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与苏轼诗风的转变
乌台诗案与苏轼诗风的转变 作者：李勇
摘要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其诗，词，文，赋及书画等文学艺术皆成就卓著，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直接致使其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本文从“乌台诗案”出发，试探讨因此事件苏轼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的转变。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诗风，转变。
前言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代文豪，其诗、词、文、赋及书画等文学艺术皆成就卓著，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苏轼一生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抱有致君尧舜的理想，渴望建功立业，却一生仕途坎坷，尤其是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重大打击，对苏轼的影响比较重大，直接致使其被贬黄州后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关于乌台诗案对苏轼影响，历来颇受学者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例如关于乌台诗案对苏轼思想的影响研究，潘程环的《“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变化》一文，对苏轼乌台诗案后苏轼在追求功名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在功名上，苏轼由早年的满腔热情的追逐功名，实现“尊主泽民”的理想转变为随缘任运且超脱功名；在思想上，由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转变为以道家的“无为”、“齐物论”和佛家的“通达”为主。宋一雪的《浅析“乌台诗案”对苏轼思想之影响》一文，也对乌台诗案后苏轼思想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此外还有杨胜宽的《「乌台诗案」前后的苏轼》。
关于乌台诗案对苏轼创作的影响研究，桂天寅在其论文《乌台诗案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分析》中，对苏轼乌台诗案前后的诗歌创作情志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歌创作情志主要体现在奔放外露的不羁性格、致君尧舜的儒家情怀、时光易逝的焦虑情绪、归隐与否的矛盾心态四个方面，总体上以外露为基调。谪黄期间则以内敛虚静、随缘自适、平和超脱、幽怨婉曲为主。贺晓梅的《苏轼诗词创作风格与乌台诗案》一文，对苏轼乌台诗案前后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乌台诗案前期苏轼的作品积极入世，笔法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后期作品崇佛向道，风格上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周宝荣先生的《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一文，对苏轼“以诗托讽”的原因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深刻的研究，认为乌台诗案前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后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张帆在《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一文中，通过探讨乌台诗案使苏轼产生忧畏意识，进而分析苏轼的创作激情由诗到词转变，最后分析苏轼词风的转变，使词真正做到了言志、抒情、载道的工具。此外，还有赖巧琳的《“乌台诗案”对苏轼创作风格的影响》与李继华的《试论“乌台诗案”对苏轼思想及创作的影响》等等，对乌台诗案影响苏轼的诗歌创作风格也有论及。
尽管学术界关于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的研究皆面面俱到，成果丰富，但是，这些研究或侧重某一方面，或总体概述，缺乏对乌台诗案后苏轼诗风的转变的具体分析，鉴于此，笔者不避粗鄙，试从语言、创作技巧、思想情感等三个方面入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乌台诗案后苏轼诗风的转变作简单的探讨。
一.柏台霜气夜凄凄——乌台诗案
汉代时，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常栖宿乌鸦，时人就把御史台称作“柏台”或“乌台”，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宋代。宋神宗熙宁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等人从苏轼的《湖州上表》及其他诗文中摘句构陷，致其身陷牢狱，经过对苏轼三个多月的“根勘”审问，最终以“责苏轼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而告终，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此事件是苏轼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也是正史记录的重要事件。关于乌台诗案本身及发生的原因，自宋而今，关注的学者颇丰，有关著述更是百花齐放，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此不必赘述，只略举几例说明“乌台诗案”给苏轼心理、思想、处事方式造成的影响。
（一）心理的影响
元丰二年，神宗下令“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御史台派中使皇甫遵前往湖州追摄苏轼。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达湖州，立即将苏轼逮捕而去，孔平仲的《孔氏谈苑》里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押解的途中，苏轼几欲投水自尽，入狱后自觉生还渺茫，一边将自己常服的青金丹埋于地下，以备一旦必死，就服药自杀。一边与长子苏迈暗中约定，每日送饭只送肉菜，如有不测，就送鱼食。过了月余，一日，苏迈因钱粮用尽而到陈留去告贷，委托一亲戚为苏轼送饭，却忘记了告知约定，那亲戚偶得一条鱼，做好后便给苏轼送去。苏轼以为必死无疑，即赋绝命诗两首，托狱卒梁成转交弟弟苏辙，诗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诗题现在一般简为“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而将原诗题引出，是因为原诗题与这两首绝命诗最能真切体现一代文豪狱中悲苦的心理。