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散文独特的发展史 来观察纯文学 探寻古人的诗意生活

中国散文本是对骈文而言,亦有是对诗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之一大支。就近代文学观点看,除诗文以外,还应有词曲、小说、戏剧等。但中国一向不重视小说,也不重视戏剧。反过来说,也可从散文的发展中,来窥知全部文学史。西方文学如史诗、神话、戏剧等,开始就像是自然的、朴素的、天真的、民间的以及地方性的。而中国则不然。关于这点,却被所有写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们忽略了。此层雅化工夫,在文古代则是操之于上层贵族手里的,也可说操在政府的。

然而中国却不这样。在中国古代产不出像希腊的荷马那样的大歌唱家。这因中国国土大,语言难得一致。希腊城邦的单位小,又是语言统故歌唱家可以到处通行。在中国就不能,即如今天的京剧,还是不能通行全国。中国文学发达,与西方不同。主要缘于中国古代就有一个统一政府。各地地方性文学,要传播到全国,不得不先经过政府之淘洗与雅化。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学主要决不是地方性的。

文中第二阶段—是诸子百家言,如《庄子》、《孟子》等书中,就有不少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因于透过了诸子的手笔,而始普及通行。史玻文第三阶段—如楚辞,它是代表当时楚地民族的文学,或可是由民间歌谣发展而来。但楚辞虽然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也还是透过了屈原、宋玉等人之手而成。实际上与第二阶段仍多相同。第四阶段—是经过游土之手。在《战国策》中,所收有许多极好的散文。在那些散文里,也附带有不少本来是民间文学的素材。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即中国文学的发展乃是由上而下,主要在贵族阶级手里来完成。

西汉时的文学,乃由游士之手,转入宫廷的侍从们,像司马相如等。直到那时,中国学术界,还未有纯文学观念出现。必待到东汉,才可说有纯文学意态的观念出现了。因此范晔《后汉书》里,就首先有《文苑传》。虽然过去已很久有极高的文学作品,但尚无明确地对文学有独立的认识。许多散文其实只是应用文,甚至诗和韵文也都有应用气味。东汉的五言诗,才可算得是纯文学了。像以前诸子百家著书,都不是纯文学。严格说来,两汉辞赋还是孕育在贵族宫廷手里的一种应用文,也非纯文学。中国文学的确立,应自三国时代曹氏父子起。

中国文学另外一个特征,常是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常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也如此。此又与西方文学有不同。设辞作臂,正如一面镜子、西方文学用来照外,而中国文学乃重在映内。也可说,西方文学是火性,中国文学是水性。火照外,水映内。惟《文选》所收集的,时间放长了,文体也放宽了。但《昭明文选》里,不选经,不选史、也不选子,所收集的便只限于较近纯文学的一部分。总分赋、诗、文辞三大类。由此可见昭明太子当时已有文学独立的认识了。尤其重要的,他不分诗与文骈与散。这实在不像我们开头所讲,诗文对称,骈散分立的说法了。换言之,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词用,这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大变化。再像《祭田横墓文》,把祭文也改用散体。这一改变,遂破除了以前种种格调的限制与拘束。这也正如我们另换了一套宽大的衣服,而感到格外地轻松与舒适。散文在纯文学中之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

柳的山水游记,欧的园林杂记如《醉翁亭记》之类其实多有诗意。尤属主要的,则须能把自己投入作品中。由于中国文学这一特性,遂引起后人为各著名作家编年谱,及把诗文编年排列,这又是中国文学与史中学发生了关系。

诗人们的文章,都是自己去感悟生活创作出来的。从这里,我们更看得清楚些,所谓文以载道,其实是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由宋经金、元骈文更走下坡路。到明代,骈文终于是没落了,而散文则更为盛大起来。明代前后七子如王世贞、李梦阳和李攀龙等,都要力仿秦汉。但比较有价值的文学家,还是要推归有光,他是宗法唐宋的。归有光极反对盲目模拟古人,并力斥前后七子的文章,都像是空架子,只在格调词藻方面下功夫。归则以日常生活的描写为主,他可算已抓住了极重要的一点,即是以文学来表现人生。这又恢复到韩愈及宋学家们的精神了。

归有光在政治上不得意,一生过的多是平民日常的生活。他因此最擅长在家庭中生活方面的描述,他的文字很能学《史记》,尤其如《外戚传》等。关于这点,给清代的桐城派影响很大。他这种新的笔法,也可说唐宋八家尚未畅行,可说给散文写法又开辟了一条新路线。所遗憾的,是他的文章不能反映出当时的整个时代,这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限制了他。

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是擅长于写诗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也擅长写散文，而且他们写的散文都很好，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写的，具有真实性和美感性，使人回味无穷。我们的散文不就是要这样吗？如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是碎片化的，让人只想看一遍，那真是一个作家的悲哀，做文章嘛，就是要有深度，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