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发生的《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二月初十，一个春寒料峭、北风凛冽的日子，《南山集》的作者、“钦犯”戴名世，在京师被处斩刑。这位文章大师、桐城派的先驱，用颈项中喷出的鲜血，为其年满花甲的生命，画上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句号。
山环水抱的桐城，真可谓人杰地灵，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即以此地为摇篮。桐城一带，大山连环，犬牙交错，又濒临长江，乃是江淮间山水名区。
戴名世就生长于这桐城的佳山秀水之间。他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字田有，又字褐夫，号药身，还有个别号叫忧庵。学者们又称他为潜虚先生。又因姓氏书上说戴氏出于宋姓，所以又称为“宋潜虚。”
桐城戴氏一族，约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婺源迁来桐城，到戴名世之时，已是三百余年。其祖上一直以“孝悌力田”治家，世居于南湾。戴家在名世高祖戴南居时曾为桐城显族，“以资雄乡里，”但到他父亲这一辈时，戴氏久已式微零落了。
名世的父亲戴硕，字孔万，号霜岩，一号茶道人。戴硕是个清贫而厚道的读书人，于诗于文都颇有造诣。他写文章不打草稿，在庭前阶下徘徊数日，然后就落笔而成，不改窜一字。尤喜为诗，诗中所发多悲思凄楚之音，共有诗稿一百余卷。戴名世成为有清一代的文学大师，是与乃父的家学熏陶难以分开的。
戴硕有学问，有才气，却一生坎坷，只以开馆授徒为业，收入微薄，家境清寒，时常缺米断盐，家人儿女依依啼号。戴名世小时候身体多病，家又甚贫，6岁前未尝从塾师学习。但他又酷爱读书，从小养就了一种耿介孤傲、不通时务的性格。父亲望着他，慨然叹道：“这孩子将来还是一个‘我’呀！”
戴名世6岁开始从塾师受学，其中因为有病未能专读，但他极为聪颖，五年之内，就精通了《四书》、《五经》。以后经史百家无不咸通，极善于写作古文。
到了20岁时，戴名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也当了一名乡村塾师，授徒养亲。同时，他又遍访名师，多有请益，手不释卷，学问大有长进。他向当地一位学者潘江请教，又经常从潘先生手中借书来读。
康熙十九年（1680年），戴名世28岁，入县学当了诸生。这年冬天，父亲戴硕客死于陈家洲。
康熙十八年（1679年），戴硕授徒于舒城县山中，到夏秋之际便打点行装回到桐城家中。忽然，脚上生了疮，疼痛难忍，过了一个多月稍稍好些。又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足疮大有好转。这时，陈家洲的吴家来请父亲去做馆，戴硕便应允前去。
临别时，名世送父亲到城郭之外，依依惜别，未曾想到此行竟成永诀。戴硕到陈家洲五十天便去世了。戴硕在陈家洲不到两个月，与洲人相处极善，他死时，洲人都掩面而泣：“老天不长眼睛啊！”名世对父亲之死痛彻心脾，他在《先君事略》写道：“呜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穷死、忧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为终天之恨，没世而不能已者也。”
又过了四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戴名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转机。这一年是从全国选拔优秀生员入国子监学习的例年，派到安徽来的督学使者李振玉早就听到戴名世的文名，有心成全他，于是，便推荐他入国子监学习。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冬天，戴名世便到了京师。在京师这段时间里，他交结了许多天下名士，在一起讨论文章，排议时政，臧否人物，越发磨砺了思想锋芒，也看到了京城红尘中的种种丑陋世相。
第二年，他离开了京城，应山东学使之聘，遍历了齐鲁之境。到康熙二十八年（1690年），他又入京师，住了三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他的元配夫人李孺人去世了。后来他又遍游江浙一带，来往于金陵、京师之间，他的足迹，踏遍了江浙山水名区，游览了烂柯山、雁荡山、大龙湫、赤城山、天台山等名胜，写下了许多游记妙文。