尤其是“自度不能堪”句，将苏轼畏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载，苏颂当时也被羁押在御史台监狱，与苏轼仅一墙之隔，苏颂曾在狱中写到:遥怜北户吴兴（即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可知苏轼在狱中受尽凌辱。被释放后他即自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同时也可以看到苏轼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愿意谄颜媚上的傲岸性格。以致被贬黄州后，苏轼回忆狱中情景仍然情难自已，心有余悸:“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条，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乌台诗案巨大的冲击力，不得不使苏轼产生忧畏心理。这种忧畏心理就直接致使对诗文创作的顾忌: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二首）
甚至是骨肉至亲，也不敢有文字来往: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来往。（《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对苏轼心理的冲击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二）处事方式的影响
乌台诗案不仅是对苏轼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给家人和朋友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御史一边押解苏轼往京城赶，一边遣人到苏轼家中搜集“证据”。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苏轼说道:“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因为作诗文弄得全家惊慌恐怖，于是妻子王氏一边埋怨，一边将其书稿焚烧殆尽。对家庭的伤害可见一斑。
自苏轼下狱，新旧两派，朝野上下极力营救，甚至连湖杭两地百姓也为之作解厄道场数月，祈祷他早日出狱。元丰二年十二月，御史台作出终审判决，除对苏轼进行处置外，还分别对与苏轼有诗文往来之人包括张方平、司马光、李清臣等在内的众多朝野大臣处以罚铜的惩罚，可谓株连甚众。此外，受株连而被贬官的有三人，一个是驸马王诜，因“泄密”而被削两官，以致王诜自公主死后再无出头之日；二是苏辙，被贬为当时士大夫皆认为有辱尊严的监酒税务，贬往筠州；三是王巩，遭受的处罚比苏轼本人还要严重，被贬宾州，即岭南，蛮荒偏远充满瘴疠之地，而且也是监酒税务。“株连”如此，可谓甚重。对亲友的株连，苏轼怀有深刻的内疚感。同时，自下狱以后，亲朋多与之离散甚至交绝，对视朋友为家人的苏轼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之家人的劝诫，他不得不变得谨慎小心起来。
苏轼向来不注意节约，他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中说“ 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在给秦观的信中他也这样说道“初到黄州，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到黄州后，苏轼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乃至于身体力行，躬耕东坡，补贴家用，生活状况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年来贫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谪黄期间，在朋友远离，生活困顿，行为受限与环境恶劣的处境下，使苏轼不得不对自己的处事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鱼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
通过反思，苏轼认识到自己遭祸的原因是狂放不羁，才华外显，言语过激，“业障”太盛，于是便开始用释道思想来使改善自己的行为。处事方式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诗文的创作。
（三）思想的影响
乌台诗案前，受家庭、社会的影响，儒家思想占据苏轼思想的主导地位，他初入仕时期写的大量策论和奏议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子思论》中，他认为孔子“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又盛赞孟子“有所守”，对孔孟推崇备至。因而这一时期，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都是以儒家的忠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思想为主，表现了“尊主泽民”的积极入世精神。而对老庄学说，尽管他从小拜道士张易简为师，熟读老庄著作，但是他对老庄却持批判的态度。在《韩非论》中，他发出了激烈的批评:“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又说“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除了批判，老庄学说也只是苏轼佐证儒家思想的工具，他认为“庄子盖助孔子也”。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一方面生活困顿，精神上忧愤交加，另一方面，远离官场，无公事累身，得以亲近自然。思想上转而以佛老为主，儒家为辅，将儒家奋力有为，坚毅固穷的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蔑视丑恶，消解痛苦，最终达到坚定沉着，乐观通达，从容冷静，从而在“变与不变”中找到了灵魂的栖身之所。在《安国寺记》中苏轼写道:“余二月至黄，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作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与王佐才二首》他也说“近来绝不作文，如忏赞引、藏经碑，皆专为佛教，以为无嫌，故偶作之，其他无一字也”。可见，受乌台诗案的打击，苏轼开始真正地亲近佛教，修习佛教。而在《答秦太虚》中他写道:“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二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在这里，苏轼已俨然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士了。从作品是作家思想的表现形式的观点出发，随着苏轼思想的转变其诗风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乌台诗案的巨大冲击力，使苏轼的心理、思想及处事方式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便不难理解苏轼作诗文时的谨慎小心，多次叮嘱朋友“不须示人”，“看乞，火之”。这种变化，自然就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 然而，乌台诗案前，苏轼主要服膺儒家经国济世的思想，面对时事，正如他后来在上宋哲宗的奏议中也说“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同时，乌台诗案前苏轼不加掩饰的真性情渗透到诗文创作中，展现出胸怀浩荡、雄奇明快的自由奔放之气。下面，本文试从语言、创作技巧、表达思想方面分析乌台诗案前的苏轼的诗歌风格，进而分析苏轼诗歌风格的转变。
