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生态文学创作开拓新局面（人民日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其中，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这一题材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

生态文学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地上的事情》《狼图腾》等曾在不同时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作家对祖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各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作家致力于这一题材创作，以文学笔触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艺术化再现，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这一题材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就有散文《流水似的走马》《遥远的向日葵地》、报告文学《大森林》、中篇小说《蘑菇圈》等多部生态题材作品。

从作品思想内涵来看，早期生态题材文学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创作者往往用直接呼吁的方式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破坏将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后果，以此唤醒生态环境意识。故事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保护和破坏生态环境双方的对立为故事主线，通过生态灾难结局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一是通过讴歌原始状态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

在近年涌现的优秀生态题材文学作品中，作家更多地把生态保护话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纵深的坐标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作品思辨色彩更加强烈，主题哲理性明显加强，折射出的作家写作姿态更加理性。如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没有单纯渲染挖掘虫草的行为对草原植被的破坏，而是更加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是孤立的，应该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等民生举措紧密联系起来。李青松长篇散文《塞罕坝时间》，不是单纯歌颂塞罕坝林业人的奋斗历程和献身精神，而是把塞罕坝由贫瘠荒凉的沙地变为现代化林场的发展过程，放到当地乃至整个北方自然环境历史变迁中来看，进一步凸显塞罕坝植树造林事业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文学表现力方面，生态文学创作也获得进展：生态文学作品正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谱系、多样化的社会视角、个性化的意境营造，带给读者更加丰富新鲜的阅读体验。此前生态文学作家的笔墨往往倾注于两个方面：对原始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奇观化赞美，对栖居于原始自然环境中人们生活的传奇式讲述，进而与当代现实生活形成对比。简单地说，即通过渲染某种陌生化经验吸引读者，激发读者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反思，以及对原始自然环境的向往。

在近年来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荡开笔墨，用多样化笔触、丰富立体的情感，书写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这些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开阔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细腻的审美层次，从不同视角清晰还原生态环境获得改善、科学生态观念建立的过程。如艾平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从一位老牧民寻访数十年前失散亲人的经历出发，通过老牧民在不同牧区的现场感受，令人信服地呈现当前经济政策在保护草原生态、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鲍尔吉·原野散文《流水似的走马》、李娟散文《遥远的向日葵地》，语言生动幽默、生态场景描写细腻扎实、整体格调明朗清新，散发出草原清晨般的氛围。梁衡散文《树梢上的中国》、蒋蓝散文《豹典》、徐刚报告文学《大森林》等作品，串连整合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知识，思考深入，笔调坚实厚重，带给读者沉稳绵密、回味无穷的感受。

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作家在进入生态文学创作领域时，并未建立起完备知识储备，对生态环境变化和生态保护工作实际也缺乏深入细致把握，因而或出现科学谬误，或从影视作品、新闻报道中借用二手信息，用假想、模仿代替踏访、调查，把生态环境复杂的改善过程和生态保护实践的艰巨努力简化为若干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出现作品编织痕迹较明显、内在肌理虚弱、现场感不强等问题，非但没有通过文学创作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反而简化弱化人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认知。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生态文学也是如此，它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为生态文学繁荣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生态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把我国生态环境发展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视野，把人类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关联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人们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图景，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形成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邱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