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愧怍 无声的抗议

根据文献研究、课堂观察和个人的阅读实践，笔者以为杨绛散文《老王》有三处阅读难点：一、杨绛对老王临终前送油蛋时的外貌描写，二、杨绛明知老王很快就会去世，为什么十多天后才在碰见老王邻居老李时才顺便问他的情况？三、当老李讲述老王葬礼的情况时，作为朋友的杨绛为什么“没多问”丧礼和相关事宜？

本文就这三个阅读难点，谈一些个人的理解。

笔者以为这三处阅读难点的关键在于第一处，真正理解了第一处，其它两处就迎刃而解。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处。文章第8自然段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大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廋，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那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价值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中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问：“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按常理，如果我们的朋友生了一场大病，面容很憔悴，我们一般不会在文章中把朋友形容成僵尸，说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更不会在心中萌生出 “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念头。可是杨绛就是这样写给自己送香油和鸡蛋的临终前的老王。我们都知道，杨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冒着安全隐患常坐老王的车，她是个有大爱之心的人。可是现在那个富有大爱之心的杨绛去哪儿了？文革之初，老王送自己的丈夫去医院是冒着“思想落后、与反动派为伍”的政治风险的。在文革的患难岁月里，老王是给予过杨绛无私而无畏帮助的人。那么，杨绛为什么对老王的外貌描写写得如此冷漠无情？

文献研究和笔者的课堂观察表明，关于此处对老王的外貌描写最常见的理解是“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 我认为“怕糊涂了”不是根本原因。怕糊涂能糊涂十几天吗？“怕糊涂了”或许能解释杨绛面对临终老王时的恐惧阴暗心理，但不能解释明知老王很快就会去世的杨绛十多天后才顺便打听老王的情况，听到老王已经去世十多天后“没多问”老王的丧礼以及相关事宜。文本是一个整体，“怕糊涂了”不能解释文本第二、第三处阅读难点，所以也不能解释第一处难点。

赵刚老师在2006年第12期《中学语文教学》中发表了《<老王>之败笔》一文，文章认为，此处对老王的外貌描写是杨绛的败笔。笔者摘录文章部分内容：

老王凭着回光返照的一点力气去送礼物，换回来的又是什么？是一堆冷漠得文字。请看“说得可笑些……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几句。老王的境况，并不可笑，也不适合以笑写悲。老王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让人悲哀，同情尚且不及，竟然还会萌生“打上一棍子”“散成一堆白骨”的念头，真是匪夷所思。这段文字若用来写老王这么一个苦命人，尤其是在作者知道老王临终前一天，还强撑着给自己送香油鸡蛋，仍然这样描述，的确令人失望，不解。在这段描述临终之人的文字中看不到丝毫爱意、敬意，看不到点滴人文关怀，只有调侃，仅此而已。这也使文章结尾处作者的“愧怍”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就文论文，赵老师的观点的确很有道理。但是文本是散文，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散文阅读不能仅仅就文论文。

关于散文的定义，一向没有定论。但是“写实性”和“自述性”作为散文的最重要特征已被学术界基本认可。写实性是指散文不崇尚虚构，所言说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存在过的。自述性是指散文的言说方式，一般是指作者的自述，在自述中表现作者的独特情思。基于这两个特征，散文的阅读就更须要读者“知其人”（了解作者），“论其世”（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从一定程度上说，知人论世的深度决定了散文阅读的厚度。

赵老师的阅读没有充分地知人论世，所以其观点虽然新颖，但在知人论世的深度烛照下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本文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解放到文革期间，老王临终前送杨绛香油和鸡蛋这一文本所叙述的重要事件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我们把老王和杨绛的关系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去思考，并细读文本时，我们就会发现此处杨绛对老王的外貌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文革中杨绛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并无声地控诉着文革的罪恶。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时，对文本第二、第三处的阅读难点的理解也就豁然开朗了。

《老王》一文的整体叙事线索就是“我”与老王的交往。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我”和老王关系的分水岭：文革前，两人互动频繁，相互帮助；文革后“我”有意疏远老王，老王却不由自主地把“我”当作亲人，于是那段对老王外貌冷漠无情的描写出现了，于是垂死老王得不到半点临终关怀而凄然离世。

文革前，老王和“我”互动频繁，相互帮助。“我”照顾只有一只眼的老王，冒着安全隐患“常”坐老王的车。“我”女儿送“大瓶的鱼肝油”给老王治好了夜盲症。胡同口蹬三轮的常常欺负“我们”，老王却和他们迥然不同：“车费减半” “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有不少读者认为，“我”给予老王的只是物质方面的关照，而忽视了老王的心灵渴望。这一说法不适用与文革前“我”与老王的关系。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对于“活命”的人来说，坐他的车，付给他钱就是对他的关怀与温暖。更何况，老王只有一只眼，“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上了什么。”“我”则是冒着安全隐患“常”做他的车，常照顾他的生意。这既是物质给予，也是精神关怀。“我”的女儿送老王“大瓶鱼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这同样既是物质给予，也是精神关怀。对于为“活命”而奔波的人而言，物质给予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心灵关怀。更何况，物质给予和精神关怀本来就是难以绝对分开的。

