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自由沈黎晖
采访：木村拓周、熊韧凯
作者：熊韧凯
沈黎晖出现，眉眼带笑，依旧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牛仔裤和白色球鞋。蓝色开襟长外套拖到脚踝，凸显了本就不高的个头。有时他看上去成熟，比如和旅行团与 Tizzy T 同台，说唱歌手戴墨镜，手插在黑色帽衫外的牛仔夹克口袋里，乐队成员则穿成英伦风格，花衬衫或格子西装外套，和他们的音乐一样，形态各异但都显得阳光。沈黎晖站在中间，拿着话筒主持流程，像个精明的酒吧小老板。
但当希古尚博的几位代表上台时，你才会意识到沈黎晖“亚文化商人”身份中，“亚文化”属性如此明显。这需要衬托。与摩登天空一样，希古尚博做的也是年轻人生意，他们从 2015 年开始做潮流夜店。在宣布了摩登天空与希古尚博的合作计划之后，双方站在大屏幕两侧，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希古尚博的几位西装革履，嘴角微扬，双臂自然下垂。这是商业精英的标准形象，挺拔而自信。相反，沈黎晖的手没搭在裤缝附近，而是太向前倾。他的个头太矮，还有点驼，披头士发型也与另外几位男士的寸头形成反差。
商业精英的形象当然不和做潮流夜店冲突，披头士发型也不。先锋、时尚，这些词曾经用来形容某一类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现在却变成一种场域，一种随时可以切换的娱乐状态。乌托邦太过遥远，但商业力量可以在真实世界的某个角落，堆出一个暂时的极乐之地——闭缩在城市夜晚的 club 如是，放纵在开阔郊外的音乐节亦如是。
沈黎晖和他的摩登天空是这套逻辑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在这场摩登天空 2020 发布会上，沈黎晖像他的商业偶像乔布斯一样，衣着简单但风格明显，介绍着公司的最新动态、宏伟前景，并穿插一些公关意味浓厚的金句，诸如“摩登天空早已超越了时尚，成为了时间。”“以收藏家的态度拥抱每一位音乐人。”“当热潮归于常态，我们仍在续航。”
从宣布的各种消息中，你可以看出这家公司的优势和底气：明年更大、更多的音乐节计划；签下老牌乐队后海大鲨鱼和达达；让摇滚乐队和说唱歌手合作，比如新裤子和 Gai，旅行团和 Tizzy T，痛仰和黄旭。中国最成功的音乐节品牌“草莓”，行业里最好的艺人资源，以及和创作者的良好信任与沟通，构成了摩登手上的巨额筹码。
当然，有时候你很难说现在摩登天空与创作者的关系是合作还是裹挟。后海大鲨鱼 2006 年签约摩登天空，此后十年在这里陆续出了三张专辑。2018 年初他们宣布与摩登天空解约，选择以独立乐队身份运作，那一年，所有草莓音乐节上都没有后海大鲨鱼的身影。现在他们回归摩登的消息被高调宣布，这情节颇有些“逆子离家出走，最终发现离不开家长庇护”的意味。对了，在回归摩登的消息官宣的前几天，这只表态过“绝不上节目”的乐队还出现在了“乐夏”第二季的拟邀名单里。
但摩登天空也希望在另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比如和希古尚博的合作——批评者说，摩登早就没有了当年的血性和先锋劲，丢失了价值观，只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潮和酷。沈黎晖则对我说，反叛依然是摩登身上很重要的标签，但于他而言，反叛并不意味着对抗什么，而是“做点不一样的事。”
10 月 30 日，摩登天空 2020 发布会
几天后，沈黎晖又出现摩登天空家园，一个名为“再造面具”的艺术展上。艺术展的主题是纪念 Badhead 厂牌成立 20 周年。沈黎晖坐在一个四面封闭的大铁笼子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进去和他聊上一会儿。一晚上，进去的人不少，大都出于好奇。沈黎晖似乎也乐于应对他们。这就是他现在在摩登天空的角色：一个发言人，一个吉祥物，一个大方向制定者。这是乔布斯在苹果的角色，也是沈黎晖另一个商业偶像 Richard Branson 在维珍的角色。
