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日记简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互联网指北

据说2006年，美国胡佛研究院开始陆续公开《蒋介石日记》的时候，远在台湾的郝柏村很兴奋。

原因是老先生虽然长期担任过“总统府侍卫长”等能够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的要职，但面对后辈们的质疑，他也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为“偶像”澄清，比如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接受“明显吃亏”的雅尔塔协议？为什么国军总是出现相似的战略错误，并且基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调整？

所以哪怕那年的郝柏村已经87岁，他仍然决定亲自飞赴美国进行抄写和摘录，并计划进行解读成书。原因无他，想要还原那段历史，没有什么比“日记”更合适的信源佐证了。

不过郝柏村还是低估了“日记”作为文本的复杂性。“日记”能够作为信源来还原历史，也能在解读语境充分变化的前提下成为“误读”的新源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深受其害”。

在两年前一份广泛传播于中文社交网络世界里的“季羡林日记”里，季羡林曾经直白地表示“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图源：知乎作者“西湖天下景”）

事实上正如这张影印版标注的一样，“日”大概率是误读。根据语义以及笔迹参考，这个字大概率是“同”，包括在2009年的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季羡林全集·第四卷》里，“日”字已经被校对为“同”字。

但毕竟社交网络的裂变速度，足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公众记忆的横截面。如今当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季羡林”的时候还能很轻易地触发“日几个女人”这样的联想词，并收获超过40万正儿八经讨论“为什么季羡林会这么说”的相关结果。

当然严格来说，《蒋介石日记》《季羡林日记》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本身的名人光环以及特殊的写作环境，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个性文本”这个内核。

更难以解释的是出现在带带大师兄微博下、李文亮医生微博下、虎扑步行街里的各种“共同创作式日记”。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著名的“浮生日记”），几乎消解了我们传统印象中日记的一切应有特质——私密感、个性化、随意性——甚至还增添了许多“反日记”的文体特质，比如抽象话的刻意采用，以及过于文学性的意境延展，这些倒很符合“非虚构写作”的定义。

很难知道这样的流变，是不是已经到达了“日记”所能承载的职能极限。但即使是这样，“日记”也足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意涵最复杂的内容载体：

无论是成为记录者、见证者，还是成为被记录者、被见证者，它总是能以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从而获得一种难以描述又无可取代的特殊使命。

人类吐槽精华

人类文明的每个阶段，几乎都能找到日记的身影。即便是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的“结绳记事”，每当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古人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并按照时间的推移延长这根绳子，口诀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按照口诀，末端这几年似乎大事不少）

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也有过类似的“创作思路”，只不过绳结变成了绳子串起来的贝壳。到后来有了文字，日记的载体也从绳子转移到了龟壳、竹简和墙壁上。

并且与今天相同，“创作日记”从来不仅仅是为了陶冶情操助助兴的。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史官制度”，就是日记文化的产物。古人相信这样的记录不仅能够彰显政权的延续性、正统性，“后世之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也能约束被记录者的行为。因此几乎从黄帝时期开始，史官基本上是世袭的，游离于人才体制之外，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利益相关”以求制衡。

也正因为这样的存在——或者说为了防止作者在日记里疯狂吐槽——古代发生过很多惨烈的故事。

公元前500多年，被国君齐庄公戴了许久绿帽子的崔杼没有选择原谅，而是直接把齐庄公剁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齐国的史官太史当然要记录下来，于是他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君”四个字。

杀红眼的崔杼直接把太史也给砍了，然后他找来了太史的两个弟弟，让他们重写，这两个弟弟面对哥哥的鲜血并没有退缩，依然写下了“崔杼弑君”，于是他们俩也成了刀下之鬼。

这时候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来了，崔杼说：你想好了，你仨哥哥都因为瞎说大实话被我杀了，你要是再不听话，他们就是你前车之鉴。

谁知道太史一家人都是硬骨头，最小的弟弟把头一梗：我们做史官的就是要如实记载，你杀了我我还是写你弑君，而且这事你也掩盖不住，早晚成为千古笑柄。

崔杼想想似乎是这么个道理，于是无奈之下只好放人。这最小的弟弟一出门遇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赶忙打招呼：您怎么来了？