这期间，他在金陵的弟子门人尤鹗，把平时所藏先生的古文百余篇整理出版，题书名为《南山集偶钞》——也就是后来惹下杀身之祸的那本书。当时，戴名世已在故里南山买宅，以为日后隐居之所，故此把文集叫做《南山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戴名世应顺天乡试，一举成功，中了举人。第二年的会试，他却被黜落第，于是，又从京师再到吴中、淮上等地。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戴名世忽然时来运转，会试中获了第一名，殿试又钦点一甲二名进士，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榜眼”，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
戴氏一族，几代也没有人这么“出息”过，连戴名世也觉得这幸运降临得很是突然。但他这一年已是57岁了。快满花甲的老人，头上早已华发皤然了。——活生生一个“范进中举”。又过了二年，戴名世以《南山集》而获罪，又过了二年，戴名世被康熙帝下令处死。
戴名世性情狂放孤傲，愤世嫉俗，在国子监时被人指为“狂生”。对于世俗的龌龊，他难以忍受，常在文中加以抨击指斥，因而，很多人说戴名世“好骂人”。他与人交接，极有原则，对于一二奇伟魁特之士，他愿倾心交往，相与谈论古今成败得失，喜而相欢，悲而相泣。但他觉得这样的人太难得到。于是，对一般的俗人，他拒绝交游，自甘废弃。
戴名世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愿意和他交游。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十四岁的钱名世正是才华横溢之时，他一连写了《响雪亭记》、《意园记》、《范增论》、《钱神问对》、《金正希稿序》、《左忠毅公传》、《窦成传》等有名的文章，在士林中享誉甚高，人们交相传阅。
这年秋天，有一个上午，平素几位相熟的朋友敲开戴名世的门，来拜访他，手里还提着酒肴。宾主落座，彼此寒暄了几句。客人中一位年龄与名世相仿佛的秀才开口说明了来意。这位秀才，面色白皙，眉目清朗，坐在名世对面的椅子上，稍稍欠了欠身，对戴名世拱手而言：“名世兄才高八斗，满腹经纶，江淮士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况且吾兄不惟文章盖世，学识渊雅，兼之人品高洁方正，也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数人平素与兄多有往还，心甚仰慕，多蒙兄之教益开导，时如醍醐灌顶。惟恐交之不诚，谊之不久，于是，想与吾兄义结金兰，重以盟誓，不知吾兄肯否俯允？”说罢，走下椅子，弯腰欲拜，另外几位年轻的士子也都起身欲拜。
戴名世却不冷不热发了一大通议论，他也拱了拱手，对诸位士子说：“岂敢！岂敢！我独处惯了，不愿相聚热闹，自古以来，人们因为彼此不相信任，方才结盟，所以，真正的君子是不屑为盟的。况且，诸位君子也知道交友之道吧！交友之道，其初慎之又慎，才会没有“不终”之患；而交情过密，反倒是疏远的萌芽。
现在，一些乡曲之士，因为习气相近、年齿仿佛，于是便忽然而聚，呼兄呼弟，用不了多久，便各奔东西，视同路人，甚至于反目为仇，也不在少数。所以我越来越与世隔绝，而宁愿与鹿豕为群。诸君之美意，名世当面谢过了，只是难以领受。”这几位士子满腔热火而来，没想到被戴名世泼了一盆冷水，十分尴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无言以对，只好说：“告辞！告辞！”便悻悻离去了。
戴名世文名愈大，愈遭世俗之妒，加之为人耿介狂狷，得罪了许多人，甚至于桐城人在京师的，都相戒不道戴生之名。而戴名世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不阿附取容，不趋炎附势，自有其风节。为此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如他指斥吏部侍郎赵士麟假借他的名字为文作序一事即可见之。
赵士麟乃是当朝的吏部侍郎，手握予夺大权，声势煊赫；戴名世是一代名士，文名贯耳，赵士麟常以风雅自命，以“好士”为面具，他拼凑了一部文集，觉得应该找一位名家作序，这样才似乎提高文章的“档次”，扩大自己的影响。找谁合适呢？他想了一下，觉得戴名世为他写序，最能抬高自己。
于是，便托了一位与戴相熟的朋友，为之说项，请戴为赵氏文集作序。戴名世从未和这位赵少宰接触过，却也风闻过其好士善文之名，于是，便答应了为之作序。后来戴名世因事离开京城，回安徽家中，赵士麟亲往送行，这也颇令名世感动。赵士麟让大轿停在一边，命人拿过酒盏，为名世饯行。他对名世再三说：“仁兄此去尽快回京。在下文集刊刻殆将完成，专候仁兄大序为之生辉增色了！”
名世应允：“我当速去速来，以拙序为公之大著尽一分绵薄之力。”名世走了二十几天方才到了桐城家中，家中有许多事情待他处理，名世往返奔波，心绪不宁，也就把作序的事暂且放在一旁了，无暇为之。赵士麟等不到戴名世的亲笔序文，很是焦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因为序文没到，文集便无法刊行问世。
