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创办的辅仁小学

沿湘江而上，在唐代柳宗元贬官之处永州以北三十华里的地方，有一个叫灌塘口的村落，村子不大，但风景秀丽。村子北头，有一座泥砖砌成的老式大院，几棵大树像雨伞似的遮盖着整个院落。这就是我党重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李达困居家乡时创办的辅仁小学旧址。尽管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这座院子几乎不复存在，李达手书的“辅仁小学”的校牌也残缺不全了，但他在这座园林中精心培育过的幼苗却早已长大成材。现在，每当人们停留在“辅仁小学”的校牌前面，望着那风雨斑驳的砖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70多年前李达在家乡办学的种种情景来。

独自办学服务家乡

1941年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李达的监视和迫害，他不得不远离城市，困居故乡。1946年2月，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不开化、无文化的景况，尤其改变穷苦人不识字、无文化的景况，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为了找一个正当的职业作掩护，以便更好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创办了“辅仁小学”。

独自办学，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没有校舍，没有校具，没有教材，没有资料，没有教师，没有资金……李达想方设法，竭尽心力，一个一个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没有校舍，他就腾出自己的两间住房作教室；没有校具，他就买回木材，请来木匠做了40来张课桌课椅、两个讲台、两块黑板和几张办公桌；没有资金，他除自己倾囊而出外，还去说服那些家境较好且又愿意资助的当地乡绅给予资助；没有教师，他就说服自己的两位亲人——侄儿李定香、外甥李松林来校任教，自己则亲自担任校长。就这样，一所新型的农村小学在这山村僻野之中诞生了。

一开始，辅仁小学就设有5个年级，70多名学生。方圆十几里二十来个自然村的少年儿童，不论贫富，均可报名就学，而且一律免交学费。对于那些家里特别困难的学生，连书籍课本费也由李达支付。

理念超前特色鲜明

辅仁小学作为偏远山村的一所学校，在当时还不开化的湘南农村来说，无论是办学理念，还是教育、教学方法，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课程设置有特色。辅仁小学不再是原来农村私塾只教“之、乎、者、也”的传统学堂，不仅开设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而且专门开了新式体育课。李达认为，一个学校如果只顾知识传授，忽视体育锻炼，其结果，知识学成之日，就是身体衰弱之时。他常对老师们讲:毛润之先生早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教书的应该经常看一看。我们辅仁小学要把体育作为一门主课来开。那时，一个只有几十名学生的小学校，就有两个篮球、一个小足球、五六个小皮球、一副单杠、三根爬竿和十来副跳绳索等体育器材。

教育方法有特色。辅仁小学既反对“进口”的法西斯教育法，又反对“国产”的封建式教育法。李达认为，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师靠的不是处罚和教鞭，而是言行和学识的感化。学校始终推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方法。有一次，一个学生破坏课堂纪律，李松林老师打了那学生一教鞭。下课后，李达立即找到李老师，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指出，靠教鞭是培养不出人才来的！

教学方法有特色。学校反对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特别反对教师满堂灌，要求教师要善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课堂上多提问，多回答问题，把课教活教好；主张教师要适当地运用板书和挂图，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学校还经常选编一些适合农村需要和农村儿童口味的常识小册子，作为课外读物，发给高年级学生，并指导他们阅读，借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

办学目的有特色。李达强调，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让家乡穷人的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学习文化知识，从愚昧之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当时辅仁小学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穷苦人的子弟。周围村子的人都称赞说：“辅仁小学才真正是我们穷苦人的学堂。”

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李达在创办辅仁小学时，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并予以重点培养。学校鼓励学生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当时有一个唐姓学生，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校长李达发现后，就亲自找其谈话，对他进行思想引导和学业辅导，使这个学生成长很快，在辅仁小学毕业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辅仁小学还非常注意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校长李达不仅亲自指导教师备课、写教案，而且经常抽查老师教案。他要求教师上课前要吃透教材，并将内容理出一个条条来；上课时要内容前后一贯，深入浅出，条理清楚，语言简明。他经常深入课堂，坚持听课，而且每次听课时，都做了详细笔记，下课后马上又同教师交换意见。有一次，他听了李定香老师的历史课，那堂课讲得不怎么好。下课后，李达立即找到李老师，针对他讲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正意见，使李老师受到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李达不仅听老师的课，而且也检查老师批改的作业。一次，他发现李松林老师批改的作文仍然有语病，他除了给予纠正外，还帮助李老师分析原因，提防以后出现类似错误。俗语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经常同李达这样闻名中外的学者一起学习、工作，得到他的帮助，受到他的影响，又何止胜读十年书呢？所以，李定香老师后来回忆时，总是说那几年是他真正获得新知识的岁月。