“他好像很擅长这些做 show 的东西。”一个看展的朋友对我说。
摩登天空家园位于百子湾附近一处废旧厂房区，三层小楼，是这片区域里最高、最大的建筑。红色砖墙外画满了各色涂鸦，里面则是现代派的装修风格，明黄色灯光，极简主义家具，以及亮色的装饰（海报与人偶）和员工（衣服与发色）。几年前，公司扩张，原来的办公区太小，沈黎晖来这找新办公区，本来看的是边上一溜平房，结果最后挑中了这个地，又请后海大鲨鱼的吉他手曹璞做装潢设计。
他小时候住在燕山石化，从学校可以看到常年喷着红色火光的东方红炼油厂。有一次正准备进教室，他突然看到一个在炼油厂吊装烟囱的直升机坠落下来，爆炸，变成一个大火球。多年后沈黎晖对《人物》记者回忆，说这个特别小的事永远在他脑子里翻转，并最终影响了之后的创作。“工业的天空下，世界已经被污染了。”
而现在，工业化自身也成为了一片废墟。摩登天空就矗立在这片废墟之上。
我站在摩登天空的门口，正准备上楼去找沈黎晖。他乐于接受各类采访，并展示出那个一以贯之的公众形象：乐观、积极，确信自己做的事有价值但并不端着架子。他也经常有意无意展露出自己“抠”“精打细算”“只认钱”的一面，不断重复着艺术与商业可以共存也必须共存的一套说辞。看上去，他再适合不过自己今天这个位置了：一个嬉皮企业家，一个艺术家同盟的缔约者，一个亚文化走向大众的商业推手。
但现在，我突然看见他一步一步向大门走来，背微驼，身体略向前倾，穿着黑色毛衣，抱着一件外套。脸颊通红，大概刚参加完什么活动，或送走什么人。我赶紧上去表明来意。
“第一次来吗？”厢式货运电梯缓缓把我们从一楼载向三楼。沈黎晖先开口，打破这密闭空间的尴尬与沉默。
“没有没有，经常来，采访你们的艺人比较多。前两天还来看展，看你在铁笼子里和人车轮战聊了一晚。”
“哦，那个。那是梅卡德尔演出用的。”沈黎晖笑了。“我也都是服从策展人安排。”他音量不高，语调平和，看上去有点疲惫。铁门开了，他带我穿过开放式的办公区，人声嘈杂。年轻人们并没有因为看见老板停下工作或嬉笑。
媒体常把沈黎晖的人生描述为从理想主义文艺青年向中年文化商人转变的故事，事实并非如此。他是那种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标准体制内家庭，母亲是教师，父亲在音协工作。如果说后者对他日后的选择有过影响，那也是反面刺激：家里日复一日的“严肃”宣传音乐让他感到厌倦，他的青春期又和风气渐开的八十年代撞了个满怀。十四五岁时，沈黎晖接触到张蔷，1985 年来北京的 Wham! 又给他打开了西方音乐的大门。那时他听 Micheal Jackson、Prince、David Bowie 和 Duran Duran——都是些造型时髦、视觉形象出色的主流音乐人。
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从高中退学转考工艺美校，明面上的理由是那所高中太次，反正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学学美术，实际原因则是听说美校天天都有跳霹雳舞的黑灯舞会。他机灵，精力充沛，靠着在补习班死啃一年数学和语文顺利考进美校，接着就进了校足球队踢左边锋，和“高年级的坏学生与文艺活跃分子”混在一起，加入了一支学校里已有的摇滚乐队。在那个新鲜事物快速涌入的时代，年轻人们根本没法把喜欢的西方东西对上号：乐队成员留着重金属乐队的大长头发，在 1986 年的校园联欢会上唱《We Are the World》。
环境是新鲜的，知识是刺激的。老师是些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二十来岁，白天用埃舍尔和契里柯的画作颠覆学生头脑，晚上又加入舞会和学生们一起混。这并非一种遁世的艺术家态度，虽然暂时“活在一个独立的世界，和这个社会没有关系”，但在这所空气自由的八十年代嬉皮学校，没有人不相信未来属于自己。
那时的沈黎晖，在本子上一边模仿埃舍尔的“不可能物件”，画出机械结构的橘子，一边随手列下未来想做的事：电视节目制作、唱片公司、图书出版。“那时我的理想就是要做大事，当一个托拉斯。这个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
