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有故事的中国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从光明到黑暗。2007年，刘芳曾反复做一个梦：夜晚，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抬头，忽见满天繁星。她抓住身旁的人，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那时，她刚失明。
10年前她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早先她有点夜盲症，到1997年，她眼前晃起了“水波纹”。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宛如一朵“恶之花”，层层花瓣不断绽开，她看世界时像是隔了一个鱼缸。一纸命运的判决书从天而降——不治之症。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4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夜深人静时，她咬着被角，在黑暗中哭泣。她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苹果脸，身材娇小，往往人还没到就先听到笑声，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她喜欢教书，而且教得别出心裁。批改作文，写评语前先画个卡通脸谱表明整体印象，笑容灿烂的、一般微笑的、瘪着脸的、痛苦扭曲的，有的还顶着鸡冠、留着羊角辫……这样的轻松幽默，让学生们看得笑逐颜开。
若失明了，还怎么画出一个笑脸？她专门去学了两年绘画，希望用画笔留住这个缤纷的世界。她画得最用心的是一只猫头鹰：黄褐相间的羽毛，站在枯枝上，背景是湛蓝的天空，最动人的是那对眼睛——又圆又大，仿佛能看穿一切黑暗。视野一天比一天窄，视线一年比一年模糊。2001年，她读的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当年的一段录像保存至今：学生放学了，刘芳从讲台上拎起包，摸索到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她已看不到的空荡荡的教室，缓缓带上门。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初见刘芳，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个盲人。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正常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发生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的小腿上还满是伤痕。沮丧、灰心、绝望，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如果生活不能改变的话，那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带的班成绩不仅没有退步，中考反而还出了两个语文单科状元，成绩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道：“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出常人几倍的努力。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会重叠到一起。一次，她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多年以后，她的学生说：“刘老师歪斜叠加的板书，是我们青春记忆里最美的画面。”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3个年级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把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她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脑海里。视力越来越差，她的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她的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感情再充沛一点儿。”“他这个角度大家想到没有？”她像个乐队指挥一样调动着全体学生。“该我了！”“我有不同看法！”学生们热烈响应。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学生们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领来，点名要进刘芳的班。
打开一扇心之门。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抖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找到那个女生后，刘芳一伸手，摸到女生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不容易。”“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放到女儿手腕上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说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的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的。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4个字——用爱倾听。她建立了“成长档案袋”，学生们以各种方式，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让一个盲人去宽慰常人，这的确很少见。不过，任何人面对一个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柔弱女子时，再难的事也该想了吧？一次，一个陌生人因感情受挫想自杀，错把短信发给了刘芳。刘芳打电话过去，劝导得小心翼翼：“你只是一朵早开的花。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你，其实不是你自己？”前后3个月，刘芳一次次跟这个未曾谋面的姑娘通话。终于，姑娘有了笑声：“刘老师，我答应你，好好活着。”刘芳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留言：“是您，在我心里点亮了一盏灯。”
那些点滴的爱。刘芳讲过一个月饼的故事。有一年，她布置的作文是《中秋感怀》。男生陈祥写道：“中秋节到了，每个人都吃着月饼。而我却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滋味，甜的，酸的？看到很多人不爱吃，把月饼丢到垃圾桶里，我好想捡起来吃了。”刘芳听得心酸，就去他家家访。他父母在外打工，他跟老人住在破旧的农家小屋里。刘芳听到窗户上的声音有点奇怪，一摸，连玻璃都没有，几片塑料在风中飘摇。第二天，她带给陈祥一大块月饼。陈祥咬了一口，噙着泪花说：“刘老师，月饼是甜的。”很多年后，陈祥工作了，打电话要请刘芳吃饭。刘芳笑了：“你喜欢吃什么就带我吃什么吧。”
停顿了一秒钟，陈祥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月饼。”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大省。在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这些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份心力。有个自幼失去一条腿的残疾男生，刘芳承担了他初中三年的学杂费，又攒钱帮他安假肢。一个中档假肢相当于刘芳半年的工资。没料到，这引发了“爱心接力”。一位干部听说此事，要求分担费用。没多久，假肢厂厂长来了：“我免费给孩子量身定做一个高级假肢。”终于能双脚走路了，男生跑来找刘芳：“我能不能叫您妈妈？”叫她“妈妈”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并也成为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生命中出现了您。”袁凤梅读初三时，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我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见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一个孤儿在日记里写道：“刘老师，初中3年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全班40多个同学看着您的一切，可是您却看不见我们的脸。您只能用心去体会我们对您的爱，用声音来辨别我们是谁。我好想为您做点什么，但是我一个孤儿想做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您祈祷，希望有朝一日，您能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