南史氏说：听说你全家都被砍了，你要是也死了，崔杼弑君这事就没人记了，所以我得过来接着写啊。

看，没有这些史官的铁骨铮铮，没有这些史官们笔耕不辍的写日记，我们的历史将大概率像没有出土过系统性文字的“夏朝”一样，被西方学界默认为“纯属虚构”了。

（司马迁也是因为“日记里夹带私货”，被汉武帝疯狂针对）

日记还曾经影响过明朝的国本。

万历皇帝20岁那年，在宫里闲逛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宫女。大家都知道，20岁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基本就是行走的打桩机，只不过我们普通人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不能随便造次。

但贵为九五之尊的万历富有四海，还在自己的皇宫里，管你什么道德法律的？于是直接脱裤子和宫女来了一发。

和所有渣男一样，万历也是个拔那什么无情的主儿，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但谁知道他20来岁正当年，精子质量也好，那一发直接让宫女怀孕了。

宫女生下来之后说这是皇子，传到了太后那里，太后找到万历：孩砸，你平时不控制也就算了，这都生下龙种了，咱可得负责啊。

和所有渣男一样，万历“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否认三连，那时候没有DNA检测，万历觉得自己一推二六五，就可以蒙混过关。

太后表示你少来这套，把日记拿上来。那本日记就是著名的《起居注》，有专门负责的官员，整天就是记录宫里发生的大事小情，皇帝今儿把哪个妃子睡了，哪个妃子怀孕了，哪个妃子犯错了，皇上被太后骂了等等。

起居注一拿出来，某年某月某日，皇上和某位宫女为爱鼓掌，时间完全对的上，所以这孩子就是你的。

这孩子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不过因为不是爱情的结晶，所以万历怎么看这个儿子怎么不顺眼，总是想把太子废了，但大臣们不同意，双方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国本之争，搞得万历后来几十年没上朝——再后来的事情，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大萌段子”了。

（清宫戏的繁荣，与清朝《起居注》的充分执行不无关系）

当然不光是历史，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日记。科学家对实验设想、过程、结果观测和记录的诉求，天然地与“日记”这种文体形式相契合，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灵感创造最具体的发源地。

比如著名的《达芬奇日记》。达芬奇习惯随身带着笔记本，将自己随时会迸发出来的想法，或者无意间路过的有趣事物记录下来，已提醒未来的自己“记得执行”或者“可以试试这么做”。传说中著名的直升飞机设计图稿，就是来自此。

后世的费曼、图灵、发现DNA双螺旋的沃森等著名的科学家，都充分借鉴了这种工作方法。包括著名的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故事，我们都能见到“日记”的影子——没有之前对一千多次实验失败结果的记录，爱迪生也不会排除掉各种不可能之后找到了钨丝。

里世界与表世界

上面说的都可以概括为“功能型日记”，其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真实、客观、详细。发生了什么，那你就如实记载，不能夹带私货，否则报导出了偏差，是要负责任的。

但在80后、90后的共同回忆里，日记毫无疑问是标准的私人物品，是专门把内心不为人知（或者是不愿意为人知）的想法或事写在其中的里世界，也因此有一条清晰地红线：永远不会拿给别人看。

这种共同记忆在影视作品里也得到过充分的表现。比如在1994年播出的《我爱我家》里，为了弄明白女儿贾圆圆到底有没有早恋（贾圆圆系1982年生人），贾志国两口子不仅要趁贾圆圆买报纸的空档期，赶紧把贾圆圆的日记找出来，还要专门等到半夜12点贾圆圆睡着后（并且还交由保姆薛小桂看守），才敢召开家庭会议公开研究日记内容。

末了，憋屈的和平还自我吐槽：“我是她妈！我干嘛还这么藏着掖着的啊！”

（全家人还张罗了这么一块家庭日记）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回忆，培养出了一代人的惯性思维：能写在日记里的，一定是真话，一定是受制于外部条件的束缚想说却不能说的真情实感。

而这个惯性思维就直接促成了开头我们描述的一幕——当学者大师们的日记在成为出版物后，不仅让读者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让不少人笃定“这才是大师们真实的一面”。

《胡适日记》可能比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更具有代表性。在网上流传的版本里，他天天打牌，偶尔会觉得自己堕落如斯、决定洗心革面，但第二天打牌“真香”。

这当然不完全是坏事。“打牌”之类的描述让人们看到了这些写在教科书里的学者也有凡人的一面，他们也会在青春岁月对异性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也会骂脏话，也会犯拖延症。