在校园里，沈黎晖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清醒”。引领北京重金属风尚的“唐朝”的丁武也是工艺美校毕业，当时在美校当老师。1962 年生的他只比沈黎晖大六岁，但二人有一段截然不同的经历：丁武六岁时，军队系统的父亲下放到黑龙江的五七干校，七十年代才返回北京。他的少年时代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度过，和姜文一样，对那些“重”和“力量”的东西表现出天然兴趣。
但沈黎晖对重金属不感冒，他更喜欢 Sting、U2，更喜欢在台上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皮衣。“清醒”走英式摇滚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上口，在美校第一次演出时，来看的学生就塞满了教室，“一黑板的粉笔字都被挤没了。”
“清醒”乐队，右二为沈黎晖
社会的成功标准也在改变。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些转变，与其说是一次惨痛的打击，不如说是打了一耳光又给了个蜜枣，让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知道拥抱商业是一条现实且有希望的出路——规则还没建立起来，正是他们大展身手之时。更何况，不同于先锋文学，西方音乐本土化虽然也是八十年代文化变革的产物，但它们新潮、轻盈，天生可以当作快消品。
沈黎晖从美校毕业时，身边混得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在鼓楼倒卖香烟的发小，他轻轻松松就成为了“万元户”。沈黎晖在父亲安排的单位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工作，一个月 180 块工资，既不能支持他的音乐爱好（一个厦华的 walkman 花了他 900 块，更别提做乐队了），也不能满足这个在校园里酷孩子当惯了的青年的自我预期。他托关系租来一台印刷机，又拉上卖烟的万元户朋友搞起印刷业。
生意在摸索中前行：沈黎晖找到单位主任，“我做印刷了，你给我介绍一个活儿吧。”中录正好要发行十五万张刘德华的大陆版唱片，主任便让沈黎晖帮忙印磁带封面。这种国企把任务承包给员工私人运作的九十年代办事方式按理说稳赚不赔，还有点国有资产流失的意味，但二十出头的沈黎晖办砸了：他倒腾半天也没让那台印刷机正常工作，只好又找了一家印刷厂印才交了货。不过他没有放弃，依然相信行业里有金子自己也能淘到。他在印刷学院租了台好点的机器，在纸库那边先拿纸后付钱，拆东墙补西墙。一番腾挪下来，到了 93 年前后，他发现自己的账上有了卖产品得来的 7 万元，却欠纸库 20 万元。
这场经济上的危机最终靠沈黎晖的急中生智和一直砸钱维系的乐队化解——“清醒”成熟的作品只有两首，不够出一整张专辑，他拉来几个别的乐队，一起录了张合辑《摇滚 94》。在那个摇滚乐在大陆还是主流音乐的最后时期，唱片光预售就拿了 15 万元。但沈黎晖却陷入了更深入的心理危机：
“我把自己当 rock star，我唾弃印刷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他妈不是我要干的行业，但我以为能赚到钱。我也付出，每天起早贪黑，五点起床坐长途车去大兴，因为那个厂子在大兴，出来后再打面的去买油墨，去拉纸。最后赔了 20 多万，你就觉得这世界不公平，为什么我他妈的那么拼命干，还是没有结果。乐队有了一点小名气，但未来好像也没什么希望。”
