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改革方法论

刘纪鹏 每经记者 张建摄

上世纪90年代初，推动“企业股份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

彼时，国家体改委首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提出了股份制问题，同时，他们开始设计中国证券市场方案。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以从华尔街回国的一批专家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开始设计并参与推动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建立。联办的主管单位正是当时的国家体改委。

在联办工作期间，刘纪鹏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法人股”概念，并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人股”流通市场——STAQ交易系统。此外，刘纪鹏还撰写了《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一文，首次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该报告发表在《经济日报》(1991年10月19日)，被联办同仁称为《联办宣言》。

从时间轴维度看，联办设立于1989年，而上证所以及证监会先后成立于1990年和1992年，从这个角度看，将联办视作我国资本市场的起点并不为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日前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刘纪鹏就联办的工作内容、证监会的设立以及围绕我国资本市场设立过程中的诸多讨论给出了精彩的回答。

联办成立后第一件事

是将国库券发行改为承购包销

NBD：您最早是什么时间开始接触证券市场？

刘纪鹏：首先，我认为证券市场完整的概念包括三个要素：即股份公司、股票以及股票市场。

从股份公司的角度来讲，我是1986年开始接触。当时，中关村有一家叫四通的公司，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造，于是该公司的负责人委托吴敬琏做课题，后来需要跟社科院借人，社科院就把我派过去了，当工作小组负责人，对四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我印象里，这是最早接触到股份制改造的工作。

从股票市场角度看，我接触它是在1990年年初。当时在王岐山的倡议下，我国成立了联办，其成员还包括一批从华尔街回国的青年如高西庆、王波明等。

联办成立后，最初的办公地点是在崇文门东南角的一个小楼，我们就叫崇文门小楼。联办一成立，就开始着手设计中国证券市场，最早先是从债券做起的。在当时，我国为了解决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大量地发行了国库券。当时国库券是以行政摊派的方式发行，每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等上至高管下至每一个员工，每年都要从工资里扣钱。

联办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国库券由行政摊派改为承购包销，在相关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就建立了STAQ交易系统。这样就有了流通变现性，而且公开透明。

NBD：就您个人而言，您在联办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刘纪鹏：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公司问题的，而联办大部分成员是在华尔街学习交易的，所以我就作为公司问题专家在1990年进入联办。我进入联办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参与整个市场建设中的公司问题研究。在1990年到1992年期间，我们国家已经明确将“股份制”作为发展改革的方向，当时体改委颁布了两个文件，即定向募集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规范文件。文件一发，在短短10个月内，全国诞生了6370家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

NBD：当时的定向募集指的是什么？有没有引起争议？

刘纪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定向募集主要指的是两个定向。在当时，一些人认为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化，所以确实争议很大。但是，我们感觉经历了承包租赁后，必然要过渡到股份制，考虑到争议很大，所以我们采用了曲线改革的方法。

首先，向企业职工定向募集，工人阶级拿点股票，属于当家做主，总不能说是私有制吧；第二，向法人定向募集，在1990年~1992年前后，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不是全民企业，就是集体企业。因为在我们国家宪法和当时民法中，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公有制的，所以股票发行对法人就是对公有制，是公有制内部买股票，没有跟私人对接，就不是私有化。所以定向募集的两个定向，指的就是向职工以及向法人定向募集。

NBD：当时联办的工作还包括哪些？

刘纪鹏：在我印象里，联办的人在设计国债承购包销挂牌系统的同时，也受当时国务院领导以及上海市领导的委托去帮助设计交易所。

在此期间，联办兵分两路，一路去帮助设计股票交易所；另外一路就是以我为主，在国债系统上继续研究可否把上述提到的6000多家公司的法人股，在报价系统里挂牌交易。经过联办内部论证且报国务院批准后，1992年下半年法人股交易市场在北京诞生，由联办直接管辖，由此法人股开始发展起来。

《联办宣言》是中国金融改革

向旧体制打响的第一枪

NBD：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国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刘纪鹏：实际上，我们研究的股份制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指shareholder ownership，也就是从所有制角度谈，不是简单的私人、独资这种概念，是股份制的角度确定企业的产权，将其份额化，并挂牌流通。

股份制还有一个概念是shareholding system，是谈股份制度的。这里面就是上面说的三个要素，即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除了这三要素，我们意识到还需要监管啊。