这几乎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学者更加亲切，甚至可爱了很多，也更有动力来品读他们的著作。毕竟相比起枯燥的宣读教材，人们更愿意和有血有肉的人交流。

可问题是阅读已经成为标准意义上的“高成本行为”。被新媒体小编们截取出来的《胡适日记》《清华园日记》，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日记的全本，是摸鱼口嗨的最有力支撑——“你看胡适他们不也天天这样，还不是照样成了大师？”“诸葛亮27岁前没带过兵，你凭什么要求我有经验？”——而如果看了这些日记的真正全本，你会发现这些堕落的事只是偶尔出现，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求学、参加活动、拿奖。

“里世界效应”的两面性在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游击战日记》里体现得更耐人寻味。1968年这本日记公开发表后，很快与西方世界的“嬉皮士”运动完美契合，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们的“精神圣经”，切格瓦拉本人也因此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出现在各种T恤、纹身和旗帜上。

用萨特的话来说：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但这本日记也带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在日本，参与全共斗运动的年轻人们将格瓦拉的画像贴在了他们的“活动室”里，采取暴力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的过激封锁抗争。你能够在村上龙（《69》）等经历过当年的作者笔下，找到当年的细致描述。

（不要想歪，69的意思是1969）

但也给予了人们足够的反思。比如周总理就在1971年的《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过他阅读格瓦拉日记的心得：

“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其结果是游击队员一个个牺牲了，最后他自己被杀。我国革命过去有盲动主义血的教训，有战争的失败经验教育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看日记？

其实在中国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接受过关于“日记”的系统学习——哪怕没有在日常课程中单独设置“日记”环节，日记也总能以寒暑假作业的形式出现——我小学最后两年，班里要求每天都要写日记，老师也会定期检查。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学习写日记”的日子还会让我感到生理不适。如果说别的作文还能体会到过关斩将，攻坚克难的快感，日记则纯粹是东北话中的“没屁隔了嗓子”。

毕竟每天基本就是上学放学，和小伙伴玩耍加写作业，小孩的世界就那么大，哪里有那么多可以记的事？而且，即便是心里话，谁脑子能抽风到写到一个老师要检查的日记本里？

于是大部分同学的日记都是“流水账”，稍微用心一点的同学会复述一下电影剧情，以“真是一部好电影，给了我很多启迪”结尾；或者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把里面的某一个知识复述一遍，最后说两句类似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的话。

但学习写日记，并不代表我们会看日记。或者说“如何看日记”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因为阅读是充满了主观性，每个人的经历和视角不尽相同，再加上日记本身的个性化色彩，以及社交网络时代下必然的碎片化传播，管中窥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更何况“第三者效应”告诉我们，当我们预先知晓自己的言谈举止会有第三方见证（即使这个第三方不直接与你对话），我们总会在表达之前进行“预先的自我审查”，从而让自己的言谈举止，能够推动一个良性的第三方反馈产生。

不然单纯如樱桃小丸子，上交给老师的日记，和给自己“铁瓷集美”、象征着深刻友情的交换日记，为啥是完全不同的两本呢？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太难自说自话了。

而人们对于日记的集体回忆，以及因为这些集体回忆而产生的集体惯性思维，让日记这个意涵丰富的问题太适合成为一个陷阱了。

所以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掉入这个陷阱里？

1.读日记之前，记住日记的复杂性

历史上“日记”的确时常作为有参考价值的信源，来帮助我们完成研究和思考，也的确大部分人习惯用“日记”来说说心里话，但这些并不是“放之日记皆准”的通用标准，任何写作环境上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最终的差之千里。

尤其是当“公开发表”的权利，随着互联网对于出版行业的解构，正在从金字塔尖全面下放，“日记”越来越适合成为一个有着明确功能导向的内容载体了。

2. 读日记的时候，记住作者的局限性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前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作者也是人，再有文学性再有文笔的作者，倾述也终归是为自己服务，或是完成逻辑自洽，或是寻找自我辩解，最理中客的科学家本质上也是“记录当时环境下自己的所见所得”。

3. 读日记之后，看看别人怎么说

很多时候你能够看到的一篇日记，尤其是经过社交网络广泛传播后的日记，往往是一个公共事件或一种公共情绪的代言。

毕竟偏听一家之言，往往是参与的公共事件中最危险的信号。毕竟我们很难做到“不预设立场”，也越来越难定位自己的“立场”了。（本文首发钛媒体APP）