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读书丨李以亮：疫期写作应在即兴与沉淀间保持平衡

采写丨张进

疫情漫溢全国，武汉尤重。我们在惊恐惶惑之余，无不将目光投向这座南方重镇，因为从其中传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有可能对疫情的未来趋势做出预示，而更为重要的是，眼下武汉人的处境之艰难。

疫情的重大程度远超医院的承载能力，有些患者一床难求，加上有些措施的不当，以致敲锣救母、下跪求通行，个体尊严丧失。这些个体（而非群体）最能切中痛点，也最能引发共情，这也是为什么，疫情期间的私人叙事最受关注的原因。比如作家方方的日记，因其个人化和从个体出发的对他者的关切，而被许多读者阅读。

李以亮，诗人、译者。写作诗歌、随笔，翻译欧美多家诗歌、散文作品，作品散见相关专业期刊，出版有诗集《逆行》，译集《波兰现代诗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捍卫热情》等。曾获得第二届“宇龙诗歌奖”“后天”诗歌翻译奖等。

但共情能力或说人性尊严的缺失也频频表露出来。还有某些所谓“新冠派”诗人，用“感谢你，病毒君”这样丝毫没有同理心的文字，给文学带来耻辱，给本就复杂的人性带来耻辱。

本期疫期读书，采访的是诗人、翻译者李以亮。他身在武汉，有幸成为最早听到“吹哨人”哨音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庆幸之余，他用翻译工作平静自己，同时关注着疫情期间的各种问题。对于面对灾难诗歌是否有用的问题，他说：“我看到大体对立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有一些人激情澎湃，‘出口成章’、‘下笔千言’；另一方面则是有人直言这时候‘写诗是可耻的’。对这两方面的表现，说实话，我都比较怀疑。”他认为，“疫情诗歌”的写作不可或缺，但必须“发自肺腑”，又要避免被情绪裹挟而急急写出浮泛的诗，而应“在即兴与沉淀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明末清初的文人余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则诪张伪幻狯獝之辞。”古人早已说明，“近人情”是为文的基础；而且做事同样如此。那些不近人情，拒绝赠送一袋米、拒绝让医院援建者回家的事，均为“鬼神荒忽虚诞之事”。

“美剧《切尔诺贝利》值得我们每个人看”

新京报：疫情期间身在重疫区武汉，每天的生活是否发生了变化？大致是如何安排的？

李以亮：身在武汉，我可能是最早注意到“吹哨人”哨音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所以从元旦开始就提高了警惕，不能说在防范方面我一开始就做得很好，但我已经大大减少了外出，每天就是在单位和家之间直线切换。疫情公开后，特别封城之初，我每天的生活节奏，基本上是不变的，但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我的心完全悬了起来，个人计划和生活安排完全改变了，甚至一日三餐也不再那么有规律。

家中自拍。

从1月21日开始，单位领导就开明地要求我们在家待命，实行远程办公，我也就是随时进微信工作群查看一下通知什么的。比起那些坚持工作在一线的人员，我颇有惭愧之感。在此特殊时期，每个人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被感染、不能生病，健康地生活成为第一重要的。我们知道去医院有被感染的风险，还看到了医院一床难求的状况。谢天谢地这些天我的身体状况很不错，几乎没有出现什么不适。

新京报：你最近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疫情期间选择这些书？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给了你哪些启示？接下来计划读哪些书？

李以亮：现在我感觉自己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小了，读书速度也不快。自去年夏天起，我应约翻译了一本书，关于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学术著作，因此我一直就在读他们的书，这也不是在疫情时期的特意选择。他们的书我收罗得比较全，部分读过但是仍感理解不足，也会根据喜爱的程度反复阅读其中一部分书或一部分文章。

国外有个“米沃什圈子”的说法，这些人还包括希尼、沃尔科特，都是一等一的人。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著作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引进和翻译得也不少。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值得我们长时间地投入，反复地钻研。至于阅读计划，我还想扩大一点范围。我一直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深怀敬意，也买回他们的一些书籍，比如两卷本的《白银时代诗歌金库》，蒲宁的自传性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都准备近期好好读读。

