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宋文学家 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苏轼

大家好，我是冯丽丽，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苏轼曾提出哪些文学主张?为什么说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苏轼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大文学家，他的文学主张常常是他创作的甘苦之言、经验之谈，因而更为珍贵。

苏轼的文艺思想是多方面的，辑其要大致有四: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对文学功用的认识。在文学创作上，苏轼强调“有意而言”，并认为这是“作文之要”。他尝言: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先泽先生诗集叙》)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实则就是要求作家要勇于干预生活，针贬现实。而苏轼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履行这种安任。

二，“随物赋形”—苏轼论文学创作的主客关系。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解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池滔滔泊泪，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谓“随物赋形”就是在文学创作的主客关系上，强调文艺家对对象的准确观察、体验以及表现。那么怎样才能“随物斌形”呢?苏轼要求在创作时要“如以灯取影”，“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当然，苏轼要求文学创作“随物赋形，，，其“形”并非仅指事物的表层形态，“随物赋形”除了要求切合对象的外在形态之外，还强调内部形态的更高层次的相似，这也就是“神似”。

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论文艺风格。在文学创作中，苏轼非常强调“求新”，但他并不是“务新”、“趋奇”，他所迫求和崇尚的乃是“自然”、“清新”。因而在艺术风格上，苏轼反对“迁怪艰僻”的文风，而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曾经说:艺术创作“本不求工，所以能工”，艺术风格的产生不能趋于刻意的追求，而是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苏轼在艺术风格上迫求“清新”、“自然”是与他的文学功用观分不开的。他认为文学应“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轼也便偏向于“自然”、“清新”的艺术理想。

四，“自是一家”—苏轼论文学创新。一个成功的文学家必然努力迫求创新，苏轼亦然。他强调文学创作要勇于“自成一家”，他尝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故在文学创作中，苏轼反对“雷同”，认为“雷同”乃“文学之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开豪放一派，改变了传统婉约词派统治词坛的局面，其开创之功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扩大词境。苏轼的词同他的诗一样，挥洒自如地抒写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苏轼词有的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有的倾诉自己的身一世感慨(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的表现亲人师友之问的深情厚谊(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有的描绘农村的景色和生活(如《洗溪沙》五首)，他还写有一些咏物之作，其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都是极精彩的篇章。经苏轼的努力，打破了诗词的分界，改变了词为叼、进”、“艳科”的传统肴法，使词“无意不可入，无施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在内容和题材方面表现出全新的而貌。

第二，改变词风。柳永以前的文人词，以淆丽婉约为词家的本色当行，多写闺房花草、恨别伤春，其风格大多缠绵婉约之致。苏轼则另辟蹊径，创造出高远清雄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词风，又多以直抒胸臆见长。明张红《诗余图谱》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苏轼的豪放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诸作，都写得“气象恢宏”。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个故事生动说明苏、柳亦即豪放与婉约两派词风的区别。

第三，语言、音律上有所革新与突破。苏词语言洗刷了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他博采诗斌、经子史传及杂家小说入词，为后来辛弃疾驱遣万卷开了端倪。苏词又有不入腔处，这是由于苏词以意为主，不愿拘于词调原有的词律和句法，即“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没录》卷十六)。同时，苏词中一调多体的现象也较多。总之，苏轼在大体遵守音律的墓础上，对词的句法、韵法时作个别变动，这对打破词调的凝固化，使其得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以上三方面，既是苏轼对词的革新，也可视为豪放词派的特点。当然，苏词以豪放为主调，同时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豪放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