赵士麟实在有些等不及了，便另请了一位文人“捉刀代笔”，以戴名世的口气写了一篇序，然后署上戴的名字，付之刊刻。赵士麟为此事特地写了一封信告诉戴名世，说序文不及等待，已请人代作了，请仁兄原谅，等等。
戴名世收到赵的来信，一读之下，十分气恼。他对这种行为不能接受，不能默认。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就是皇帝老子也不能假冒我的名义。于是，他援笔作书，辛辣地挖苦了对方，并责其马上把那篇“假冒伪劣”的序文撤下来。这就是有名的《答赵少宰书》，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戴名世不过是个江淮鄙人，在朝中无官爵，在天下无声誉，而阁下乃朝中大员，出持节钺。为阁下之文作序者都是公卿大夫，而阁还是勤勤恳恳要求在下之文，难道不是因为在下人虽微贱而言有可取吗！
立言之道以《易》为著。《易》中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修辞立其诚”。立诚方为言之有物，如其不然，虽是文采绚烂，工丽可喜之作，也无非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这乃是君子所不取的。代人作文，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也非他的意思，我的辞语也非他的辞语。这种“捉刀”之文，是剽窃，是假冒，是欺谩，诚望阁下把此代作之文削而去之。
此信一出，已使赵士麟极为不快，戴名世又把它收入《南山集》中，公开刊行，更使赵大丢面子，当然，两个人的关系也就彻底破裂了。诸如此类的事，非止一件，无怪乎世俗之人多以“狂怪之士”以目戴氏了。
其实，戴名世与世俗的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当日士风、科举时文的诅咒抨击，这惹得许多人大为反感。比如他在《四家诗义合刻序》中指斥当日士林对于经典断章取义，仅仅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当大比之年，辄取其所治之经删而阅之，择其可以命题者，为雷同腐烂之文，彼此抄袭，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入格，……士风之苟且至于如此，而五经之不芜没也几希。”这是深中时弊的。
他从少学为作文，就深恶趋时之作，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作文字不悦于世俗。戴名世早年科场失意，原因盖在于此。后来，他也学乖了一些。明白了没有“时文”这块“敲门砖”不用不行；再加他的文名越来越大，终至在57岁时高中金榜。但他平素为文，仍都是峻洁顿挫的古文。他的特立独行，必为世俗所不容。
戴名世志在修史，并以良史自期。他的最大愿望是修一部明代的信史。康熙朝从庄廷史案，后考数十年内没有大的文字狱，文网较松，戴名世忘乎所以，想把有明一代全史的真面目反映出来。于是，他平时就注意搜罗、考辨有关史料，尤其是南明几个小王朝的史料，更是他注重搜集的目标。
他在《南山集》中采录了方孝标《滇黔纪闻》中一些关于南明的史事，并用了南明的年号；又写信给其门生余湛，让他提供从僧犁支那里得到的见闻，以便互相勘对，这些，都在尤鹗为他刊刻的《南山集偶钞》中留下了痕迹，也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戴名世高中榜眼，鸿运当头，但他已是两鬓苍苍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欣喜万分的，戴氏一族几代都没有过这样的幸运，如他自己所说：“家世躬耕读书，仕宦皆不显”。如今一旦高中，可谓门楣生辉。虽然已近花甲，毕竟功名得遂啊！
不久，戴名世被朝廷授以翰林院编修这样的显要职务。戴名世走马上任，容光焕发，他还是那种孤高耿介的体性，对于一般苟且取容的庸官俗吏，他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是见了宰辅大臣，他也是合手一揖，再无他话。
常与几位友人饮酒纵谈，旁若无人。那种“狂士”的派头，并没有因为身着官服而收敛多少。在一班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官员眼里，戴名世真是个怪人；而那些善弄权术、惯于整人的朝臣，更是伺机罗织罪名把他扳倒，再踏上一只脚！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的一天，左都御史赵申乔向戴名世发起了“突然袭击”，——其实是蓄谋已久的，赵申乔据戴氏《南山集》参劾，指斥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所据的“罪证”主要是《南山集》中《与余生书》一文。文中提到南明的小朝廷年号“永历”。