老王不仅物质上处于“活命”状态，精神上更是一个被排斥者，被侮辱者。由于“脑袋慢”没进入“组织”，他成了没有归宿、没有地位、没有保障的不被社会承认的“黑人”——“单干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单干户”还意味着“思想落后”，迟早会被“进步势力”消灭。于是被排斥在“组织”之外的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疾，瞎掉了一只眼。”这里的“有人”应该是老王身边的人，很可能是加入了“组织”的三轮车夫。老王老而无妻，老而无子，是《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说的“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中“鳏”和“独”，是“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可是，作为“鳏”和“独”的老王，这一穷苦无依的可怜人还要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恶意的揣测。“这老光棍”显然就是鄙视和嘲讽的语气，“不老实”而得了“恶病”，实际上就是说老王年轻时生活不检点而感染了“花柳病”，即梅毒等性病。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于是，他们说“大约”。这就是肆无忌惮的恶意揣测了。老王的“活命”还笼罩在被排斥，被侮辱的精神阴影中。可是杨绛却和这些人迥然不同，常坐老王的车，并一路上和老王“说着闲话”，倾听老王无奈的诉说。老王愿意把心中的郁积倾诉给“我”，这说明他们之间的“闲话”是亲切的，平等的。杨绛亲切平等的“闲话”与耐心的倾听就是对笼罩在被排斥、被侮辱的精神阴影中的老王最直接的心灵关怀，让他感觉到世界上还是有人愿意接纳他的。正因为如此，老王才慢慢地把“我”当成亲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打断了“我”和老王相互帮助的朋友关系。文革前杨绛经常照顾老王，文革后基本是老王主动与杨绛一家交往，而杨绛却有意疏远老王。请老王送丈夫到医院是例外，这件事也只有老王肯帮忙，杨绛不得不烦劳老王。除了一次口头上的关心外（“我问老王凭这一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凑合。”）杨绛几乎没有再关照老王了。“我”没有把老王当作亲人，有意疏远老王，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我”对老王的俯视般的同情，而是因为文革中的政治高压使“我”惶恐度日。无休止的批斗与“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渐渐扭曲了“我”的心理，使我冷漠自私，只求自保，使“我”如同惊弓之鸟，心理几近崩溃。

如果说“我”与“老王”的交往是文本叙事的明线，那么“我”一家处境的变化就是文本叙事的暗线。文革之前，杨绛夫妇虽然常被蹬三轮的欺负，虽然也经历了“反右”等政治运动，但他们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相对不错的。他们可以常常雇佣人力车夫，能特意照顾弱者老王。他们还有大瓶的鱼肝油，还有当时的奢侈品冰箱。他们夫妇的精神生活也是相对优越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弱者老王的关照。能关爱他人的人一般是精神上比较自足的人，能关爱弱者的人更是精神上的高大者。文中提到“我们夫妇散步”时发现老王的住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文革之前的生活还是相对不错的——夫妇一起散步，可见他们还是有休闲时间的。文革的到来，我们一家的处境迅速急转直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连老王都“哑着嗓子悄悄地问我：‘你还有钱吗？’”根据杨绛回忆文革的散文《丙午丁午年记事》、《干校六记》的叙述描写，文革后，杨绛夫妇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无休止地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多次遭遇“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身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摧残。

杨绛在《丙午丁午年记事》（1966和1967年）中写道（有改动）：

文革开始，我和默存不发工资了，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我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默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牛鬼蛇神”，人人都可以欺负戏侮。默存头发给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我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我连夜做了一顶假发戴着头上。挤公共汽车时，发现我假发的售票员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之后，杨绛只好步行上班。）杨绛在《干校六记》等回忆文革岁月的作品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意，有改动）：1970年6月，钱夫妇的女婿王德一因“五一六”案，被迫含冤自杀。1972年3月，钱一家由干校回家，遭到住在他们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三人被迫离家逃走，在外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活。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推测，杨绛丈夫的腿很可能是被“革命男女”折磨得不能走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轮”，则是因为已经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与权威”的人坐在“他蹬，我坐”的三轮上就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文革岁月荒谬的逻辑。