他用一段神秘主义叙事解释这段时间的心理转变：现实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之下，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正在阳台上欣赏风景。听到电视里说今晚 8 点会播 Beatles 的纪录片，他回房间瞅了一眼，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一家医院里众多护士惨遭谋杀，凶手手段残忍，砍掉脚，取下膝盖，把整个脖子割断，诸如此类。屏幕上是停尸的手推车画面，沈黎晖指着电视说“真相就在手推车里”，然后猛地醒来。
“这个梦让我特别想不通，我一开始想，是不是我童年有什么阴影，弗洛伊德那套对吧，结果也没有。”他没有提及那些显而易见的隐喻：无法抵达的彼岸伦敦，被外力打断的摇滚巨星故事。“我当时到什么程度，都快疯了，那一刻就他妈较上劲了，我甚至强制自己又做了个梦把凶手干掉。通过这个梦我就觉得自己脑子有点问题，我就一直想要找到答案。”
“我后来首先想到什么呢，就是我存在这个社会上，他妈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用吗？后来一想，你就是一个烙一个 rock star 的自高自大的自大狂而已，有一点点灵感，写了一点东西，然后觉得自己他妈的很了不起。然后你他妈啥用也没有。你什么用也没有。当时我做印刷的状态也是，接订单，想把利润最大化，但一旦出了问题我就想逃避责任，是加工厂的问题，你别扣我钱。”
沈黎晖得出两点结论：一，自己病了，但“艺术家可能都是有问题，就是牛逼的意思，或者说敏感，因为这个世界他妈的不健康，艺术家就像海绵一样，比普通人吸收了更多负面的东西然后释放”；二、自己做事的方法不对。从这时候开始，他做印刷的时候“赚钱放到第二位，第一位是别人和我合作，让人家满意。”结果就是生意触底反弹，利润蹭蹭上升。
他说这段时间另一件给他启示的事是有一次他坐公交车，下车时车门一开正好对着一棵树。不知为何，沈黎晖对树说了句你好，接着他感到一种“物理的能量回应”。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开始懂得想要从世界拿到点东西，就得先向世界问好。
1997 年的沈黎晖荷包鼓鼓，信心满满。他的账面上有了 600 万人民币，全是靠印刷挣来的，工艺美校的老师已把他当作成功范本描述给更年轻的学生。乐队也没停，他天天夹着谈生意的公文包去排练，“清醒”反而创作出了够出一张专辑的作品。沈黎晖琢磨起开唱片公司——钱不是问题，他当时女朋友的一个朋友在平谷开发房地产，一套三居室五到十万，沈黎晖看地段不错采光也挺好，把那一单元剩下的四套全买了。他渴望干点比做印刷更“牛逼”的事。
沈黎晖物色了两个乐队，“新裤子”和“超级市场”，都来自工艺美校，比沈黎晖小三届。前者是支朋克乐队，后者玩电子，两种当时在大陆尚少有或未有的音乐风格。摩登天空甫一成立就发行了三张震撼性的唱片：清醒的《好极了！？》和新裤子的《新裤子》取得出色市场成绩，把投入的七十万制作费加倍挣了回来；超级市场的《模样》则被评论界热捧。
沈黎晖快马加鞭，又成立 Badhead 厂牌，出品更为地下的先锋作品。不同于清醒、新裤子的都市市民阶层趣味，Badhead 的音乐人大多是外地进京的艺术家、摇滚青年，更有煽动性也更尖锐。在《贼船》里，火爆的舌头乐队吼道“传统是一条贼船／你就是被动的铁锚／平等是一条贼船／你就是沉默的旗语／正义是一条贼船／你就是下沉的浮力／自由是一条贼船／你就是拿错的鞭子”；左小祖咒的唱片《庙会之旅》因审批原因歌词被模糊处理，直到重制版出来，大家才知道他在《苦鬼 1999》里唱的是“每一个亿万民众失业的年代／我们学会解释自己的把戏／领导们总说，人多，锅小，我们挺好”。
时代情绪在悄悄变化，沈黎晖并未察觉。Badhead 的成立起初只是作为补充——“我不喜欢别人提起摩登天空，就说我们是个时髦的公司”——但在未来五到十年，都市年轻人的快消音乐需求将被大量制作精良的台湾流行音乐取代，而摇滚乐，则属于少部分情绪过激的愤青“铁托”，未谙世事的年轻人中向往“深刻”的一小撮，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人。Badhead 2000 年发行的第一张民谣唱片《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里，诙谐酸讽的胡吗个用农民工口吻唱了首《部分土豆进城》，精准地把握到这一点：