二.乌台诗案前的诗歌风格与诗风的转变
北宋是一个思想和话语都比较开放的时代，自太祖建国，就立下了不得杀言事士大夫的规定。苏轼生长于这样的时代，母亲程氏从小就给苏轼讲述《范滂传》，以古代仁人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进书塾后又闻先生讲述当朝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九大高风亮节之士的精彩事迹，在家兼得父亲苏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悉心指导。在家庭家庭教育与社会的影响下，可以说，苏轼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传统，并逐渐成长为“奋厉有当世志”之人。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出致君尧舜的儒家情怀。如在词《沁园春》中，他就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体现出强烈的入世情怀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展现出成功唾手可得的自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又唱出了“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溢于言表，展现了杀敌边疆的决心，且词风上开一代词风——豪放派。
苏轼强调“文以世用”，在《凫绎先生诗集序》里他就表述了这样的文学观:“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苏辙也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同时，苏轼早年性格奔放，为人坦率，言行不羁，是一个不愿违逆自己内心的人。他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故卒吐之。又说“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外放杭州通判时，友人提醒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面对不平的现实，他却坚定地说“使某不言，有谁当者？”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也说自己是“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已”。文与可在《往年寄子平》里更好地说明了苏轼这种性格:“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虢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嚣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综上所述，强烈的入世情怀，有为而作的文学观，再加上奔放不羁的性格，自然影响到苏轼乌台诗案前诗歌创作的风格。整体风格呈现出清雄豪健，雄浑奔放，挥洒自如的艺术风貌。具体论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直接明快
苏轼早年怀抱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个性奔放爽直，为人通脱。他的父亲苏洵在《名二子》里也忧虑地说他：“轼乎，吾惧汝不外饰也”，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他也自我评价说“交浅屡言深”。苏轼这种率真的性格反映到诗歌创作上，语言上往往体现出直接明快的特点。如《黄牛庙》:
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服箱。
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
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
诗首两句写黄牛庙的所在位置，直接简洁。接着写“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不事雕琢，真实地再现了祭拜黄牛的情景。接下来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山下耕牛辛苦劳作的模样，最后两句对黄牛劳作辛苦却饥寒交迫发出真情的哀叹，借牛喻人，抒发对社会不公的愤懑。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歌特征不仅语言直接，触处即发，还体现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技巧。
（二）“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
苏轼诗歌创作真正体现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赵翼在《瓯北诗话》里也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有的学者以为诟病。当然，这也是苏轼诗歌出彩之处，也是其有意变革诗风与学识丰赡、读书破万卷的表现。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寒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有天功。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诗前六句以散文的形式，叙述屏风上所画之物及形态。第十句转入议论，表达了艺术要自然、天工的观点。接着想象画松名家毕宏、韦偃就是屏风画作的作者，在作者的神机妙想下，才将孤松作于屏风，并发表了画家与诗人摹写物象手法相同的结论。最后劝欧阳修作诗慰藉毕宏、韦偃作结。诗的体裁为七古，但杂有九言、十一言，乃至十六言。这是苏轼以文为诗的创作，也是作者为了自由抒发思想感情而突破习惯限制的一项创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体裁的诗歌，在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从选择体裁的角度出发，体现了苏轼狂放不羁的性格与思想不愿受拘束特征。在整个北宋诗人群中，苏轼的诗歌可以说是宋诗的典型与代表。不仅如此，“诗案”前苏诗还主要表现出批判现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情感。
（三）批判社会现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情感