新京报：疫情期间看了哪些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李以亮：我很少进电影院，现在电影院也不开门，家里的电视机更是多年不开了，但是，看电影和电视剧的兴趣还是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在放松的时候。过年之前，我在网上拉快进条地随意看过几部反腐电视剧，比如《人大主任》《龙年档案》《我主沉浮》，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十多年前的电视剧居然拍得是那么的好！它们揭示的问题是那么尖锐、那么具有现实的典型性，塑造的人物又是那么真实可信！

疫情期间倒是根据一些朋友的提示，看过几部有关灾难题材的电影、纪录片和美剧。除夕之夜我看的是老电影《卡桑德拉大桥》，这个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电影了，很简单，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以剧中人麦肯为代表的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官方势力。接下来看过的，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剧《切尔诺贝利》。此前我先看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纪录片，比较起来我觉得这部迷你剧更深入人心，更值得我们每个人都看一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以合理虚构的方式，艺术地还原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可怕过程，更在于力图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它对人类灾难的反思，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这段时间，我经常看到有人网络上转发影片结尾中那个核物理学家的大段独白：“我们做科学家就应该要天真，一心寻找真相，压根儿不去考虑没有几个人会希望我们有所收获。但真相一直都在，无论我们是否看得到。真相不在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它会一直安静守候。最后，这就是切尔诺贝利的礼物，我曾经害怕真相的代价，而我现在只会问：谎言的代价是什么？”疫情期间看，真的特别能够引起共鸣。此外，我还看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纪录片《非典十年祭》，同样产生了许多的共鸣。

美剧《切尔诺贝利》海报。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在此特殊时期，做这些工作是否有某些特殊感受？

李以亮：我一直在整理一本个人的诗学随笔，另外就是在润色年底前初步完成的一部译稿。对于随笔，我已经做了慎重筛选，但仍然想做删减，我这个人忍受不了意义不大的话，可是如果一直“瘦身”下去，恐怕会只剩下骨头了。

多年来，有朋友一直建议和鼓励我出这样一本书，我想要对得起他们。译稿在翻译的时候就比较顺，我现在主要是利用我的知识，增加一些必要的注释（原书最后本来就有大量的注释），我就把我的这些译注作为每页的底注。作为译者，加不加注也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想方便读者，在不作“过度阐释”的前提下，增加一些知识性和背景性的注释。这项工作原以为很简单，做起来却还是很需要花些功夫。这也算是我在特殊时期自己让自己沉静下来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唯一担心的是，我们的写作是否对得起我们所承受的苦难”

新京报：因为疫情，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所谓“新冠派”文学，导致了“诗歌有无用处”的讨论。有些人认为，诗歌无法应对如此严重的现实困境，作为诗人和诗歌翻译者，你怎么看待此事？

李以亮：关于灾难（不仅是瘟疫）主题的诗歌，也的确是一个既重要又悠久的话题。人们记忆犹新的，近一些的就有“地震诗歌”、“非典诗歌”，不一而足。我以为，单从“有用无用”的角度也许是谈不出什么新意来的。何为“用”？诗歌的功能应该是什么？到底可不可以归结为“用”？“无用之用”是不是“用”？特殊时期，以诗抚慰心灵、平息疫情发生后产生的普遍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无可厚非？至于说诗歌无法应对什么的困境，文学的其他类型呢？哲学呢？我想，如果跳出这个狭窄的话题来思考问题，意义可能更大。

“疫情诗歌”出来后，我看到大体对立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有一些人激情澎湃，“出口成章”、“下笔千言”；另一方面则是有人直言这时候“写诗是可耻的”。对这两方面的表现，说实话，我都比较怀疑。简言之，我认为写有写的问题，不写有不写的问题。很显然，我们已经有很多诗歌了，肯定不缺谁的哪一首“大作”。我本人特别警惕诗人被情绪、被激情裹挟的写作（当然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写作也离不开情绪和激情）。

我一直坚持认为，诗歌写作应该在即兴与沉淀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抒情的急迫很容易使写作流于浮泛、肤浅，导致“一次性的无效”。我现在属于不写或者说还没有写的那一类。但是，如果擅长自我怀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发问：“这时候不写诗才是可耻的？”所以，“疫情诗歌”我认为肯定是可以写的，也值得努力写好；如果首先就抢占一个虚构的道德高地，再讽刺、挖苦甚或打击以疫情为题材的诗歌写作，那也是低级的、低能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怎么写、写成什么样。我们不要忘了，“人间要好诗”。