三月城市森林 我栖于树枝低檐／自己不筑巢 自己不种稻／替喜鹊看门 替黄鹂担粪／替老鹰带小孩 替花鸽送煤／以获取两只虫子度日／隔壁住着一个怪怪的 没有恶意的文化人／他说我勤劳勇敢善良朴实没有欲望／他拿出一本写了很多字的练习本给我看／又放一些不太好听很吵的歌给我听／他说那是在赞美我们／他说他就是我们／可却要把笑容垫在屁股下面的椅子上／又提到 虚伪 什么的／还说了一些城市的坏话／好多词我都听不太懂／只好歉歉的 歉歉的说／这个 我说不好／这个 我实在说不好
《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磁带，磁带上橘底黑色人头 logo 即为 Badhead 标识
而沈黎晖依然做着自己的新时代文化产业大托拉斯之梦，这个梦又总以业已成熟的西方文化产业为蓝图。他在 1999 年进军出版业，发行《摩登天空杂志》，内容是他以为的新潮和酷。九十年代他常去外文书店买英文杂志，《The Face》，《The Wire》，《Ray Gun》，看的不是文字——他英文并不好——而是出色的视觉和包装。《摩登天空杂志》依葫芦画瓢建立起来，就连办公室都是西式嬉皮时尚风格：员工在地下室里白天睡觉，晚上一边工作一边玩玩具小火车。
杂志出了三期，接着就是大量的退货。读者不买账。
与此同时，摩登天空的主业务也在经受压力。沈黎晖熟悉的传统唱片发行行业随着网络和移动手机普及垮了，市场和受众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公司亏损两百万，这本是沈黎晖承受范围内的金额，但眼看唱片公司这么赔钱，合伙开印刷厂的弟弟要求与沈黎晖分家。因此，新世纪到来时，沈黎晖突然发现自己落魄到如此境地：手头有个不挣钱的唱片公司，丢失了印刷厂也是曾经的印钞厂，成堆的杂志退货堆积在平谷买的那四套房里。
时至今日，人们往往赞叹沈黎晖在那段“黑暗岁月”里对音乐行业的坚守，但沈黎晖说那段时间自己不但穷，而且“觉得他妈的做什么挣不到钱”。他陷入了新的困顿，与精神世界无关，完全是现实上的。他每天坐公交车在家和公司之间往返，请人吃饭只敢点三个菜，“而且你还有点小名气，那些乐队还觉得你有钱”。
民谣歌手张玮玮就对媒体说过，“我们当时那个状态，不可能喜欢清醒乐队的，没有任何可能，所有这类型的乐队，我没有一个喜欢的……我们喜欢的是那种真正跟我们一样生活在痛苦里的那种，生活在挣扎里的，被人瞧不起，被社会瞧不起，我们喜欢的是这个东西，这个跟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我们住在树村的一个小平房里面，然后喜欢沈黎晖那种穿着小风衣，戴着墨镜，抱着漂亮电吉他那种？这不可能。”
他们将沈黎晖视为一个热爱音乐的北京小商人，觉得他手上有个公司，品味也还可以，能帮自己出张唱片。张玮玮和郭龙，那时候还没弄出《白银饭店》，出现在小河的酒吧现场专辑《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里，一个拉风琴一个敲手鼓——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的首张专辑都在 2003 年前后由 Badhead 发行，这是在大陆最早定义“独立民谣”的三张唱片，由于预算有限，前二者只能以现场录音的形式呈现。至于摇滚乐，Badhead 录了 P.K.14、重塑雕像的权利、声音碎片等等等。在评论界看来，这是摩登天空艺术成就最高的一段时期。
沈黎晖对这段时间则有不同的看法：“你说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整天待在录音棚里算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在失意与困顿之下对现实生活的逃避。“那段时间确实聚焦音乐本身，一年出二三十张唱片，但也只能聚焦音乐。我们只剩一套录音设备，一台 PC 机，一个棚两个录音室加起来三十平米。我觉得除了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我们好像什么能力也没有。”
