织人员的薪酬和办公运营成本。而在成熟的发达国家，只要合理，捐赠款甚至大部分都可用于组织人员和办公运营开销。

这使得经费不足，人员薪水过低的现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制约了中国公益，特别是民间组织的成长与壮大。

平台的助力

“最开始接触‘99公益日’，我们是奔着配捐去的。”梁海光坦诚地说。

配捐，是腾讯公益平台推出的一个特别机制。出发点是为了激励社会公益捐款，腾讯公益以及参与企业承诺，会按照一定比例配合公众的捐款。

在初期，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1，也就是个人捐100，腾讯也捐100。公众加起来捐1000万，腾讯也捐1000万。

这种新鲜的玩法，既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热情，也激发了公益组织的参与动力。在2015年第一届“99公益日”的时候，梁海光就带着自己的项目参与了整个过程。

梁海光告诉记者，腾讯每年除了在99公益日上提供数亿的配捐外，还借助平台的影响力调动了成千上万家爱心企业的参与。2018年“满天星公益”收到了130万的捐款，其中公众捐款76万左右，腾讯和爱心企业的配捐加一起有60多万。

在这样的投入力度下，腾讯公益四年前发起的“99 公益日”迅速成长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场景最多元的全民公益行动日。就在刚刚结束的2019年“99公益日”，腾讯公布的官方信息显示：公众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累计捐赠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3.9999亿元配捐，9月7日－9日三天，累计捐赠额达到了24.9亿元，而参与互动的总人数也突破了8.82亿人次。

腾讯公益的成功，不由得让人想到马化腾今年给腾讯提出的新愿景、新使命——科技向善。

在信息科技与日常生活已无法分割的当下，向善，正是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除了不拿科技作恶，在涉及公众隐私、社会安全等方面守住企业良心，企业拿出利润来做普惠大众、回馈社会的公益事业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这种行为绝非企业单向的奉献。企业通过一定的公益活动和社会捐赠，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环境污染、残障关爱、贫富差距等），同时环境的改良，社会成员关系的改善也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拓展自己的消费市场，对企业发展也有帮助。

正如管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曾说的那样，企业要有核心的价值观和超越赚钱之上的使命感，才能做到基业长青。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公益上的创新走到了前头。无论是腾讯的“99 公益日”，阿里的“蚂蚁森林”，还是京东的“物爱相连”，滴滴的“里程捐赠”，都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的典型案例。

在互联网为中国经济赋能的大环境下，互联网公益也越来越被看好成为中国公益突破自身困境的一个有力武器。

在2019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中国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就提到，互联网给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带来的变革是深刻的，是伟大的，中国的互联网公益慈善已经驶上弯道超车的发展快轨。

腾讯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早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的，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也被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评价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中国样本”。

腾讯对公益事业很长情。在今年“99公益日”的启动仪式上，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表示，未来腾讯公益将倡导各方共同建设理性公益生态系统，关注与投入到捐赠人、慈善组织、受助人三者的长期连接，建立长期的慈善信任，建设长期的公益效率。

坚持的力量

“互联网+公益”在公益圈内并不陌生，在各大论坛与会议上被反复提及。《互联网+公益》一书将其本质做了明确的定义：“社会化媒体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关键是连接、参与和改变。”

这一点在“99公益日”的运营上显得特别突出。腾讯做公益从来不是花架子，而是真刀真枪。与其他几个互联网公司的具体公益项目不同，腾讯更专注于推动“全民公益”的平台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99公益日”称得上是为中国公益带来飞跃的质变因素。

在此之前，中国公益的主要参与者来自政府、企业、机构以及人口占比很少的富人群体。而“99公益日”诞生后，利用移动互联网化和社交化等创新手段，公益变成了人人可参与的全民活动，并搭乘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让“指尖公益”在中国蔚然成风。

公益解决的是社会痛点，多面向于弱势群体，尤其是政府行政手段所无法覆盖的地方。而这类问题的真正解决，终究需要公众的共同参与。

2017年曾刷爆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腾讯公益精选出由自闭症患者学员所画的36幅高清数字图片，并配上作者亲自录制的感谢音频，在微信中用H5页面的方式进行展示。

精美的画作，1元钱的亲民价格，转发分享的形式玩法，很快让这个项目成为爆款。上线仅一天，就有580万人次参与，完成了1500万元的募捐项目。

“互联网+公益”对发起者没有严格的要求，组织、个人均可成为发起者，传播渠道、传播范围不受限制，受众的参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这样的速度和规模，是传统的公益项目无法想象的。传统公益活动有着固定的流程，即官方发起——民众参与——目标达成——回访汇报。

“腾讯公益到底在做什么项目？”——记者询问身边的公益圈外人士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疑问。的确，“小朋友画廊”之后，近两年腾讯公益平台似乎并未再出类似令人印象深刻的爆款公益项目。

做了15年公益的梁海光，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公益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某种程度上来说，腾讯公益平台做的是一件“教育公众”公益理念的事。“这样的事，要有耐心，眼光要看长远。”他期待再过五年的“99公益日”更壮大的样子，他期待中国的公益生态进入更良性循环的未来。

事实上，“小朋友画廊”的爆发也并非一朝一夕的，这个项目在2017年之前已运作了八年，对于“不挣钱”的公益来说，这种爆发不是运气，而是坚持的结果。

而腾讯在坚持的是为公益机构赋能。腾讯为各平台成员提供了不少便利的工具——海报编辑、活动设计、文宣模板……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益组织的效率，减少了它们的学习时间，降低了公益组织融入互联网的难度。

据了解，今年的“99公益日”打造了更丰富多元的公益参与场景，制定新规则鼓励公募组织更大地发挥自主能动性，从而吸纳更多人群参与。

在配捐资源上，腾讯基金会除了拿出2.9999亿配捐之外，还将提供1亿元的非限定性配捐。所谓非限定性，也就是不限定资金用途，获得配捐的公益慈善类组织可用于组织运营与发展等非限定性方向。

对于普通民众，除了可以捐款捐物之外，还可以积“小红花”、玩“爱心接龙“用户捐行为后将会可能获得好运卡、配捐企业产品、电子书、电子课程、电子券等。

导流、互动，这些玩法固然新奇却都在常理，但有一项功能却让人会让人陷入思考，那就是腾讯公益平台上线的“冷静器”功能。捐款还需要冷静吗？腾讯的回答是：需要。捐款难道不靠冲动吗？腾讯的回答是：不！

冷静器的设置逻辑是用户需要确认对项目立项、执行等情况知情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捐款。陈一丹对此解释，腾讯不为了追求一个好看的捐款数字而鼓励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而是希望捐赠者理性思考，将一次性的行为转化为持久的行为习惯。

中国社会科学院把2016年定义为中国互联网公益元年。其中最核心的两点推动力，一是社交媒体的传播，二是移动支付的兴起。

2013年的新浪微博，推动了公益传播。2015年的微信捐步，开启全民公益。2016年的蚂蚁森林，新创虚拟公益与减碳植树的变现……

企业做公益，只有在自身擅长的领域发挥，才可能发掘和社会公益可能的交界。

而坐拥日活十亿多高粘性移动用户的腾讯，所打造的公益平台与全民公益日，通过理性公益的倡导和实践，正试着用自身技术和服务改变助推中国公益的发展，让每一个微小善行发光，让每一位真正的公益人行走更有力量。

作者 | 胡海阳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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