校长李达尽管校务管理工作很多，再加上他当时又正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仍坚持每周给学生上几堂课，一般是给四、五年级上语文和数学课。李达讲课由浅入深，板书工整秀丽，语言生动有趣，所以，每逢他上课，没有课的低年级学生也都挤在窗外聆听。

李达是校长，是教师，也是工人。他承担了学校里不少的勤杂事务，比如修理坏了的桌椅板凳，上下课吹口哨发信号，布置教室，管理住宿学生的生活等等。每当放学的时候，他又总是站到村头，望着远远离去的学生。

每到上体育课和开展课外活动时，李达就要站到操坪上去。他半眯着眼睛，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生龙活虎的学生打球、爬竿、跳高和跳远，有时还亲自保护学生。有次，一个学生跳高扭伤了脚，他跑过去，把那个学生扶起来，并为他做按摩。尔后又告诫那个学生要掌握运动要领和注意运动安全。在李达的关怀和带动下，学生们都很喜欢上体育课，都很喜欢课外体育锻炼。

每当学生自习时，李达常常反背着手轻轻地走到学生后面去，看学生写字、做作业。如果学生写的字架子不稳，李达就握着学生的手，一笔一笔地教学生写。由于李达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也常常到他的书房玩，但每次进去，都不会“便宜”了那些小顽皮们，不是要他们认字、数数，就是抽他们背书、答问。一次，李达的一个远房侄儿李定钧和几个低年级学生到他的书房玩，李达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后，就用毛笔写了三个方方正正的大字：“中国大”。孩子们很快就认出来了，李达问孩子们是什么意思，孩子们面面相觑，头摇得像货郎鼓，没有一个说得出。这时，李达把几个孩子拉到身边，慢慢地说：“‘中国大’，就是讲中国的土地广阔，人口很多的意思，所以，你们应该从小发奋学习，长大为我们这个大中国的强大而出力”。其实，这是李达在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启发学生，试图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里播种爱国主义的种子。

斗智斗勇不言放弃

为了使辅仁小学取得合法的地位，李达曾多次派李定香老师与国民党零陵县政府接洽。国民党当局不但以种种借口不予承认，而且把辅仁小学看作一个“怪物”，企图将它取缔。为此，他们专门派了一个科长带了几个特务在灌塘口一带活动。这几个人经常乘人不备，闯进学校，检查课本和练习本，看是否有共产党的赤化宣传。有时，他们还趁放学时截住学生盘问，探听学校教师的讲课情况，企图找到取缔辅仁小学的借口。但是，他们白费了心机，什么也没捞到。没办法，只得使出最后一招：以不承认这个学校学生的学历来迫使辅仁小学垮台。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刁难、暗算，李达采取了巧妙的对策。首先，他嘱咐教师不要在课堂上和作文批改中向那些尚不懂事的孩子宣讲马克思主义，只讲一些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通俗知识，不能给敌人抓到任何可供利用的把柄。其次，国民党零陵县政府不承认学校学生的学历，李达就决定不设六年级，学生读完五年级后，他亲自出面将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去读书。敌人在李达面前毫无办法，辅仁小学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发展。

对于李达本人，国民党政府一直专门派特务监视盯梢。对此，李达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了一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苍龙击水云蔽长空”的对联来表达他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的革命精神。同时，他对自己的言行也非常谨慎，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牺牲。他与外地通信，总是用笔名和化名，而且这笔名或化名又只有李定香老师一人知道。地下党派人来联系，他首先让李定香出面接洽，对上暗号后，他才出来相见。李达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生活、工作，但国民党政府又毫无办法对付他。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

1947年春，由于地下党的安排和友人的邀请，李达离开了困居6年的故乡，到湖南大学任教去了。临走时，他一再嘱咐李定香、李松林两位老师，要他们坚持把辅仁小学办下去，天不久就会亮的。到了湖南大学后，他仍然兼任辅仁小学校长，并按月寄回学校费用和有关资料。由于李达的关怀和支持，辅仁小学一直办到全国解放。1950年2月，李达特地寄回了“辅仁小学”校牌的手迹。同年9月，人民政府在这里创办岚角山完全小学，为了支持党的教育事业，李达将辅仁小学的全部财产和资料交给了这所学校。

辅仁小学从1946年2月创办到1950年8月，大约4年半的时间，先后有数百名穷苦人的孩子在这里受到了启蒙教育，有的后来经过深造，在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辅仁小学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是李达整个人生历史中的重要一页，对研究李达的教育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怀念李达同志，自然就想到了李达创办的辅仁小学。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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