不安分，总要最大程度利用手头的资源——与其说这是沈黎晖一贯的商业理念，不如说是他的性情与哲学，而这套东西又一次将他带出了险境。在日复一日的唱片制作中，他意识到“做音乐和做印刷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他曾经推崇西方的独立唱片公司，现在却觉得它们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它们签一堆看上去很牛逼的乐队，赔钱给他们做，然后期盼着其中哪一支突然成功，唱片卖 500 万张，挣了钱再找下一支能卖 500 万张的乐队，那找不到了怎么办？出了 Joy Division 和 New Order 的 Factory 就是这么个例子，对吧？”
2005 年前后，经营陷入泥潭的摩登天空开始涉足一些不“艺术家”的业务，比如给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厂商做音乐业务服务。“那些公司犯的错误是他们永远是‘经纪人——艺人’的单线思维，钱倒腾来倒腾去，就为了发现下一个 Joy Divison。”而沈黎晖希望摩登天空是能触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即使一开始只是作为底层服务者。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那正是沈黎晖经历青春期之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度是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两条腿。但随着时代的步子越跨越大，这双腿也像劈叉般渐渐分离。沈黎晖在二者之间不断腾挪，起起伏伏，终于在今天发现了自己与摩登天空的价值——不在于某条腿，也并不致力于促进两条腿之间的再度融合，而在于两条腿之间的裂缝。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绪更多掺杂了年轻人普遍接受教育又接触大量信息后对世界的无力感、虚无与“丧”，现实则是可望不可及的行业“大佬”故事，膨胀到近乎官僚系统并给普通人带去压迫感的商业巨头，发明与反抗格子间里的 996。逃避情绪、消费主义在二者之间滋生，那不是音乐节、夜店生根发芽的地方，却是它们开花结果的地方。
2006 年，摩登天空的财政明显好转，账面上有了上百万的现金，沈黎晖顶着公司内外的巨大压力——摩登天空当时的宣传总监因反对这个大胆烧钱的计划而辞职——决定将其投入 2007 年的第一届摩登天空的音乐节中。钱确实赔了不少，但收获的是经验与品牌影响力。2008 年第二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开始盈利，2009 年，沈黎晖开创了一个更新的音乐节品牌“草莓”——这个词“暧昧、性感”，而沈黎晖当时考虑的是“怎么让那些不怎么听歌的人也来音乐节玩”。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未来十年，音乐节在中国大陆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摩登天空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丰富的经验，鲜明的品牌定位，以及在“黑暗岁月”里发行的那批唱片，它们使得新老艺术家对这家公司有着品味与经济上的双重信任，或者说，依赖。草莓音乐节成为了摩登天空的主要利润来源和扩张燃料，至今仍占总营收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2008 年 Badhead 关闭，原因是沈黎晖相信“未来，摇滚乐不再会是地下”。他的判断对也不对：在文化产品分众化与圈层化日益严重的时代，“地下”“地上”已是过时的分类法。