苏轼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一颗仁者爱民之心，在地方任上，常深入村舍，体察民情，积极为民请命，常将新法流弊的现实形诸笔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苏轼兼具一颗淑世救国之心，他年青时所作的有些文章就深刻地论述治国策略，渴望为国效力，因而，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为批判社会现实与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远望。反映社会现实的如《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王安石实行“新法”后，国家赋税只收钱不收米，造成了钱荒米贱的现象，农民为了纳税，只得将米贱卖，最后弄得钱和米都没有了。苏轼此诗作于煕宁五年，当时神宗要灭西夏，采用王韶的“平戎三策”，花了不少钱粮去“招抚”“沿边”的羌人部落，所谓“熙河之役”正开始。苏轼作此诗就是为了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全诗表现民生疾苦，又实为对新法的不满。最后“龚黄”句正话反说，将执行新法的统治者讽刺得入木三分。同时，苏轼将新法执行偏差带来的严重事实，形之笔端，给当权者参考，是有积极意义的。能有如此笔墨，不仅体现了苏轼体民恤民的仁者之心，更突显其可贵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体现渴望建功立业愿望的如《和子由苦寒见寄》:
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
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
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
念昔喜著书，别来不成篇。
细思平时乐，乃谓忧所缘。
无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
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
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
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燸。
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
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
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環。
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此诗作于宋英宗平元年，时西夏时常骚扰宋之边境。苏辙被派出使西夏。诗前十四句写与弟弟别离长久，尽管自己也有很多朋友，但还是不如与弟弟在一起的欢乐，最后回忆写弟弟因为用心而长坐读书，连坐席都生虱子了。后十二句歌颂人民热忱抗敌，“与虏试周旋”表示了自己抗敌的决心。尤其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示了热切的进取精神，展现出一副舍身报国的儒者形象。又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王水照先生《苏轼选集》引纪钧的评语云：“首尾谨言，笔笔矫健，节短而波澜甚阔”。“结处将无作有，两层搭为一片。归结完密之极，亦巧便之极，设非如此挽合，中一段如何消纳”。全诗散发浓浓的乡愁，却又写得瑰丽多奇、波澜壮阔。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奔腾，兴象超妙。将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并流露出豪迈之气，毫无半点凄婉之音，真正做到刚柔相济，典型地体现了清雄豪健的风格特征。
综上可见，乌台诗案前，强烈的儒家入世精神，在奔放性格的影响下，苏轼的诗作比较关注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诗歌创作总体上以外露为基调。然而，遭受乌台冤狱后，苏轼的诗歌风格是不是如之前一样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四）诗风的转变
如前文所述，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很大，致使其心理、思想、处事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歌创作风格是不是还像乌台诗案前一样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谪居黄州，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远离了官场，且又是个罪官，行动受限，同时生活贫苦。其次，思想上亲近佛老，并且颇有成效，他在《安国寺记》写道:“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污染自落，表里翕然，无所附丽”。在《答李端叔书》中，他也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经过释、道的一番修习，可以说，苏轼的性情是逐渐走向内敛的。
再次，戒作诗文是家人的殷切希望和朋友的忠告，苏轼是引起高度重视的，前文已有阐述，在《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二十一中，苏轼也说到:“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同时，对自己激切的言行，苏轼也有意识地自我反思:“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与章子厚参政书》）综上所述，苏轼是不是就这样放下诗笔了呢？当然也不是，苏轼是一个视创作为生命之人，乌台诗案前，他“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还在狱中，他就以竹自喻:“萧然风霜雪，可折不可辱”。刚走出牢房，又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诗写完，他自己都认为他已是无可救药。在赴黄州途中，他又有“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四野，悲歌为黎元”。（《蔡州道上遇雪》）可见，苏轼的创作激情是难以抑制的，更不可能轻易放下诗笔，甚至还写出了批判精神不亚于乌台诗案前的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二）但如前所述，谪黄期间，苏轼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的转变，更是诗文风格转变的一大动因。因而，在遭受文字冤狱后，身处人生的低谷，甚至仕途无望，苏轼还要用诗来阐释忧患的人生，抒发人生的压抑，描写生活的真实，诗风的转变，势为必然。
三.自爱铿然曳杖声——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风