文革前，杨绛能冒着“安全风险”常坐老王的三轮，并与之闲聊，给予被排挤、被歧视的老王以温暖。这说明杨绛是有大爱之心的。根据杨绛对文革岁月的描述，老王送自己的丈夫去医院是冒着“思想落后、与反动派为伍”的政治风险的。一般车夫是不可能帮忙的。因此，在文革的患难岁月里，老王是给予过杨绛无私而无畏帮助的人。可是老王病了几个月，“我”不去看望；老王以垂死之躯送来香油鸡蛋，渴求关爱，“我”却没有给予一丝临终关怀；老王去世了十多天，“我”却“没多问”。同样是杨绛，为何前后判若两人？唯一的解释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文革期间，儿女背叛父母，妻子背叛丈夫，出卖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等恶劣的社会风气，使人人自危，人人自保。“作为牛鬼蛇神”的杨绛一家被“革命男女”无休止的迫害。在文革的政治空气下，“我”是“文化反动派”，“单干户”的老王虽然是工农群众，但也是“经济反动派”。 如果“我”和老王还像文革前那样互相关心的话，那么在“革命男女”看来，就是“文化反动派”与“经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 这样的政治风险完全可以给杨绛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也可能会危及老王的生存。被政治运动折腾的如同惊弓之鸟的“我”为自保，必须主动与老王疏远，和老王拉开距离。

文革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我”为规避政治风险，有意疏远老王，但老王却一如既往地与“我”交往，并不由自主地将“我”当作亲人，以致于扶病来“我”家。于是惨烈的悲剧最终上演，那段冷漠的外貌描写出现了。

联系全文来分析，“我不是要钱”表明老王拼尽生命中最后一丝气力来到“我”家，将香油和鸡蛋赠送给“我”，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临终关怀，并希望“我”能替他买裹遗体的三丈六尺布（老王是回民，回民传统：不论贫富，死者下葬都是三丈六尺布裹住遗体），料理一下自己的后事。可是，风声鹤唳、惶恐度日、唯恐那些“革命男女”以为她这个“文化反动派”和老王这个“经济反动派”“狼狈为奸”的杨绛突然看到垂死的老王，同情心与大爱之心被冷漠自私、只求自保的变态心理所压抑，于是便产生了老王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阴暗、恐惧心理。这段对老王外貌冷漠无情的描写是杨绛在极端恐惧之下人性扭曲的内心投射。如果不是文革对“我”心理人性的扭曲，以文中所述文革之前杨绛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临终送油蛋的悲惨故事一定不会上演，那段冷漠的外貌描写也不会出现。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长期处在惊恐状态中，往往会有“返童化”的自私心理——只关注自我，对他人漠不关心。所以杨绛“过了十多天”后，碰见与老李，才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老王送香油和鸡蛋的情景表明他将很快去世，杨绛是亲眼目睹到的。以“我”的大爱之心，一个正常心理状态的“我”一定会在第二天就打听老王的情况。这种反常是文革的政治高压使杨绛“返童化”的表现。这种反常的表现，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自我保护：由于老王病中多次去杨绛家，死前一天还去了一次。蛮不讲理的“革命男女”有可能认为，劳动人民老王的死与“我”有关。为了让他人感觉“我”和老王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一般的熟人关系。所以“我”虽然明知老王会很快去世，却不急于主动询问老王的情况，问也只是在碰见老李时才顺便一问。这也与下文老李大谈老王遗体上裹着的全新白布时，我“没多问”形成呼应。“我”的行为就是向大家表明老王虽然死前去了“我”家，但“我”与老王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反动派”没有和“经济反动派”“狼狈为奸”，“文化反动派”和劳动人民老王的死没有关系。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是文革的政治高压将善良悲悯的杨绛异化为冷漠自私的人。

从行文来看，老王的临终悲剧，“我”是直接责任人。“我”对老王的病态只有恐惧，没有关心；没有给予临终关怀；对老王的死很冷漠，十多天后才顺便一问，而且“没多问”。但是文本细读与知人论世之后，我们不难看出文本叙述所隐藏的真相：是文革的政治高压把对老王温情脉脉的杨绛变成对老王冷酷无情的杨绛。悲剧是文革的政治高压造成的，杨绛同样是受害者。但是，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与自我批评精神仍然让杨绛“愧怍”。这有声的愧怍就是对文革岁月的无声控诉：“我”应该“愧怍”，但是更应该“愧怍”，更应该反思的是那段变态的岁月。

多年之后，杨绛回忆往事，如实地写出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那段对老王外貌冷漠无情的描写正是对文革中惶恐度日、心理扭曲的杨绛的真实写照。因为真实，“愧怍”才来得深沉；因为真实，对文革的控诉才来得有力量。

由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阅读散文比阅读其它文体更须要借助于知人论世。当我们实现了知人论世与文本理解的关联，《老王》一文中阅读难点就有了合理的解读，对《老王》一文的理解也更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