刘阳子，后来的 vice 中国主编，彼时还是个给新浪写稿子的乐评人，则在一篇题为《论 Badhead 厂牌的倒掉》的文章中乐观预测：“的确，今天的听众已无需被 Badhead 曾暗示的摇滚乐的人格力量感动，他们自然地消费新音乐，并且知道去哪儿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有想象力的偏激音乐家们在网络中得到了更多机会，摆脱控制与审查，自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选择另一种收益制度，无需接受公司的垂青——这样的情况下，Badhead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的判断半对半错。
听众是开始自然地消费新音乐，网络在独立音乐传播过程中更是功不可没，但最终也只是“流量入口”，现场才是这些整个音乐市场中腰部创作者的变现工具。手握这样的变现工具，沈黎晖和创作者关系变得微妙：投奔摩登天空，就是给市场垄断巨头打工，挣到钱算运挣不到钱算命；离开摩登天空，则大概率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沈黎晖“不得不”扮演起精打细算的角色——我为这个社群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机会来了，给你们的钱分少点也不算大事吧？再说了，公司做大了，最后受益的不还是这个社群吗？
这才有新裤子的主唱彭磊在微博说自己向沈黎晖讨要版税，沈黎晖说“你们没有流量，过气民谣歌手和黑怕流量比你们大多了，你们去告我吧，告赢了就给你们版税” 的事。沈黎晖接受《娱乐资本论》采访时则回应：“我他妈从来没欠过钱，所有版税都按照合约完全预付，清清楚楚。”真假对错难辨，也可能是双方对合约条例的解读不一致，但彭磊应该不是在调侃或完全胡说——否则他也没有必要在许多或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内一再提及；“你们去告我吧”这种撒气式的话语，听起来也蛮沈黎晖的。
民谣和说唱的风靡，摩登天空的确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沈黎晖说自己 05 年之后学会了当一个“收藏家”，要收集每一个时代的声音。这话听上去有点艺术爱好者的意思，但他实际的意思是说，摩登天空更像一个拍卖行：不从私人审美上谈喜不喜欢，只从大环境上谈是否契合时代情绪——当然，是“契合”，不是“迎合”。电视综艺时代，他们在宋冬野的《董小姐》大火前拿到了麻油叶，眼瞅“那个胖子怎么就突然成名了”的马頔按照同样的和声结构写了首《南山南》，制作人韦伟给《南山南》编曲时就预感“这首歌也一定会火，而且它一定会被选秀歌手唱火了。”
《中国有嘻哈》前一年，他们成立了嘻哈厂牌 MDSK，签下红花会、TT、万妮达。沈黎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个事实：在一些非传统音乐节票仓的二三线城市，如南宁，MDSK 音乐节观众的平均年龄只有 20 岁上下，男女比例可以达到一比九，而且“那百分之十的男生中部分还是陪女生来的”。他们可没有对摩登天空失去血性的哀叹。沈黎晖“欣喜”地留意到，一部分观众甚至会把 MDSK 音乐节直接说成“摩登天空音乐节”。酷、潮，是他们对这个品牌的第一认知。
Badhead 厂牌于 2014 年重启，由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张晓舟主理，审美依然激进。然而，比起它在世纪初表现出的重塑中国独立音乐势头，如今更像是代表一种“实验”“脏”的细分流派，也拥有自己的细分市场。就拿梅卡德尔来说，乐评人李皖的话一阵见血：
“那种简单化的全面否定，尽管很响很猛，却对复杂的现实毫无触及，只因为它简单化，片面得不真实。对当今这个现实而言，愤怒早不再是一种有效态度……从音乐性上看非常有力度，只是这种颇具摇滚姿态的暴力美学，怎么听都跟现在人们的现实感受脱节。”