这个“余生”，是戴的门生余湛。余湛认识一位叫犁支的僧人，犁支其实原是永历小朝廷的宦官，自然了解永历朝一些事件的内幕。犁支曾对余湛谈及过一些南明史事。余湛自然也就对老师提到此事。戴名世有心修治一代明史，对这些史料尤为留意。而戴的友人、同乡方孝标曾有《滇黔见闻》一书，写的内容也有南明永历的史事。戴名世两相参照，发现互有异同，于是便请余湛帮助查问核对。赵申乔在《与余生书》中找到了把柄，便把戴名世告了个“大逆”，并且引出了方孝标案。
赵申乔平素为人道貌岸然，官声不错，但此人城府幽深，难以测度。赵申乔想对戴名世捅刀子，已非一日，其中另有隐情。原来戴名世在会试时是第一名，殿试时得的却是第二名，头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得去。赵熊诏的名气远远不及戴名世，之所以能高中榜首，据说是乃父赵申乔的“幕后功夫”起了作用。
赵申乔恐怕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罗织罪名，企图置戴于死地，除去这个“隐患”。他在参疏上特意说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戴名世性情孤傲狷介，很多朝臣都不满于他，如今有了机会，正可以“投井下石”，于是，这些人积极行动起来，在《南山集》里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刑部的审讯结果连同判词，一起上报到康熙帝那里。刑部文件中引《与余生书》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见闻》一篇的原文上奏，康熙帝看了好生恼怒。作为一个满族的皇帝，对于任何否定清朝为正统的言论都是颇为敏感的，康熙算是颇为开明大度的，但他看了刑部的报告和赵申乔的奏疏，也不免心头火起：“朕亲自擢你戴名世殿试第二名，又不顾吏部的非议，授你为翰林院编修官，不曾想竟然如此狂逆！《与余生书》中竟然直书什么‘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这岂不是在否定顺治朝为正统？”
康熙帝又见“吾乡方学士”，以为是那个在吴三桂伪朝当丞相的方光琛的儿子方学诗。吴三桂在云南称帝造反，被清廷平定之后，方光琛及其子侄都被俘被杀，只跑掉了一个方学诗。在满文里“士”“诗”同字同音，康熙以为这“方学士”就是“方学诗”，此事竟与“叛贼”有瓜葛，自然更加引起康熙的重视，他当即询问：“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左右无法回答。后来，再经审问，方知是桐城的方孝标。一个是桐城的方氏，一个是歙县的方氏，虽同姓却不同族，并无干涉。
说起方孝标，也是经历很复杂的一个人物，这里须略叙数语。
方孝标，原名玄成，字孝标，后因避讳以字行，别号楼冈，是少詹事方拱乾的长子。方孝标是顺治六年（1649年）的进士，曾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并两次被任为会试同考官。顺治十一年（1654年），世祖（顺治帝）亲自选拔了7个人“侍帷幄备顾问”，孝标即在其中。世祖呼其号“楼冈”而不称呼他的姓名。一次，世祖对别人说：“方学士面冷，可以当吏部尚书。”可见顺治帝对方孝标是很赏识的。
方孝标因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受牵连。这一年江南乡试，正考官是方犹，副考官是钱开宗。方孝标的五弟方章钺中了举。外面物议沸腾，说此次考试，录取不公，反响最强烈的是方犹徇私录取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很快地，给事中阴应节参奏于世祖：“江南主考方犹等作弊多端，其中最显著者如被取中的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孝标、亨成、膏茂之弟，与方犹联宗，乘机滋弊，请皇上提究严讯。”
世祖览此，勃然震怒，先把方犹、钱开宗及同考试官革职，并把中式举人方章钺等逮捕来京。顺治十五年春3月，世祖亲自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先将本科准作举人75人，其余罚停会试二科24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14名。到11月，案件处理完毕，世祖亲定方犹、钱开宗处斩，同考试官均即处绞，方章钺等八人都责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宁古塔。
