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难得一挚友：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

文/狟先森

1950年11月20日，傅斯年接受完被称为“郭大炮”的台湾省参议院代表郭国基的质询后，猝死于高血压。就这样，因痛骂孔祥熙、宋子文之流赢得“傅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被另一架大炮轰了下去。

1950年12月，在广州的陈寅恪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下一首“望海诗”：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不生不死”表达了他在得知傅的死讯后的感伤，进而用典故表达因时事机缘相隔两地的感叹。

这首韵味深长的诗，成了两人20多年友谊的句号。

01 在柏林奠定友谊基础

1923年，傅斯年从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恰恰以前在北大的同学、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也在柏林就读。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友谊大概率始于弟弟陈登恪的介绍。

这段柏林结识的岁月，二人的友谊多体现在学术旨趣以及陈寅恪对傅斯年治学方向的影响上。1924年，到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讲他们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互相砥砺、拼命读书。

也许是相处久了，以前专心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物理学的傅斯年竟然转向到陈寅恪喜欢的比较语言学上了。比如，两个人留下的笔记本中都记载了相同教授的课程；在这个时候，傅斯年开始大量搜集和购买“东方学”的书籍，这恰恰又是陈寅恪的兴趣所在。

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岁月，也许是可以天天见面，且把精力用在了读书上，两人留下的书信文字很少，但将近三年的时光，或主观或客观两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学术兴趣，这也奠定二人友谊未来20年友谊的基础。陈和傅两个人的相惜之情，在1927年陈寅恪赠傅斯年的一首诗反映出来：

“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那种对傅斯年的将成一番事业的期许之情，可真真表露无疑了。

02 琐碎书信见真情

傅斯年在北伐胜利后，欣喜回国。怀着把“东方学”的传统带回到中国来的愿望，创办了“史语所”。虽然陈寅恪这时候已经在清华就职，但柏林岁月让傅斯年深知陈寅恪为人为学均是一流，因此不惜打破自己立下的“研究所人员不得兼任他职”的规矩，将其网罗到史语所，应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往昆明。在这乱世之中，一件小事可以看到两位读书人的相惜的友情。日本飞机时不时会来袭击昆明，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同住一幢楼房的人们本能的往外跑。但一楼的傅斯年却拖着肥胖的身体往三楼冲，护着视力差的陈寅恪下楼。

陈寅恪写给友人的信中，傅斯年占大头，就连相交也很好的陈垣也赶不上。在抗战期间，陈寅恪便给傅斯年写了四五十封信，这些信得内容很琐碎，大多是向傅斯年吐槽或者讲述自己生活穷困的，比如：

“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

“薪金不足以敷日用，且身病家口多，过俭则死亡也。”

“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

读书人也是人。况且像陈寅恪这样，回国后在清华任教，过着较好生活的人，面对战时的颠沛、混乱、物价奇高、医疗条件有限等种种问题，吐槽、抱怨在所难免。

但读书人又不是普通人，骨子里的气节又让他们不轻易吐露自己种种不幸，除非是自己至亲至近的人，才可诉苦一番。可见对于陈寅恪而言，傅斯年不仅是上司，也是难得的、倾诉柴米油盐的挚友，这样的倾诉不仅不会失“面儿”，而且能获得精神上的依慰。

03 最后几年矛盾交织的友谊

“天才总是成群来”成群的天才们的友谊总是或前或后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就连陈、傅两人的友谊也出现过不大不小的矛盾。

当陈寅恪虎口脱险，终于携家带口从香港回到桂林后，陈寅恪终于不想再折腾了。于是接受广西大学的邀请，在广西教书。傅斯年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生气，一边讲史语所规定研究人员不能在外教书，一边说“同仁渴愿兄来此处。”但是对于刚刚在桂林安顿好的陈寅恪来讲，在四川李庄的“此处”实在太远了。陈只想在安定之余，写写文稿。

面对傅斯年对他“拖延”的不满。陈寅恪也毫不客气的讲自己就是有点想拖延“弟取拖延主义，理由甚简单，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现弟在桂林西大，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明明白白地讲了自己就是，所以像求稳定、不去四川。

1946年春，陈、傅两人的书信往来基本停顿。这些往来的书信勾勒了两位读书人的乱世中的友情，始于陈寅恪的对生活的“抱怨”，终于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抱怨”。

但是这些“矛盾”分裂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吗？似乎并没有。

1948年12月，傅斯年发起抢救北平学人到南京的计划。陈寅恪一家也在其中。可见傅斯年并没有因为以前的种种矛盾同陈决裂，依然将其看做为人、为学上不可多得的挚友。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柏林相识岁月里，两个人逐渐形成了相同的学术兴趣，这为他们一辈子的友谊埋下了伏笔。

04 未能圆满的友谊

1949年元月到10月，在台湾的傅斯年一直电促在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来台，可陈寅恪还是没有成行。也许在这段友谊中，陈寅恪对傅斯年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吧。傅斯年没能影响陈寅恪对学术、人格的看法，这也许是陈寅恪打算不成行的原因之一。

1949年以后，两人隔海相望。这又好像是在玩笑般地印证了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纵使两人的友谊中有过矛盾，但在民国成群“天才”中，却真是难得有陈、傅这一对挚友。

参考资料：

（1）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

2017年版。

（2）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