至于这个现实是什么，台湾作家张铁志在看了 2014 年的上海草莓音乐节后，将其概括为“草莓共和国”：“巨大的消费主义与庞大的体制吞噬了一切，‘娱乐至上’与‘政治犬儒’是真正流行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华丽崛起，不再反叛的摇滚商业，新一代阳光欢笑的青年。”
2018 年，成都草莓音乐节
“世界是一场游戏。”近年来，沈黎晖不断对外界传达着这个理念，并以此概括自己的世界观。游戏好玩、有趣，但有你打破不了的规则——商业如是，政策和监管亦如是。
我好奇，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生活苦闷，一事无成，是否还能轻松地说世界是场游戏。“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是个获胜者？或者你享受一道道通关带来的乐趣？”
“不是获胜，在游戏里获胜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还是跳不出这个游戏。这也正是悲哀的地方。但人活着总是要干点事，要消磨游戏的时间，那我选择缩在角落里成为一个 bug，就像摩登天空现在在市场上成为一个怪物一样的公司。”
但足够高的壁垒，才能保证缩在角落里的你不被别的游戏角色打扰。2007 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沈黎晖最后一次去现场，从北京东边的家打车去城西边海淀公园的演出场地，看着夕阳想着这事终于办成了，在车里流了泪。2009 年，活动的一个承办方帮音乐节拿国外艺人的演出批文，一切安排妥当，英国乐队 British Sea Power 都已在北京的酒店里住下，文化局在演出前三天突然通知说国外艺人不给上。
在办公室里，沈黎晖看着接到消息的员工号啕大哭，心情复杂，说了句“这事还挺有意思的。”“看起来一切都那么乐观，但没想到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状况。”
可后来他竖起堡垒，学会了如何面对这些事。2015 年因为外滩踩踏事件，北京草莓音乐节取消，上海草莓则被严控。音乐节第一天下午，公安来消息说不给跳水、不给放冷焰火，本该出面协调的他改派音乐节项目总监去和公安“撒娇卖萌”。到了现在，公司规模日益扩张，每一步工作都由专人负责，“消息要是到了我这肯定是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大家都在系统里，办事没有感情因素。上面一说什么七十周年大庆这个不给办那个要取消，好，该取消取消，该退票退票，我眼皮也不带眨一下。”
对待资本也是一样：2014 年后摩登天空收了几轮融资，既不是救命钱，也没借此大肆扩张，只是“了解了解这事儿是怎么运作的”。沈黎晖把公司财政做到可控的地步，赔钱但好玩的项目也做，只要赔得不多。
在旁人看来，他越来越理性。2010 年入职摩登天空的乌莉雅素现在已是公司副总裁，她说与沈黎晖共事这么多年，唯一一次见他表现出感性是成功签约张曼玉之后，沈黎晖从酒店电梯出来，激动得抱了她一下。尽管如此，2014 年张曼玉在通州草莓演出时遇上大风，沈黎晖还是毅然下决定让导演把高喊“我不想停”的张曼玉抱下了台。
我拿这事问沈黎晖，兴奋是不是因为与青年时代的“女神”得以合作。“没有，主要还是因为她太难搞定了。”
现在的摩登天空已是个几百人的大团队，公司的一切都符合沈黎晖的设想，年轻，蓬勃，时尚，更关键的是可以安心在自己的路上走着，世界要是向它问好，它也就大大方方地回世界一个好。他赶上了趟。
这是一个游戏里的游戏，而沈黎晖是其掌控者。规则已经明晰，他的任务只剩下开会听报告，大方向上的决策和抛头露面的事。他想让音乐节更低碳节能，就直接从英国请一家专做演出场地环保整体性解决方案的公司来；至于那些更琐碎的日常事务，属于在开放办公区工作的年轻员工——他相信 99% 的年轻人都没什么创造力，而他呢？“肯定是那百分之一。”作为摩登天空唯一拥有独立办公室的人，他每天早早地就到公司，这里让他觉得安心，尽管没什么事干。他就在这看看书听听歌，耳机里放的还是 U2 和 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