过了两年，世祖每见到方孝标的旧讲章，每每称道为“才人”。孝标的儿子方嘉贞上书诉冤，于是，世祖传旨，詹事方拱乾，学士方孝标父子释归。
转眼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方孝标有位好友在贵州贵阳府为官，孝标一直向往滇黔山水风光，于是便动身赴黔，一是往访好友，同时也借此游览一路上的山水景致。
不久，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贵州巡抚附逆，于是，外间来的游客在云、贵者都被扣留。方孝标当然也在其中。方孝标为了逃离此处，于是假装发狂。正在吃饭时，忽然嚼碗，把牙都硌掉了。他把自己弄得满脸乌黑，然后，对着别人龇牙咧嘴做鬼脸，无论下面是污泥还是屎溺，他都随便坐卧，弄得身上臭秽难闻。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看守者以为他真的疯癫了，对他的看管松多了，于是，方孝标瞅个空子逃了出来，他剃发为僧，取法号为方空。
他穿着僧服，从小路跑到了湖南衡阳，见到大将军裕亲王，亲王对他的行为十分嘉许，待如贵宾，又要把他推荐给朝廷，孝标力辞道：“在下家有老母，八旬有余，日夜望儿归，今日得以不辱之身归见老母足矣。”亲王称赞他说：“方先生真可谓忠孝两全啊！”
孝标归来之后，便追记在云贵一带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滇黔见闻》。戴名世与方孝标同乡。孝标晚年声名尤著，戴名世也是一时名世，两人曾有往还。名世在方孝标处见到《滇黔见闻》，如获至宝，后又听余湛说犁支事，便请余湛进一步为他采访犁支，进一步搜集南明轶史，这样，便在《与余生书》谈到了“方学士”的《滇黔见闻》，使方孝标遭到了身后之辱。
与此案有牵连的还有戴名世的门生尤鹗，是他捐资刊刻了《南山集偶钞》；为戴名世《南山集》、《子遗录》作序的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等，再加上余湛，除了王源、朱书已经病故外，一律都被逮到刑部大狱，戴、方两家子弟都被株连逮捕。
刑部提出了判决方案，只待皇帝朱笔御批了。刑部的判决是这样的：
审察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内有大逆之语，应即行凌迟处死；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见闻》内也有大逆之语，应开棺剉尸，戴名世、方孝标两族16岁以上男子，俱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发配功臣家为奴。江灏、方苞为戴名世悖逆之书作序，俱应立斩。等等。
对于刑部的判决意见，康熙帝再三踌躇。时值他花甲华诞到来之际，他不愿大开血光，使全国笼上一层阴影；但是像戴名世这样有能量不安分的士人，杀上一两个，也可以戒惧党社，使士人安分守己，尤其是让他们记住，大清朝是万不可非议的，谁敢稍有造次必有性命之虞！于是，他缓缓提起笔来，批道：
戴名世从宽免于凌迟，着即处斩。其他议斩人犯从宽免死，依律下狱。
一代名士戴名世，惨死在“文字狱”的鬼头刀下。他的弟弟戴辅世，收拾了兄长的遗体，从京师扶榇归里，腰中的白布带，在凄紧的风中飘抖着，车轮吱呀，悠悠地唱着一曲悲伤的挽歌……
戴名世所以获罪，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孤高耿介，愤世嫉俗，引起有些人对他的嫉恨，但更主要的不在于此。它仍然与清王朝根除抗清情绪的既定方针密不可分。《南山集》中并没有诋毁当朝的言论，不过是采录了一些有关南明的史事，保留了南明的年号。
戴名世在他的观念里自然是认为应该给南明三朝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放在史学范畴来说，不过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已，何至于有杀头之罪？但在清初的统治者眼里，可并非如此单纯，他们认定这是“大逆”之罪，因为它与清王朝的大一统思想有所抵触，承认了南明存在的合理性，就意味着对清王朝的“不敬”，甚至被认为是潜藏着反清思想。所以，戴名世被处以重罪，也是可以想见的。
《南山集》案是康熙朝两大文字狱之一，与庄氏史案相比，算是宽缓多了。此案只杀了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有牵连的人都从宽免死。康熙帝与雍正、乾隆相比，毕竟是较为宽仁的。再说当时离康熙的六十寿辰仅有一个多月了，康熙也不想诛杀太滥，破坏了喜庆气氛。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南山集》案的处理相对宽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