中国自古就有“诗庄词媚”的思想，到了宋代，诗文仍然是文学的正宗，是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苏轼因诗文致祸，而诗文又是统治者关注的对象，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的主流文学。贬谪黄州后，苏轼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和艺术不得不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故王水照先生说，苏轼的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当然，我们都是凡人，面对乌台诗案这一大人生打击，苏轼的内心自然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深刻的人生思考，苏轼更多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保持着冷静、达观的态度。由于生活环境、人生哲学的变更，苏轼的诗歌的创作个性、题材、体裁、内容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诗歌风格一改乌台诗案前的大漠长天、汪洋恣肆、驰骋纵横的作风，向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空灵隽永的艺术风貌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平淡质朴
受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一方面，苏轼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开始用释、道思想来消解痛苦，嬉笑怒骂的政治诗不再作了；另一方面，谪居黄州，戴罪无事，得以亲近自然风光，诗歌风格在语言上呈现出平淡质朴，清旷自然的特点。如《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其一: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春。
此诗写暮春雨晴后景色。四望亭在雪堂之南的高阜上。首句写雨过后由于水的压力浮萍自然合拢起来，次句写雨过天晴，稻田里的青蛙叫得特别欢快。接下来写作者行至定惠院小山上之所见：前几天还很繁盛的海棠花，而今全都凋谢了，竟如梦一场。下句写梅子正在成熟，有了收成的希望。五六句写作者拄杖缓步郊野，看到田间地头的野菜并动手挖起来。秋千架上没有人，大约是刚刚雨过天晴人们忙于农事的缘故吧！尾联写作者在行走途中，看到了许多芍药，独自在暮春开放，殷勤地送走春天。此诗语言平平淡淡，没有夸张，没有比喻，一切就像溪水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孔凡礼先生说，平淡是这首诗的境界，也是这首诗的风格，却淡而又味。又如《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元丰六年冬的一个夜晚，作者拄杖独游，作此诗。
全诗诗眼一个“清”字。首句开始点清，东坡幽静，清；夜也是清；“月色”也是清的。而雨洗后，更清。作者置身于清净澄明的环境中。全诗的环境就是“清”。第二句写行，作者夜里独自出来活动，“市人”活动已经结束了，大地一片空旷，这种空旷，也是一种清。最后两句写行的过程，用“莫嫌”“自爱”来避免表达上的平直，也表现自己的心理活动。作者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独自前进，一边聆听着手杖与山石互相撞击而发出的有节奏的铿锵声。这样的情景，更是一种清。只有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才能享受到，才能欣赏到大自然的清之美，这就自在自得。纪昀评:“风致不凡”。王文浩《苏文忠公编注集成》评此诗“出自天成”。此外，如《东坡八首》、《南堂五首》等也是以这种平淡质朴的语言写出，娓娓道来，自然天成。此外，谪黄期间，诗歌的创作技巧渐趋成熟。
（二）成熟的创作技巧
乌台诗案前，苏轼的有些诗歌不免带有刻意雕琢，缺乏锻炼的痕迹，尤其是他“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历来多受学者诟病。客观而论，这种肆意放笔确实能带来清雄豪健的风格，但毫无疑问，这种方法确实存在缺点，清人纪昀评论其诗“犷气太重”，后人亦多谓“伤率、伤慢、伤放、伤露，伤直”。而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歌创作技巧更趋成熟，呈显出一气呵成的特点。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水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诗写于元丰四年。第一二句写自己多日未出门，而不知道春天已然来临。第三四句写途中所见，流水汩汩，草色青青，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第五六句写饯别之景，点出“荒”、“浊”，不加修饰，而见客主之间的率真，更显现友人的深情厚谊。最后两句回忆去年来黄州时途中梅花细雨过关山时令人魂断的难忘情景，而今日诗人也在行途之中，岂不更令人断魂？此诗出语天然，不加修饰锻炼，更显洗练老成。方回的《瀛奎律髓》评云:“坡诗不可以律诗缚，善用事者无不妙。他语意天然者如此，尽十分好”。可谓中评。纪昀评此诗云:“一气呵成”。也可说深中肯户綮。此外，此诗的同韵诗也写得是老练成熟。除了成熟的表达技巧外，乌台诗案后苏诗表达的思想情感主要是幽怨的贬谪心理。 （三）幽怨的贬谪心理
遭受乌台诗案突如其来的打击，被贬黄州，正直中年的苏轼却似乎仕途无望，因而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苏轼的诗歌创作主要表达幽怨的贬谪心理，如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
也只遭遇有深意，股票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胡凤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
其首八句写海棠生长环境，写外在感受，作者叹花“幽独”，又赞赏其“嫣然一笑”，自然高雅。“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句，用美人的表情、动作来描绘海棠的姿态，比喻手法的运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句写海棠的神情。“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句写海棠的风韵风格。“先生食饱无一事”至结尾，作者抒发感慨，从先生闲情逸致到与海棠相逢，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最后写海棠未免凋落而惆怅作结，实际上，以花喻己，抒发“有恨无人省”，“飘渺孤鸿影”般落寞孤寂的感情。纪昀评云:“纯以海棠自喻，风姿高秀，性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作者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不能如此”。莫砺锋先生说，此诗所展现的深沉的寂寞之感是东坡此前的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流贬黄州的经历使东坡的诗歌进入了全新的境界。又如《和秦太虚梅花》，也展现了幽怨哀婉、孤独自怜的内心世界:
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
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