至于我，如果写，我会要求有一个底线：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的写作是不是对得起我们今天所承受的那些苦难。无论是批判性的诗歌写作，还是由衷的赞美的诗歌，除了必须是发自肺腑（从专业性的意义上讲，发自肺腑也很可能仍然是无效的），我们还是要坚持和体现诗之为诗的品质。

现在人们最腻烦、最厌恶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那些辱没诗歌名义的分行文字，它们够不上称其为诗，根本上就是非诗、劣诗、伪诗。最近我读到新晋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汉德克《自我控诉》，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个意思，我们不能“在沉默就是耻辱的时候沉默”，我们也不能“对死去的人出言不逊”。

《骂观众》，彼得·汉德克著，梁锡江、付天海、顾牧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李以亮：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关注疫情，对于那些求助的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实质上的忙，但是我会在微博上转发他们的帖子，或者在留言里给他们提供某些可以获得帮助的渠道信息，这可能也只是我的一点心理安慰吧，我忍不住这么做。头几天，我应约写了写疫区生活日记，但我发现，在这方面我缺乏耐心，我还发现另外的人，比如作家方方，他们的记录和观察都比我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有深度，于是我就开始满足于做一个读者了。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李以亮：成天宅在家里，似乎时间是充足了，却仍然是碎片化的，因为分心了。这个时候谈“定力”，很有点儿奢侈，甚至显得没有心肝。但是，还是应该保持一些定力的。我平时攒了一些诗集，很想深入地阅读，我觉得，读诗相对而言不怕时间的碎片化，因为毕竟体量小。我还觉得，读诗需要沉静的心情，也能创造出心情的沉静。

这段时间我读得认真的诗集，主要有新近出版的《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和《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它们涵括了女诗人一生的14部诗集，是林洪亮先生从波兰文直译的。我有她的所有汉译版本诗集，以及部分英译版本，我也曾翻译过我特别喜爱的希姆博尔斯卡（又译为辛波斯卡）的部分诗歌，所以正好参读、检视一番。

希姆博尔斯卡经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看取事物，试图在诗中对普遍人世表达一种“超然的同情”，这是我特别欣赏的风格。她对一个诗人的本位的理解，也深合我意：“写出好诗”。她相信诗人的生命就建立在作品的意义上：“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大厅里集体感受我的诗歌的魅力。我只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时间，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或杂志，阅读我的诗，因为我永远都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也就是说，在灵魂交流之外，诗人于读者别无他求。

希姆博尔斯卡是一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如果我们把才华定义为不断地从刁钻的角度提出属于我们时代的噬心问题，并且不失风度地去寻求自己的答案，希姆博尔斯卡无疑就是拥有这样独特才华的大诗人。

另外还有几部诗集，我最近也一再在翻阅，很值得在此推荐。

一是《艰难之活》。是意大利诗人切萨雷·帕韦泽的诗歌全集，收入了作者生前发表的所有诗作，以及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卡尔维诺等人搜集整理的遗作。帕韦泽的诗带有很强的叙事性，诗人干脆称其为“诗歌故事”，写得极其质朴、沉实，一反诗歌中流行的浮华之风，读它们颇有些逆时尚而行的意思。这些诗作多写于帕韦泽生命的终期，带有总结性质。其中弥漫的怀乡、爱情、难以医治的“孤独的顽症”，算是一个诗人典型的情结或者说“标配”了。

二是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他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瑞士作家，是德语文学的大师，他一生所写的诗歌并不多，我读的《月亮是夜晚的伤口》收诗60多首，他的诗歌语言如窃窃私语，特别适合在夜晚一个人默默地阅读、体味，译者的文笔也很不错，简洁、自然。

三是《不定的时刻》，是意大利作家、诗人普里莫·莱维的诗选集，据译者说，这也差不多就是他的诗歌全集了。莱维的诗作是简明清晰的，其中蕴含的仍然是对生活、爱情的赞美，张扬的仍然是人的精神包括道德、诗歌和艺术对抗死亡的能力。

采写丨张进

编辑丨徐伟 安也

校对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