1992年之前，我们的监管体制是不完善的，主要体现在股份公司是体改委在批，但资本市场由人民银行在管，等于割裂了监管。但市场发展必须要有监管，联办的同志觉得应该要写一篇文章，将银行和证券的监管分开。分开监管的问题今天我们好理解，但在当时，我们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

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之间，这两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货币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货币是间接债券融资，就是借钱要还。资本金融是以投资证券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股权直接融资，投资人要担风险的，如果两者均由银行监管，那这是最落后的金融生态和监管体制。

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能否把这个大权从银行拿出来，涉及到剧烈的体制变化。这是我国经济改革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

联办经历几轮讨论，最后确定由章知方负责组织，由我执笔，要求一周内必须写完。结果，我就被“关”在了章知方的家里，不写完不让回家。章知方给我煮面条，我就在那儿写，写了3天，把文章写完。之后，相关媒体立刻发表了文章。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联办内部评价很高。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改革向旧体制打响的第一枪，由此拉开了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序幕，所以这篇文章也被看成《联办宣言》。

以这个报告为基础，联办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去向朱镕基总理作汇报，建议组建中国证监会，所以证监会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大家一致推荐刘鸿儒担任首任证监会主席。但经费哪里来呢，因为当时联办的国债承购包销有部分经费，就划拨了几千万元给证监会；人员方面，联办一半的人分到了证监会；地点方面，因为联办在亚洲酒店，而亚洲酒店对面是保利，所以最早的证监会就近在保利办公。

当时组建证监会后，也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考虑自己提了法人股市场，这边也需要人，就决定留在联办。

股份应分成几种

与高西庆曾进行争论

NBD：在联办工作期间中，您与其他同事是否就具体问题产生过争论？

刘纪鹏：客观来看，在联办工作期间，我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因为在股份制三要素中，他们擅长交易等内容，我是研究公司的。如果有碰撞，那主要就是跟高西庆的碰撞。他当时是海归，认为我们搞得不规范。

当时我们在设计定向募集的规范中，将股份分成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等4种，因为当时的背景下不这样分不行。高西庆就表示，国际上没有类似分为4种的做法，你们是不是外行啊。我就说我们不是外行，因为了解美国证券制度很容易，但你要了解中国并设计出符合国情的股改路线是非常难的。

我参加了国家体改委两个文件的制定，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我们共研究了37个国家的公司法，甚至包括连埃及、以色列等国；我们集中了13个部门78位同志来起草这两个文件。

这种情况下，在几次研讨会上，我跟高西庆争论得比较厉害。他认为你们今天搞出了A股、B股、H股，还有法人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搞出P股，我说中国体制下，必须双轨制进行，逐步地向胜利的彼岸，即市场经济的完整体制过渡。

中国改革的成功

恰恰源于正确的改革方法论

在采访间隙，刘纪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展示了其本人撰写的《想念体改委》一文。该文发表于2004年7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的05版面。

在《想念体改委》一文中，刘纪鹏直言，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上。当我们确定“搭桥过河”的目标时，重要的是如何“过河”，如何搭建一座“过河”的桥梁。这座桥的形状、材质、承受力及造桥的成本和时间，都是更重要的。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

客观来看，中国改革到底成功在哪？尽管世人公认中国改革的成就，但是却很少有人能总结出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所在。其实回顾和反思中国改革的25年，绝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需求，而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纪鹏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国家体改委在组织专家研讨中国的三、五、八改革总体方案中，就广泛地听取了各界意见，组织了四五个小组来完成这样的思路。还有80年代末期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杨启先同志介绍说，当时就是采纳世行专家的建议，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局，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国有资产改革构思。而在经历了实践中反复徘徊的13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建立了中国的国资委。

在中国改革“过桥”的整个组织过程中，像国家体改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时总是感觉困难重重？他们不仅理论严重落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连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都十分困难。

刘纪鹏回忆道，记得90年代初期，在他参加的几次经济学家论坛上，一些经济学家力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给波兰和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甚至预言俄罗斯的改革一定会比中国快。一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历程，俄罗斯的改革也走过了近15年历程，尽管我们不能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改革会永远比俄罗斯成功，但至少迄今为止，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低，进步比他们大。当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时，人们无一例外的是把中国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