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
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
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
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
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
这是一首和秦观的诗。作于元丰七年。秦观，字太虚，一字少游，号淮海居士，苏门四学士之一。
诗的前四句高度评价秦观的原作。继而叙述赏花的过程，接着写与梅花的情缘，最后四句抒发自己感慨，由于自己心绪不佳，去年、今年皆辜负了梅花。而这种不佳的心绪，正是贬谪所带来的。末句写春天已经归来，只有收拾梅花落蕊还给苍天。抑郁之情，不能自已。此外，在《寒食雨二首》其二中，更表现出作者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力，“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指代环境恶劣，生活困顿艰辛。“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反映了作者深感进退两难的迷茫无依，最后更是发出了“也拟穷途路，死灰吹不起”沉痛的哀叹。此外，苏轼诗歌风格的转变还体现在对现实流弊的思想态度上。
（四）冷静平和的态度
乌台诗案前，面对社会流弊，朝政得失，苏轼“缘诗人之义，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出语兴到拈来，辛辣剀切，敢怒敢言，连司马光也承认敢言不如苏轼。因此乌台诗案前，苏轼很多反映现实的诗歌几乎是直接明白，嫉恶如仇，直刺朝政得失，毫不留情。如《山村五绝》，讽刺王安石的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祸害直接大胆，切实尖锐。又如《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直刺王安石的科举制度，毫不留情。再如《吴中田妇叹》，“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讥讽免役法等等，也因此御史们弹劾他时就说，社会上只要有些风吹草动，苏轼皆归咎于新法。可以说，御史们确实是抓住了关键的。而贬谪黄州期间，同样面对社会流弊，苏轼一变之前的直接激切、针尖麦芒，转而以从容冷静的态度应对，如《鱼蛮子》: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
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
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
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
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
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
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
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
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
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
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
蛮子叩头泣，无语桑大夫。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诗的前四句概括鱼蛮子的生活，接着从“异哉鱼蛮子”到“何异獭与狙”具体描写鱼蛮子的生活，因为长期在水中生活，人也变成畸形，成了侏儒，活着就像水生动物獭与狙，叙述客观、真实。最后八句转入议论，因为租赋沉重，说人间不如鱼蛮子的水上生活，但是却有人又要打鱼蛮子的主意，要他们交税。末句以“蛮子叩头泣，无语桑大夫”作结，更深刻地体现了现实的残酷。全诗以冷静的言语客观地将现实娓娓道出，“不指斥乘舆”，也不“归咎新法”。同时，纵观苏轼谪黄期间的诗歌创作，像乌台诗案之前那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诗风的诗作确实少之又少，故周宝荣先生说，苏轼后期的诗歌已偏离了“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的价值诉求，其现实主义空间空间亦随之缩减。
总之，受乌台诗案的打击，贬谪黄州后，苏轼的诗歌创作具有一种不同于明显不同于乌台诗案前的独特风貌。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结语
综上所述，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歌创作整体风格呈现出清雄豪健，雄浑奔放，挥洒自如的艺术风貌。谪黄期间，“驰骋翰墨，斯文一变”，转变为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空灵隽永的诗歌风貌。通过对诗案前后苏诗风格的分析，窥探乌台诗案诗案这一文字冤狱对一代文豪的影响，自宋而今，类似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并不鲜见，后人或“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成绩皆相当可观。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自然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而探究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这一课题，对群策群力促发展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然而，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离开黄州后，苏轼又唱起了豪健清雄的歌声，如“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岐亭五首》其五）“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血色壁”。（《郭正祥家，醉书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似乎又回到了文同笔下熙宁初的狂放面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风格，还待进一步研究。总之，通过分析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诗歌风格，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重大政治挫折对一代文宗苏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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